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信仰与实践以丁玲的《杜晚香》为中心

　　摘要：晚年丁玲重写《杜晚香》的初衷是与新时期读者交流，写作和发表的一波三折折射出她在新时期的特殊处境和文学坚守‍‌‍‍‌‍‌‍‍‍‌‍‍‌‍‍‍‌‍‍‌‍‍‍‌‍‍‍‍‌‍‌‍‌‍‌‍‍‌‍‍‍‍‍‍‍‍‍‌‍‍‌‍‍‌‍‌‍‌‍。 从莎菲到杜晚香，是丁玲“一体性”“生命结构”中的文学表达，内蕴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个体实践‍‌‍‍‌‍‌‍‍‍‌‍‍‌‍‍‍‌‍‍‌‍‍‍‌‍‍‍‍‌‍‌‍‌‍‌‍‍‌‍‍‍‍‍‍‍‍‍‌‍‍‌‍‍‌‍‌‍‌‍。 《杜晚香》是一种“信仰写作”，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时期的路径和起点，是接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一次尝试‍‌‍‍‌‍‌‍‍‍‌‍‍‌‍‍‍‌‍‍‌‍‍‍‌‍‍‍‍‌‍‌‍‌‍‌‍‍‌‍‍‍‍‍‍‍‍‍‌‍‍‌‍‍‌‍‌‍‌‍。 新启蒙主义的历史叙述征用了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用“断裂性”取代了“一体性”。

　　关键词：丁玲; 新时期文学; 《杜晚香》; 女性主体; 信仰写作

　　丁玲在写作之初因创造了“莎菲”这一“‘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①，被誉为“五四的女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的“左联时期”“陕北时期”和“五十年代”也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内容。 然而，“晚年丁玲”却在文学史中消失了，洪子诚仅在“老作家的散文”一节中举例、提及了《“牛棚”小品》②。 这种现象可能源于晚年丁玲在新时期的边缘位置，以及给当时读者留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强化了文学史叙述。 如果我们从文学史重返文学现场，就会发现晚年丁玲选择了一条个性化的路径重返新时期，而起点正是《杜晚香》③。

　　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相比，有关《杜晚香》的研究很少④，而且以新启蒙主义的负面评价为主，其丰富性和重要性都被遮蔽了。 《杜晚香》是一种“信仰写作”，内蕴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个体实践，是晚年丁玲力图接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传统的重要尝试。 本文以《杜晚香》为中心，考察晚年丁玲重返新时期的路径和起点，探讨“信仰写作”和新时期文学的关系。

　　作者：原 帅

　　一 重写和发表

　　《杜晚香》最早写于1966年4月，后散失。 晚年丁玲重写《杜晚香》的初衷是与新时期读者交流。 1978年7月重写，8月底写完，立刻让家人审读。 9月9日记：“最使我高兴的是祖林来信，他对《杜晚香》一文，赞颂备至。 ”⑤10月31日记：重写了《杜晚香》八九两节，陈明仍不满意，“这几天我又日夜愁思。 我发现读者变化很大，而我的文风恐甚不合时宜。 ”⑥直到12月，陈明在北京奔走时，两人还在不断写信讨论、修改《杜晚香》。

　　回北京后，丁玲将稿子送去《人民日报》，“他们回话说，文章太长，不拟在报纸上刊用，能压缩一点最好”，“但我个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有些性格仍然难改”⑦。 5月1日回复姜德明：“《杜晚香》一稿，最近因故，尚未修改。 ”⑧之后又送去《人民文学》，“一个编辑来西郊友谊宾馆找我，我不在，她把稿子放在门口传达室，留了一张纸条，说他们的刊物准备登载，只是觉得文章结尾有点重复，是否删去一些。 ”⑨这个编辑是王扶，她的回忆是主任“让我编个理由去退稿”⑩，她有糖尿病，等了一上午，身体不适，无奈简单地写了几句套话，把稿子留在传达室。 5月16日，《十月》的苏予、刘心武来访约稿，丁玲几度“犹豫”，终于“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篇稿件来，却没有马上递给我，仍然说：‘我怕你们年轻编辑看了，觉得我这种东西老旧。 ’”11刘心武一口气读完后“于激动之中”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 5月21日，又写了第二封信，告知《十月》已决定发表，正在做插图，编辑部已有“四位同志读过，两位激赏(其中有我)，一位认为有特色，另一位年轻同志虽然觉得不太习惯，也赞成发表，您瞧，《杜晚香》毕竟是香的，我相信发表后，能赢得不少读者赞赏的。 ”126月，吴芝兰去取《杜晚香》时才得知稿子已被拿走，她赶紧向丁玲转达副主编刘剑青的叮嘱：“要是我把一篇稿子给了一个编辑部，他们未能与我面谈，只在信封背后写了几句意见就把稿子放在了传达室，我也会产生误解的。 ”13于是丁玲打电话与《十月》交涉，提出用《“牛棚”小品》交换。 紧接着《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找到刘心武家里，要求立刻带他去《十月》编辑部取回《杜晚香》。 在车上，葛洛告诉刘心武，“丁玲复出首发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实行，这是中央的指示。 ”14刚到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已经等候，他也接到了中央命令，最后稿子被两人拿走。

　　晚年丁玲渴望用作品与读者交流。 很多青年读者给她写信，直言当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消息时，情感上难以接受，直到反复读过《杜晚香》，发现她“这样爱人民，这样爱祖国”15，才从内心彻底接受了她。 这种纠结的心理生动地反映出，在历史转折时期青年人的心灵震荡和观念重塑。 而尖锐的批评更多，认为“莎菲”被驯服了，《杜晚香》是“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16，是文学的失败。 在新启蒙主义“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阐释中，晚年丁玲和《杜晚香》由此得到负面评价，进而被文学史遗忘。 然而，如果写作的“起点”完全是“政治功利”的话，那么晚年丁玲应该选择更直接、便捷的方式，如写作革命回忆录或节选长篇小说，但是她却选择了“重写”这种比较含蓄、“笨”的方式，尤其是她已经意识到“读者变化很大”、自己的文风是“老旧”“不合时宜”的; 如果重写《杜晚香》的目的完全是“政治功利”的话，那么她理应顺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的修改意见，但是她却宁可放弃，也坚持一字不改。 重写和发表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晚年丁玲的倔强，表现出她对“文学”的坚持，即对自己难改的创作“性格”、所坚守的文学观念、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充满信心。 经过学习和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早已成为一名“党员作家”。 会前，“陈云找丁玲和刘白羽谈话，提出‘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不但组织上要入党，思想上还要入党’，‘共产党人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起先锋作用’。 这些话使丁玲受到震动。 ”17对丁玲而言，“政治”和“文学”“党员”和“作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辩证的一体性关系。 于是，在新时期她一方面会以“党员”的身份发言，又因其发言“落后”于文学主潮，故被视为保守; 另一方面，她又会以“作家”的身份发言，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还常常表现出敏锐的感觉、直率的批评和包容的态度，而这些具体的、文学的话语却被文学史遮蔽了，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无论是在1950年代给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讲课，还是在1980年代向文学爱好者谈创作，丁玲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是一致的，她始终认为“对于作品应有很严格的政治要求，而这个作品又是用最高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 如果艺术性不高，政治思想再好，也还是宣传品，是教科书。 ”18因此，只有回到具体的语境和“丁玲的逻辑”，才能正确理解晚年丁玲的心灵、写作以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

　　二 从莎菲到杜晚香

　　反思新启蒙主义的局限，贺桂梅提出了“作家的革命现实实践、主体人格的塑造及其文学创作形式”是一种动态的“一体性内在精神结构。 ”19“梦珂”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隐喻了丁玲的文学“原点”，即表现女性主体的成长。 莎菲大胆地追求爱情，却发现凌吉士“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20，陷入了灵肉分裂的痛苦。 梦珂勇敢地冲出家庭，不甘心做“家庭的玩偶”，却沦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商品，女性的私人经验被制度化地观看、消费。 五四式的个人解放已经到头了，预示了丁玲的“左转”，只有走向“十字街头”，才能摆脱“室内”所携带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 只有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然而，从“室内”走向“十字街头”是相当艰难的，丁玲自陈，她多次进入工人家属区，却遭到对方的警惕和敌意; 她搜集有关难民的材料，但是在写作时调动的仍是对故乡的记忆和想象。 这反映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局限，作家们在情感上无法靠近工农大众，文学无法实现“大众化”，只能延续“室内硬写”，这种写作惯性折射出上海的城市空间和现代的生产机制。 于是，写作惯性的打破、左翼文学的发展有待更深广的社会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丁玲逃离南京、奔向陕北具有文学的必然性。

　　抗战全面爆发和陕甘宁边区成立产生出新的革命实践和新的社会空间，“‘流动’的主体”和新的文学形式正在形成。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去延安”的故事，《在医院中》讲述了“在延安”的故事。 丁玲在与“去延安”的女性知识青年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于是她想塑造一个“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的形象来“说服与鼓励她们”，在写作中“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 ”21丁玲思考、表现的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女性主体成长所面临的新问题。 延安的“医院”不是“铁屋子”，而是“被乡村所包围的现代性空间”22，陆萍不是“在延安”时才生病，而是从上海“去延安”的路上就已经病了。 陆萍“病”的隐喻，不是单向的“压抑/反抗”，而是双向的：既批判医院工作人员的精神麻木，又理解被敌人封锁、物资匮乏、缺乏科学的无奈; 既肯定陆萍的负责任、讲真话、敢斗争，又批评她的主观主义。 小说的结尾表达了“丁玲的逻辑”：“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 人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 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23丁玲清醒地认识到女性主体成长的艰难性。 社会主义革命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内心世界，丁玲一方面提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我们需要杂文”24，另一方面“勉励”女性“得首先强己”“下吃苦的决心”25。

　　经过学习和践行《讲话》，丁玲的情感和文风发生了变化，关注的对象从“去延安”的女性知识青年、农村妇女干部转移到“落后的”“老百姓妇女”，从《夜》到一份三千多字的长篇小说残稿反映了这一过程。 在残稿中，丁玲明显表现出对“最聪明最妖媚”、有着“招人的神光”26的妇联主任张桂云的厌恶，她依靠民主政权实现了个人解放，正在闹离婚，但是对妇女工作却没有热情。 丁玲提出了女性解放的新任务：“以‘进步’为名被选出来的妇女能人，需以合适的方式再还原到‘老百姓妇女’中去，她们的工作和表现，不能只为凸显自我的价值，还要能带动整体的活力”27，这项任务是由杜晚香完成的。

　　杜晚香的原型是邓婉荣。 1964年5月丁玲从汤原农场调到宝泉岭农场，协助邓婉荣从事家属工作，两人关系日渐亲密。 杜晚香从“老百姓妇女”到“妇女干部”的“成长史”非常经典：幼年丧母、继母虐待、土改被工作组动员而翻身。 无爱的家庭磨练出杜晚香坚强的求生意志，“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28，而党的教育使她自觉到生存的价值：“她觉得能为更多的人做事比为一家人做事更高兴。 ”29当丈夫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家后，“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言语的神圣关系的人。 ”30超越“家庭”的新的共同体意识形成了。 杜晚香的成长被称为“‘妈妈’回来了”，这不仅仅是一种革命修辞，更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党组织不仅教给她革命的道理，还填补了她情感的缺失。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信仰内蕴着情感的慰藉，“形成了女性以身心高度统一的方式皈依革命的模式”31。 这种模式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共产党员的爱情是伟大而动人的，在她们身上，爱情和信仰是融合在一起的，丁玲就是在丈夫胡也频牺牲后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奔向延安。 从这个角度看，既是“思想改造”，也是“情感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得知丁玲“能够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后“很高兴”32的原因。 更有意味的，是女性干部启蒙了杜晚香，这既避免了革命被爱情消解的危险，又证明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它实现了女性的自我启蒙。

　　1958年，邓婉荣放弃了“干部”公职，随丈夫杜奎转业到了北大荒。 她所在的二分厂七队“从一九五三年垦荒建队以来，打了十一年硬仗，年年盈利”33。 小说描写了两种“劳动”，一是经济的，即机械化农业生产，二是伦理的，即“无私”的品质。 李桂是拖拉机手，而杜晚香从事的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如脱粒、翻晒，和家属工作，如打扫公共卫生、帮助邻居解决生活困难。 劳动“分工”暗示了女性主体的成长仍有提升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杜晚香组织家属自筹自建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张桂云未竟的动员“老百姓妇女”的使命。 “那时我帮助她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她就认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34; “三年困难时期”，杜晚香将捡来的麦粒全部交公，引发公婆的不满，但她依然耐心地说服并以身作则、感召了群众。 由此可见，杜晚香是“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培育出来的新人”35。 杜晚香的身体是“瘦弱”的，精神是“沉静”的，是一种内蕴着强大主体力量的“沉静”。 她继续殷勤地侍奉公婆、“尊敬和爱慕”自己的丈夫，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晚年丁玲女性主体蜕化的表现，然而“与之前女性小说中的女劳动模范往往被叠加上类似于果断强悍、雷厉风行等更具有男性领导力气质的处理不同，小说突出了杜晚香温和沉静的一面，暗示了传统女性气质在新社会依然有和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转化的空间。 ”36

　　奖励“劳模”的目的是教育群众，杜晚香过去的演讲稿都是同志们“翻阅报纸、杂志、文件，翻阅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后精心写成的，“可是杜晚香总觉得那些漂亮话不是她自己讲的。 而是她在讲别人的话”。 于是，杜晚香决定“用自己的语言来讲”37。 “自己的语言”内蕴着朴素的感情、真诚的信仰和自由的意志，这也是丁玲想说的“自己的语言”：共产主义是自己历经磨难、自由选择的信仰，无怨无悔; 新时期历史反思的目的是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莎菲式向内的个人主义是脆弱的，但陆萍式‘在艰苦中生长’的主体却是坚韧的。 这种主体哲学的终点形态，就是那个卑微而强大的杜晚香”，因为她“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 至此，革命者终于可以超越革命体制而独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 ”38从莎菲到杜晚香，晚年丁玲完成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动人而深刻的心灵书写。

　　三 新时期的信仰写作

　　1946年7、8月间，丁玲在张家口周边的怀来、涿鹿参加土改时收到了冯雪峰的回信。 “读了你大略说你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冯谈了自己的感想：一是丁玲“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经历了“长期的磨练”，她的“心情”变了，但是“性格”没变，直到晚年“有些性格仍然难改”; 二是丁玲的生命状态臻于成熟，是内蕴着“深广”“沉着”“坚毅”“明快”的“平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这就是“杜晚香”; 三是可以“开始真的写作”“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39，这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冯雪峰是丁玲一生的知己，对其人其文看得非常准确‍‌‍‍‌‍‌‍‍‍‌‍‍‌‍‍‍‌‍‍‌‍‍‍‌‍‍‍‍‌‍‌‍‌‍‌‍‍‌‍‍‍‍‍‍‍‍‍‌‍‍‌‍‍‌‍‌‍‌‍。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两人的通信具有预言性，即丁玲所写的“一本书”将要开启当代文学。 从莎菲到杜晚香、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一体性”的，这就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时期文学的独特路径，作为“起点”的《杜晚香》接续的正是她在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成熟状态。

　　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也能理解丁玲。 1980年，北大荒农场的高大钧、王桂林相继来访，丁玲开门见山地问他们如何看待历史，两人的反思都表现出共产党员超越个人利害的“无私”品质，丁玲十分满意，表示“我们有共同语言”。 1984年5月21日，王桂林、郭力再次来访。 王桂林谈起儿时曾跳过“丁玲舞”，但丁玲没有印象，年近六十、平时严肃的王桂林竟激动地边唱边跳起来，“陈明不觉地拍手伴奏，丁玲也兴奋得坐不住了，起身伴随着王桂林比划着。 ”40丁玲回忆，这个舞蹈是温涛创作的，因旋律模拟“叮呤呤”，故取名为“叮呤舞”，西战团的儿童队跳过，后被讹传为“丁玲舞”。 历史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还凝结了个体的生命体验，相同的经验能产生相同的历史认知和情感认同。

　　而对于那些缺乏相同经验、更年轻的读者而言，想要理解丁玲是困难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张凤珠来访，她不理解文中丁玲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和深厚感情。 “当时丁玲同志批评我，说‘蒋祖慧这么说，我骂了她一顿，没想到你经过了二十多年，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 ”后来她才渐渐理解了，“她那时讲共产主义是她少年时经历很多挫折才找到的真理，这一生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变化。 ”41郭力代表《北大荒文学》向丁玲约稿，把《风雪人间》说成了《风雪地狱》，惹得丁玲很不高兴。 蒋祖慧、张凤珠的“不理解”，郭力的“口误”，这些都折射出晚年丁玲与新启蒙主义的错位。 在《“牛棚”小品》中，无论是丁玲偷偷从“窗后”踮脚远望陈明的身影，还是陈明传递“书简”的鼓励、“别离”时的叮嘱，这些动人的细节都符合“伤痕文学”的规范，即苦难叙事和爱情描写，因此获得了“《十月》文学奖”。 然而，丁玲对“苦难”的表现是有节制的，“我的经历可以使人哭哭啼啼，但我不哭哭啼啼。 这样的作品可以偶然写一篇，但不想多写。 我还是要努力写《杜晚香》式的作品，尽管有些人不喜欢。 ”42她在授奖大会上公开表示：“我反复思量，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 ”43《“牛棚”小品》获奖，而《杜晚香》“有些人不喜欢”，晚年丁玲再次做出选择，她没有迎合文学潮流，而是倔强地将《杜晚香》作为写作的方向; 她宁可被边缘化，也要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心灵真实。

　　经验的差异导致观念的差异，历史叙事只有成功调动集体记忆，才能获得合法性。 对于年轻一代，当他们正在形成自我认知的关键时刻，历史发生了多次转折，他们的生命体验充满了“断裂”感，因此更容易接受“断裂性”的历史叙事。 而对于丁玲这一代革命者，个人与社会主义革命紧紧缠绕，他们自由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并在革命实践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形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即“一个共产党员要挨得起冤枉”44; 在困境中，“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但仍要“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 ”45方法是“到生活底层去! 到人民中间去! ”46支撑丁玲活下去的，一是陈明的爱情，二是质朴的群众，而最重要的是长期的革命实践、坚贞的革命信仰、成熟的女性主体和强大的生命力量。 对于丁玲而言，外面纵有“风雪”，但内心依旧“人间”。 从莎菲到杜晚香，丁玲的“生命结构”是“一体性”的：她“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而写作的”47，她的“生命结构”在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已臻于成熟，于是她重返新时期的路径是接续自己的四十年代，起点是内蕴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杜晚香》。 丁玲是一名“党员作家”，《杜晚香》既是一种“信仰写作”，又是一种“心灵写作”，她想以真诚的信仰和真实的心灵与新时期读者进行交流。 而她的处境与《杜晚香》的评价折射出作家代际的更替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即来自“老解放区”“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起来的老作家”48被新时期文学边缘化了。 新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叙事征用了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用“断裂性”取代了“一体性”。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起点”和“方向”的《杜晚香》不仅是一代革命者集体的心灵史，也是一次接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尝试。 重读《杜晚香》，既是理解丁玲的信仰和心灵，也是尝试建构一种具有层次性、动态性、整体性的文学史叙事。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③从发表时间看，晚年丁玲的第一篇文章是《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载《汾水》1979年第3期)，《“牛棚”小品》(载《十月》第2期)也早于《杜晚香》(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但是从写作时间、初衷和方向看，《杜晚香》才是真正的“起点”。

　　④重要研究论文包括：张炯《从莎菲到杜晚香——论丁玲同志的创作》(《新文学论丛》1981年4期)、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文教资料》2007年36期)、王文津《政治语境难以压服的个体自觉——从〈杜晚香〉看“十七年”时期的丁玲》(《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第十一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美皆《〈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期)、《异己的环境中，主体何为——再论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杜晚香〉》(《文艺研究》2013年7期)等。

　　⑤⑥⑧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页，499页，第527页。

　　⑦⑨ 34 35 43丁玲：《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第297页，第264页，第297页，第299页。

　　⑩王扶：《我为丁玲〈杜晚香〉的迟发背黑锅》，《北京青年报》2013年9月2日。

　　11 14刘心武：《丁玲复出首发〈杜晚香〉》，《新民晚报》2009年4月1日。

　　12王中忱：《作家生活史与文学史的交集——从几封作家书简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13吴芝兰：《难以忘却的记忆——记丁玲〈杜晚香〉发表及其他》，《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15 18 32 42 44 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第218页，第262页，第292页，第66页。

　　16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文教资料》2007年第36期。

　　17 26 39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第337页，第352-353页。

　　19 47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20丁玲：《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21王增如、李向东：《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书城》2007年第11期。

　　22张慧瑜：《“谁”在“医院”中——重读丁玲的〈在医院中〉》，《青春》2012年第8期。

　　23丁玲：《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24 25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第62-63页‍‌‍‍‌‍‌‍‍‍‌‍‍‌‍‍‍‌‍‍‌‍‍‍‌‍‍‍‍‌‍‌‍‌‍‌‍‍‌‍‍‍‍‍‍‍‍‍‌‍‍‌‍‍‌‍‌‍‌‍。

　　27冷嘉：《战争、家园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

　　28 29 30 37丁玲：《杜晚香》，《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31 36董丽敏：《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1949-1980年间的中国女性小说》，《名作欣赏》2020年第11期。

　　33周济、费加：《打了十一年硬仗的红七队》，《中国农垦》1964年第4期。

　　38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第5期。

　　40郭力：《丁玲，她悄悄地又回北大荒探亲了》，《丁玲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41涂绍钧：《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纪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5丁玲：《“牛棚”小品》，《十月》1979年第2期。

　　46丁玲：《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48王增如：《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