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逻辑辩才《齐桓晋文之事》的说理生命

　　《齐桓晋文之事》的教学只是把握孟子“譬喻论证”的言语形式秘妙还不足以揭示这篇文本的生命形式‍‌‍‍‌‍‌‍‍‍‌‍‍‌‍‍‍‌‍‍‌‍‍‍‌‍‍‍‍‌‍‌‍‌‍‌‍‍‌‍‍‍‍‍‍‍‍‍‌‍‍‌‍‍‌‍‌‍‌‍。 一切还需“返自然”“归本源”，从孟子的说理开始‍‌‍‍‌‍‌‍‍‍‌‍‍‌‍‍‍‌‍‍‌‍‍‍‌‍‍‍‍‌‍‌‍‌‍‌‍‍‌‍‍‍‍‍‍‍‍‍‌‍‍‌‍‍‌‍‌‍‌‍。 孟子为了要劝说好战的齐宣王实行王道，宣扬自己的学说，在朝堂上要做的就是告诉齐宣王要去实行王道。 可这对于正在全面进攻燕国的齐宣王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困难体现在文章一开始齐宣王迫不及待地询问“齐桓晋文之事”。 一个对春秋五霸称王称霸感兴趣的君王，孟子决不能开门见山地“说教”齐宣王实行王道。 然而孟子却能让征战杀伐果决的齐宣王回应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 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 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正是因为有着文道统一的说理生命，“文”即精妙而缜密的论证艺术，具体表现为整体论证逻辑和局部论证模式; “道”即深邃而有力的论证哲理，具体表现为核心论证思想。

　　一、合道：整体论证逻辑

　　《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的说理有贯彻始终的逻辑思路，亦可称之为文脉。 作为整体的论证逻辑，孟子有清楚的说理目标，即逻辑终点。 正是在终极目标的引领下，这篇文章中的逻辑思路才会呈现出清晰、缜密的特点。

　　(一)可不可

　　孟子以“可不可”这个焦点出发，来论证齐宣王是有实行王道的条件——“不忍之心”。 这个逻辑起点是科学的，论证一个人能否做好一件事，其前提必须是这个人自身有条件可以去做。 孟子作为客卿要在这场朝堂之会上宣扬自己“王道”的主张，他并没有直接不厌其烦地论述“王道”的好处，而是从对方本身具有的条件出发论及“王道”之可行。 在这一部分，孟子抓住“不忍之心”作为人的四个善端之一的“恻隐之心”是行王道的人格基础来论辩齐宣王是有条件可以行王道的。

　　(二)能不能

　　基于“可不可”的层面，孟子已经论证清楚齐宣王是有行王道的条件，但一个人有条件做一件事，并不代表他真的可以做好这件事。 于此，孟子便从“能不能”这个焦点，将其与“为不为”进行比较，通过譬喻的方式证明了行王道“是折枝之类也”，即能去做的事情，而行王道所要做的就是“推恩”，以此来论证齐宣王是有能力去实行王道的。 这也暗示了齐宣王，行王道是对齐宣王来说有能力做的事情，如果不去做，也只能说明齐宣王不想做。 而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孟子却以“请王度之! ”作结，将“能”行王道的认识烙进齐宣王的心中。

　　(三)行不行

　　实行王道对于齐宣王来说，是有条件的，也是有能力去做的，这还不够完全打动与说服一个人。 如果称王可以通过实行霸道来实现，那即便是齐宣王有条件又有能力去实行王道，那这也是无法真正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而行王道的。 基于这个核心矛盾，孟子便从“行不行”的焦点，以“楚邱之战”譬喻的方式论证了行霸道之危害与行王道之益处来分辨出霸道治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王道才可以真正称王。

　　(四)如何行

　　从“可不可”出发，论证了齐宣王有行王道的条件，在“能不能”的层面分析，论证了齐宣王是有能力行王道的，而在“行不行”的层面，孟子从各方面论证了霸道之路行不通，而王道之路才是行之有效的称王之路。 基于这三层的论证，才得以真正说服齐宣王行王道，而且达到的效果不是“说教”后勉为其难的反应，而是“教化”后心悦诚服的改变，以至于齐宣王说到：“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 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孟子顺势开始“如何行”王道论述，以具体的王道治国举措来劝说齐宣王。

　　四个逻辑焦点，构成了孟子劝说齐宣王行王道的整体逻辑思路，也是这篇文章的文脉所在。 如此论述，也就做到了这样一系列的论证。 先是论证了齐宣王是可以行王道的，而且是有能力行王道的，除非你不想去做。 接着提及齐宣王的追求是靠战争无法实现的，反而会有危害，而行王道却可以称王。 最后基于齐宣王的困惑，提出具体的行王道的举措。 四个层面环环相扣，一层接一层，直到最后将行王道呼之欲出，让齐宣王不得不去行王道。 然而，在四个层面中，前三层所做的铺垫是艰难而可贵的，其中的说理智慧还不仅在于整体的逻辑框架，更在于微观的说理技巧与论证模式。

　　二、依道：局部论证模式

　　前三个论证部分——“可不可”“能不能”“行不行”，孟子在局部论证中体现出了三种说理技巧，即避而不答，转移话题; 建构联系，衔接论证; 以物类比，诱敌深入。

　　(一)避而不答，转移话题

　　在“可不可”部分，齐宣王欲听齐桓晋文称霸之事，以期获得行霸道而王的方法。 孟子却佯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而事实是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1]“晋文公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狡诈。 ”[2]此类讨论不绝于孔子和后世文书典籍中。 孟子此举，避而不答，不去正面讨论齐桓晋文称霸之事，也就断了行霸道的讨论，从而巧妙而自然地转入自己行王道的主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在这种绝对而肯定的说理中，激发了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 而在“能不能”部分，孟子面对齐宣王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也是避而不答，转向齐宣王举出“举百钧”和“举一羽”，“察秋毫”和“见舆薪”的例子。 通过答非所问，孟子巧妙地转入对齐宣王有没有能力行王道的论证。

　　(二)建构联系，衔接论证

　　在“可不可”部分，面对齐宣王怀疑自己是否可以行王道，孟子所做的是寻找证据。 齐宣王征战杀伐，从他的政治作为中并无法找到相契合的论据。 孟子便从齐宣王“以羊换牛”的生活小事出发，分析这其中齐宣王具备行王道的自身条件。 齐宣王不忍牛“无罪而就死地”，便以羊换牛，百姓却误解齐宣王吝啬。 因为齐宣王以羊换牛之事的表象是“以小易大”，作为大多数人的百姓只能见事情的表象罢了‍‌‍‍‌‍‌‍‍‍‌‍‍‌‍‍‍‌‍‍‌‍‍‍‌‍‍‍‍‌‍‌‍‌‍‌‍‍‌‍‍‍‍‍‍‍‍‍‌‍‍‌‍‍‌‍‌‍‌‍。 而实际上，齐宣王是因为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在于是否“见闻”。 孟子见到了，是因为在他的人性观中有关于“恻隐之心”的看法。 孟子也正是如此，将齐宣王的日常之事与“恻隐之心”的人性学说联系，并与行王道构建起关联，促使对方不得不相信，毕竟这是一件具有对方认可前提的事情，可谓“圈套”。

　　(三)以物类比，诱敌深入

　　在“可不可”部分，孟子在揭示齐宣王具有不忍之心后并没有着急叙述仁政，而是继续将这个现象类比其他的生活现象，进一步让齐宣王相信自己。 孟子举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厨房多生杀血腥，这也似乎在暗示齐宣王，如果作为一个君子，就不要征战杀伐。 同时，在“能不能”部分，孟子用“举百钧”和“举一羽”，“察秋毫”和“见舆薪”的例子浅显而生活化地引出一个人有能力做但不做的现象。 这个假设性例子的意义在于，先营造了一个属于对方的真实的心理，和之前的从齐宣王自己的生活事例出发一样，孟子要达到一种这本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让对方自己相信的效果。

　　而面对齐宣王的追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孟子继续以物类比，将“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做出对比，巧妙地比较出“不能”和“不为”的区别。 而在“行不行”中，孟子指出行霸道的危害，将其喻成“缘木求鱼”，并强调行霸道比缘木求鱼更严重的是“必有后灾”。 当齐宣王不能明白霸道之“后灾”时，孟子继续譬喻，以“邹人与楚人战”来演示出行霸道将会与天下为敌的结果。 凡此种种，孟子在其各部分的论述中穿插“以物类比”，达到了诱敌深入的论证效果。

　　三、得道：核心论证思想

　　虽然有缜密的逻辑说理，但孟子这场成功的劝说还在于其思想之深刻——孟子所倡导两种儒家理论，即人性本善说和仁政说。 正是有了“道”的精神内容，这场说理才具有了生命形态。

　　(一)不忍之象与恻隐之心

　　孟子所言齐宣王和君子的“不忍”，实际上是“恻隐之心”的表象。 《孟子·告子上》中说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所言人的四个善端，其首的便是恻隐之心，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现象或个体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的人性规律。

　　人类天生就拥有爱人的良知，即恻隐之心。 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不忍心见其已故亲人之尸首烂死路边被野狗攫食而安葬亡者。 这种不忍之心是符合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现象也被孟子关注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这两个案例分别指向尊老和爱幼，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会懂得如此良知，并非后天的教育，而是天生由来，即人性本善。 既如此，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的显现，而孟子也正是基于这个学理出发，寻觅到齐宣王“以羊换牛”所体现的恻隐之心的表象，进而论证了齐宣王是有条件行王道的。

　　(二)恒产与仁政

　　“制民以恒产”是孟子仁政学说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反映。 保民的前提在于安养百姓，让百姓的生存需要得到保障。 孟子将士和百姓进行对比，士可以做到没有“恒产”但“恒心”，可是百姓只是普通人，做不到。 没有“恒心”也无法遵守礼仪，进而就会犯罪。 现实情况是，君王就会去处罚犯罪的百姓，从这种角度看，百姓可谓冤枉，这是君王在陷害百姓。 基于此，孟子得出结论，英明君王是会从“恒产”出发安养百姓的。 让百姓有固定的产业，这样可以养活父母妻儿，丰年荒年都能活下来。 以此为基础，让百姓向善，这样百姓就会跟着君王走。

　　接着，孟子联系齐宣王的实际情况，齐宣王也有“制民之产”，但是结果都是相反的，礼义更是没有。 孟子反问到齐宣王，要是想行王道，就要回到问题的根本上。 田宅桑畜和礼义庠序的具体措施，就是在行王道。 孟子的保民而王的具体措施在“制民之产”，其实是落实在“民为本”的核心理念上。 从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出发，逐步增加其论辩内容。

　　孟子在春秋大争之世，没有以雄辩之才迎合好战君王，巧费心思劝行王道，其中所折射的是作为“士”阶层所独有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感，这也正是孟子所言之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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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所体现的说理生命在文道统一中实现了言语生命的存在。 整体的论辩逻辑，即“可不可”“能不能”“行不行”和“如何行”，这在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论证思路。 而局部论证中，避而不答，转移话题，有着强烈的对手意识，抓住对方的心理需求。 建构联系，衔接论证，紧紧扣住论证中心。 以物类比，诱敌深入，其中的“圈套法”，让对方陷入其中，掌握了话语权。 而这些言语形式的背后是言语内容的强大理论支撑，即人性本善说和仁政说，更有一股来自“士”人的浩然正气作为生命源泉的滋养。 文以载道，文道并行，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尚且如此，教师在说理散文教学中秉承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的文道合一，方能合道，依道，乃至得道。

　　参考文献：

　　[1]林定川编撰.孔子语录[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272.

　　[2]郭穆庸主编.四书经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475.

　　[3]陶新华译.四书五经全译2[M].北京：线装书局，2016.249.

　　[4]李修生，朱安群主编.四书五经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76.

　　作者：上官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