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电影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的内在理路

　　【摘要】电影作为承载中国梦想、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始终在以丰富生动的内容与形式传达着主流意识形态与观念价值‍‌‍‍‌‍‌‍‍‍‌‍‍‌‍‍‍‌‍‍‌‍‍‍‌‍‍‍‍‌‍‌‍‌‍‌‍‍‌‍‍‍‍‍‍‍‍‍‌‍‍‌‍‍‌‍‌‍‌‍。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被提出以来，数十年间，主旋律电影以宏大叙事建构着国人的国族认同与家国情怀，却同时也面临着市场表现欠佳的窘境‍‌‍‍‌‍‌‍‍‍‌‍‍‌‍‍‍‌‍‍‌‍‍‍‌‍‍‍‍‌‍‌‍‌‍‌‍‍‌‍‍‍‍‍‍‍‍‍‌‍‍‌‍‍‌‍‌‍‌‍。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整体产业化水平的日渐成熟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主旋律电影开始了自身的转型与创新，逐步从主旋律影片转化为新主流电影。 在商业类型、剧作主题、视听呈现、文化视野等方面，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实现传承、突破与创新。 新时代，电影创作始终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中，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新主流电影始终在为走向更多元的文化与最广大的人民，做着自身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　新主流电影　类型创作　大众文化　青年文化

　　电影作为承载中国梦想、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始终在以丰富生动的内容与形式传达着主流意识形态与观念价值。 1949年至1987年间大量问世的红色题材电影，可以称为主旋律电影的前身。 中国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严肃的政治职能，缺乏一定的艺术主体性。 尤以十七年电影为代表，这一阶段创作的电影大多以革命题材为主，重点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工农阶级的压迫以及工农阶级的反抗，如《红色娘子军》《上甘岭》《英雄儿女》《董存瑞》《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等，其目的在于以电影阐释底层民众革命的神圣性，树立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1]

　　1987年，时任中国广电总局局长滕进贤提出“主旋律”一词，“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上大批武打片、侦破片等商业片热潮”[2]及抵抗好莱坞商业片的冲击，鼓励电影人进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主旋律影片：《巍巍昆仑》(1988年)、《彭大将军》(1988年)、《开国大典》(1989年)、《焦裕禄》(1990年)、《大决战 1：辽沈战役》(1991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年)、《周恩来外交风云》(1997年)等，这些歌颂英雄人物、回顾光荣历史、承载家国想象的经典电影，均在这一阶段相继问世。

　　当时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层面，以宏大的叙事建构着国人的国族认同与家国情怀，同时塑造了几代人熟知的英雄形象; 在功能层面，因此类影片更强调宣教职能，所以偏重以固定的题材、“高大全”的人物典范来进行模式化的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光彩。 由此看来，新世纪以前的主旋律电影，总处于商业票房与艺术品质之间似乎难以调和的紧张局面中。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电影整体产业化水平的日渐成熟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电影开始了自身的转型与创新。 《紧急迫降》(2000年)、《云水谣》(2006年)、《集结号》(2007年)、《十月围城》(2009年)等影片都在21世纪之初的前十年陆续登陆大银幕，新主流电影开始在输出正确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逐步满足广大观众的人文诉求与情感期许。

　　如《紧急迫降》以灾难片与动作片的结合作为创作模式，《云水谣》将青年男女的隐秘爱情置于政治叙事之中，《集结号》有意减少战争场面，而将更多篇幅集中于个体生命意识的展示，试图探讨战争给幸存者留下的身心创伤等。 这些影片将主旋律话语与类型创作、个体情感、生命价值等主题进行了良好结合，通过对主流内涵的扩充来丰富影片的叙事空间，继而拓展市场空间。

　　近十年来，新主流电影更是在承载社会主流价值的同时，持续在类型选择、题材范围、表现形式、文化视野等多个层面进行着积极创新。 从《建国大业》引领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 “三建”系列开始，到雄踞中国票房榜首与前列的《战狼2》《流浪地球》，再到中国香港导演领衔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以及两次在国庆档成为最大赢家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些新主流电影或是外向型、重工业型，在革命战役、热血打斗中强化国族力量; 或是使人民的个体梦想与时代命运发生共振，以观照小人物来审视大时代; 或在瑰丽的想象中传递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引发无数青年人的热捧。

　　尤其是2020年电影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突然“爆冷”，影院恢复放映之后，新主流电影无疑成为2020年的票房主力军。 其中，《八佰》(票房31亿)、《我和我的家乡》(28 亿)、《金刚川》(11亿)、《夺冠》(8亿)、《紧急救援》(4亿)、《一点就到家》(3亿) 这六部电影就贡献了高于84亿元的总票房佳绩，占据2020全年总票房的1/2。 [3]越来越多的新主流电影取得了广泛的观众认同，离不开影片传递的精神价值愈发贴近人民，视野格局愈发开放包容。

　　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后者对前者的锐意创新，实现了良好的票房收获与受众欢迎。 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类型创作上，新主流电影广泛融入多种类型范式，以商业类型化的实践不断拓展着自身对于主旋律的书写视野; 在表现内容上，从“外向型大片”到“民生型小片”，新主流电影将关注主题从国家、时代不断扩展到乡村、家园、个人，美学上不断丰富青年时代性，文化上尽力满足包括国家主流文化、市民平民文化、青年文化等多元消费需求，达成文化消费的共同体美学趋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新时代的影视创作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中，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而新主流电影的广阔前景，恰是因为其不断努力吸纳着多元文化与多种受众的审美兴趣，始终为走向更多元的文化与最广大的人民，做着不懈努力。

　　一、主旋律影片到新主流电影：历史书写与发展嬗变

　　从历史视角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电影从宣传并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工具，到主动承载主流价值的优秀艺术作品，依靠的既是创作者在艺术理念与创作思想层面不断开放视野、求新求变的尝试与努力，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深化的市场化趋势和愈发宽容的社会文化语境。

　　在主旋律电影诞生至改革开放前这一较长时间的发展阶段中，中国主旋律影片“拥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和政治叙事定位——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为呈现对象，在艺术创作上首要目标是凸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重点强调宣教功能”。 [4]这一阶段的电影通常以超越个体的宏大叙事承载着主旋律价值与观念，职能层面重在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建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与时代话语。

　　题材创作层面，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延续着十七年时期的社会政治语境与艺术表达方式，偏好在历史、战争等题材中塑造英雄形象，树立时代典范，传递主流价值。 然而此类作品同样存在弊端，模式化的叙事、“直白的宣教和‘道德神化’的英模人物解构了作为文艺作品应有的艺术魅力”。 [5]随着观众观影经验的丰富与生活条件的向好转变，对于更加多元的艺术作品的文化诉求与过于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创作趋向之间的矛盾显现，传播效果亦大不如前。

　　1987年3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作为代表提出“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电影主张，同时阐发了主旋律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强化了表现正在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这个主旋律; 二是强调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 ”[6]其后，大量取材于真实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英雄模范片如《焦裕禄》《孔繁森》，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等相继出现，对于主流正面的、精神标杆式的人物与故事进行仰视视角的回顾与描摹，成为那一阶段中国电影在意识形态上主动靠近的一种创作趋向。

　　然而这类作品往往在确保政治导向正确的形态输出之余，缺乏对故事结构、剧作设置、人物情感、百姓生活等方面的多样诠释与生动刻画，作为艺术层面的电影作品缺乏丰富性与灵动感。 于是导致受众观影的主观积极性降低，票房市场直接呈现出对主旋律电影的排斥。 “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电影主张在实践过程中，对于多样化的提倡也往往隐于对主旋律的强化背后。 “高大全”的人物、不接地气的剧作与广大群众直接面对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无意中形成了隔阂，对大众文化的忽视与创作类型的贫乏，更将大量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排除在影院之外。

　　在商业市场方面，主旋律电影也常面临着票房不尽如人意的窘境。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20世纪90年代，经典主旋律电影如《巍巍昆仑》(1988年)、《彭大将军》(1988年)、《开国大典》(1989年)、《焦裕禄》(1990年)票房并未取得过大的成功，直到1999年，中国内地全年电影票房亦不足十亿。 在国内电影产业模式尚未成熟的时期，加之开始受到西方大片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击，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成绩并不乐观。

　　如同有学者指出：“无需避讳一些时候社会对于主旋律电影形成了一种偏见，而一旦主旋律主题旗帜下的相当多的电影，不能通过呈现出它独特的内容以捕捉大众的心怀和吸引大众的眼球，并且有很好的艺术表现，就会真的变成了似乎偏离于主流市场而只能在口舌上自得其乐的一种教科书式的影像。 ”[7]

　　虽然有着积极主流的价值观念，但过于庄严肃穆的风格、“高大全”“伟光正”式的人物、比较生硬单调的意识形态传输，都令主旋律电影没有真正获得最大多数观众的青睐。 若想收获观众认可与市场佳绩，就必须从自身出发求新求变。 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引发观众热议的新主流电影，在截至2021年5月的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前十五名之中占据七席，票房合计逾260亿元。 ①新主流电影取得如此良好的成绩，正是主旋律电影不断发展，实现突破与创新的结果。

　　如今我们并不陌生的新主流影片这一概念，其最早由评论家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2000年：新主流电影的真正起点》等文章中提出‍‌‍‍‌‍‌‍‍‍‌‍‍‌‍‍‍‌‍‍‌‍‍‍‌‍‍‍‍‌‍‌‍‌‍‌‍‍‌‍‍‍‍‍‍‍‍‍‌‍‍‌‍‍‌‍‌‍‌‍。 ②马宁在文中写道：“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电影，以电影节为转移的影片，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种合适演变途径。 ”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是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内容与思想内涵的一种承袭与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本中国电影呈现的“三分天下”格局逐渐发生改变。

　　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这三个原本被学界划分并采用的独立电影类别，随着市场运作商业化、艺术创作类型化、生产制作工业化等进程，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趋向。 主流价值观念开始自觉融入美学、商业与工业三者合流的电影创作之中，新主流电影这一术语也逐渐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与热烈探讨。

　　笔者曾指出，“‘新主流电影大片’一般属于投资成本较高、制作规模较大、明星较多、奇观场面较为宏阔，常以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红色经典，或以塑造国家形象、表达集体主义精神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为蓝本，旨在塑造打动人心、凝聚国族意识的人物形象、中国形象，正面或侧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气派和中国风度”; [8]贾磊磊认为中国主流电影应“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 [9]饶曙光提倡“当下中国的主流电影一方面必须‘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必须要适应‘电影产业化’ ”。 [10]

　　张燕认为“新主流电影应该涵盖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三个维度”。 [11]从学术理论到创作实践，新世纪尤其是近10年以来的新主流电影逐渐从此前主旋律电影的固定程式与宣发范式中成功转型，探索出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符合当前市场规律的新样貌。 既积极承载主流文化价值、参与文化软实力建构，同时体现出创作类型化、视野开放化、运作市场化、制作工业化、传播多样化等新时期特征。

　　以2009年《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三建”系列开启了新主流大片的新时期，到其后一举夺得内地票房榜首的《战狼2》，林超贤独特风格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刻画平民英雄的《攀登者》《中国机长》以及以普通人视角作为切入点，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历程的共振引发观众共鸣，取得口碑与票房双重好评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新主流电影无疑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

　　在共性方面，这些影片都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刻画中国人物、构建中国形象来传递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市场化的运作原则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票房收益。 而在个性层面，新主流电影既有“外向型大片”，也有“内向化小片”; 既有宏大国族主题的激情抒发，也有平民意识与真实情感的细腻表达。 可以说，如今的新主流电影不仅是主旋律电影的承袭与延展，而且是有着不断扩展边界、更新升级特点的艺术创作。 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主流文化中新形态的蓬勃代表。

　　二、守正创新的多样化书写：主流价值与类型创作的合流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曾坦言：“未来即将发生的，或者说当下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 ”[12]在当前的电影格局中，随着国内电影产业结构日趋完善，工业化程度逐渐成熟，观众可以根据自身审美兴趣与注意力导向来决定为哪类电影买单，类型电影的发展显然更有利于分众化的票房市场。 而将类型创作元素与时代主流价值相互交融，也是新主流电影在新世纪中国电影商业化、市场化演进的过程中进行的重要尝试与突破。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电影曾被独立划分为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三大类别，类型创作作为商业电影的突出特征，曾因担心类型元素与主流内容无法互渗，而在20世纪主旋律电影发展阶段被排除在主流创作风格之外。 而在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进程中，显然创作者们已然看到世界电影之林中类型电影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在长期学习、借鉴西方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之后，新主流电影也开始应势转型，将主流价值与类型化创作加以对接，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探索中的重要实践。

　　21世纪以来的新主流电影已开始逐渐强化类型元素与创意特点，在类型杂糅、文化开放融合的语境下，新主流电影在满足主流文化价值导向的前提之下，自觉考虑大众市场，在电影的文本剧作、叙事风格等层面融入商业性元素，开启了自身类型化建构之路。 无论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历史片，《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灾难片，战争类型的《八佰》《金刚川》，还是杂糅了战争、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的《战狼2》《红海行动》等，这些电影均成为高质量的商业性与主流性结合的作品。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创作在传统题材上时有创新，《夺冠》通过体育题材聚焦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攀登者》通过登山冒险题材丰富着主旋律内容的表达范围，《流浪地球》更是一举让大众关注到中国科幻电影已经达到的先进水准。 类型化的新主流电影，也通过提升自身视听、叙事等多维层面的创作水平来增强对大众的吸引力。

　　在灾难类型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上，《攀登者》《烈火英雄》等电影都运用了灾难片的类型元素，在视听层面注重场景还原式的奇观再现与科技特效带来的感官震撼。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以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聚焦普通小人物，刻画着中国的平民英雄。

　　然而，正如类型电影学者托马斯·沙茨曾在其著作《好莱坞类型电影》中多次谈及的类型演变问题，其认为类型电影制作者处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困境之中，即为了保持类型自身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必须不断变化并创新创作类型的程式，跟上观众对于这些议题变化的构想，以及对于类型的不断增长的熟悉度。 [13]在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时期，创作者已不能满足于对固定类型模式的一味重复，而是需要将文化主题、呈现形式、鲜明的时代感与饱满的人物刻画，寓于类型的演变创新之中。

　　《中国机长》作为一部本土化灾难片，其将好莱坞常见的灾难类型电影与诸如恪尽职守、敬畏规章、集体主义、命运共同体等主流价值连接起来，具有较强的类型拓展意义。 与此前两部影片不同的是，《中国机长》作为新主流电影大片，虽借鉴了西方灾难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却也在内容中流露出不同于以往个体英雄塑造的范式，通过聚焦全机组的通力协作，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敬畏生命之态度，极致专业之准则，对“主流价值+灾难类型”的新主流电影进行了具有类型突破与升级意义的本土化书写。

　　在战争片与动作片的类型创作之中，至今仍位列中国票房榜首的《战狼2》，则是在影片内部充分进行着类型杂糅——成为一部以现代动作片为主打类型，兼容战争(军事) 电影、好莱坞超级英雄类型电影，折射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等的强强结合、强情绪强节奏的类型加强型电影。 虽然影片剧情并不复杂，逻辑线索与人物关系都较为简单，但强冲突、快节奏的表现风格辅以视听刺激与震撼特效，极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中国超级英雄的期待与想象。 《战狼2》以战争类型作为参照，却不痴迷于(亦受限于成本)对重大战役场面的复现; 以动作片为蓝本，却不是西式搏斗片或中式武打片的翻拍，而是将武器装备等热兵器与中国功夫动作进行了良好融合。

　　如此，其成为具有现代感的、糅合中国美学风格与艺术特色的超级英雄电影，也达成了对西方经典类型电影的超越。 除《战狼2》以外，《红海行动》同样将动作、军事、战争、警匪片等类型风格进行有机结合，以更具时代感的暴力美学与艺术表现，既丰富了视听语言的戏剧张力，增强了观众的体验感，同时对八位队员组成的团队的英雄主义再现，也展现了中国军人整体的良好风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使命担当。

　　除常见的军事、战争类型与动作类型的杂糅以外，新主流电影在表现题材与角色塑造上都不断突破传统边界，探索新的可能。 如《攀登者》是在冒险片的框架下融入爱情、青春等类型特征，其由中国登山队1960年与1975年两次登顶世界之巅的真实经历改编，“突出了登山队员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英雄主义的代际传承及其当代意义”。 [14]同时，其登山叙事与爱情叙事双线交叉的叙事手法，令影片在宏大叙事之外，丰富了情感呈现的内容。 虽然影片在大我与小我、集体目标与个人情感的取舍与比例分配上，处理得不够成熟巧妙，但作为首部聚焦登顶英雄的新主流电影，其在题材与表现对象的探索之维上依旧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烈火英雄》从观众并不陌生的日常经验出发，对消防题材进行书写，既关注消防员的普通生活，也对大火现场的紧急扑救进行了奇观化的呈现。 《夺冠》融合体育题材与传记类型，通过以郎平为主角的女排群体形象的勾勒，唤起数代人共享的女排记忆，虚构与现实彼此交织，历史与当下相互跨越。 影片“既表现爱国情怀，歌颂郎平等人通过体育竞技展现中国人的精气神和崛起的国家形象，也表达现代体育必须结合个人爱好，追求身心和谐等现代体育精神和理念”。 此类新主流电影通过类型的融合与碰撞，弘扬了国家主流价值与时代精神，同时对个人命运与情感选择均给予了积极关注。

　　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原有的题材内容与主题表现之上融入了多种类型电影的创作风格，并时常巧妙地在单部影片中尝试多类型的糅合，吸收不同类型各自的吸引力，并将其通过剧作文本与视听呈现的融合，碰撞出更丰富可感的类型愉悦效果。 在建构国族想象与塑造文化认同的功能上，新主流电影毫不避讳地在影片中尽情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主流观念，饱含深情地对国家精神、人民情感、时代脉搏、文化主题进行着新时代的弘扬。

　　如果说口碑即受众，那么很多新主流电影已经走出了原本无法吸引观众自发进影院的阶段，而是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市场拓展运作，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双赢，收获了观众的广泛欢迎。 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和电影市场中，新主流电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化产品，试图以商业电影的模式与类型创作的风格，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路径，并已初具中国特色类型电影的类型特征。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影像呈现：新主流电影的大众文化化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曾提出“电影是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这一主张。 他认为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并非个人的产品，也必须适应大量观众的愿望。 他曾用美国观众与好莱坞电影举例：“无疑，美国观众接受好莱坞塞给他们的东西，但从长远看，决定好莱坞生产性质的，是观众的愿望。 ”[15]所以正如克拉考尔所认为的那样，电影作为大众心声的媒介载体，其格外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 而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主流电影，当下的热潮便是对这一观点的映照。 其对原有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共同形成的“三分法格局”的界限有意模糊、融合与突破，正体现了新主流电影大众文化化的创作倾向，凸显了对新时期社会文化多元共生的包容视野与对中国主流电影市场和广大观众的尊重态度。

　　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独特环节，既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族认同的重要媒介，也是当前整体社会思潮、文化态势、发展走向、民众诉求的影像呈现。 新主流电影伴随着国内电影产业整体市场化进程逐渐深入、工业化程度愈发成熟的步调，在弘扬主流价值、确保政治导向正确的前提条件下，对当前国内文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不断进行着更大限度的包容与整合。 无论是横向空间维度上的西方欧美等电影文化特点，还是纵向时间维度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题材与优质资源，再或者目前开放的话语环境中青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等，都被纳入了新主流电影的题材选择与创作范围内。

　　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的角度来透视此现象，[16]新主流电影可能面向最广大、最主流的受众群体，其在价值宣扬的方式上如果投其所好、致力创新，便有可能成为吸纳多年龄层、泛兴趣度的“八面玲珑”“合家欢”式电影。 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者们已逐渐开启与类型电影融合的多种探索，主动走近大众、贴近市场，力图在风格上实现多元共生的新样态。 其体现出对于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关注与融合，整体创作格局中亦呈现出现实主义力量与想象力空间消费彼此结合的特征。

　　在电影的大众文化化方面，新主流电影将国族认同与时代命运相关的宏大命题及个体价值进行了有效对接。 虽然从宏观层面看，主流一词意在肯定、提倡与弘扬政治意识形态，其传播过程本身亦并不能剥离传统的宣教职能。 但从微观层面看，正是由无数个“我”才融汇成“我的祖国”“我的家乡”，和谐发展的今天离不开每个普通个体的主动创造与建设。 对主流价值观念的宣传若想切实有效，也势必要对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情感与诉求、付出与奉献投以关注。

　　“以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微小视角切入对于宏大历史记忆的呈现……正是以伦理叙事来面对历史记忆的一种创作选择。 ‘大时代’与‘小人物’，在看似不成比例的叙事系统中，恰恰可能由于其内涵与形态上巨大的反差，而产生特别的叙事效果。 ”[17]

　　在叙事层面，新主流电影在近年来常将个体价值寓于时代走向的进程之中，让二者在相互共振的节奏里，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体梦想的有机统一。 如2019年国庆档的最大赢家《我和我的祖国》——这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由陈凯歌领衔七位著名导演联合执导，便是聚焦于七个个体生命，以小人物影像为起点，回顾七十年风雨历程中的特殊历史时刻，并最终由七段个人记忆融汇成更加深广的国家故事。

　　影片从对于历史场景的呈现、科技进步的关注、集体记忆的重拾等层面，梳理出小人物与大时代息息相关的故事脉络。 与《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不同的是，相对于外向型大片以热血、果决、凝心聚力的任务执行与实战斗争为取胜要点，《我和我的祖国》则是采用平民视角以小见大，重新挖掘“我”与“祖国”的关系，“通过对细碎生活的现实主义化的展现，几乎对中国每一个重要阶层、每一代表性地域都有典型化的表现，力图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在观影中完成个体与国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国族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作为“我和我的”系列片，《我和我的家乡》在前作成功的基础上又有着自己的突破。 虽然同是由数个独立叙事的短片结构成整体，但此次电影叙事的切口逐渐缩小，从宏大的祖国记忆走向贴近个人生活经验的家乡故事。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以个人经历带动意识形态叙事的风格，并通过人物刻画有意强化平民喜剧性。 影片在地理空间设置上有意涵盖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东北五大地区，通过对家乡今非昔比的聚焦，关注普通大众生活环境的切实改善与对家乡新颜的奋力建设。

　　本片在喜剧外壳之中持续汇入现实厚度，通过对农村扶贫、社会医疗、高知村官、新农村建设、直播带货、农村文旅发展等现象或话题的探讨，折射出社会各阶层丰富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发展。 与此类似的《一点就到家》等片，也是聚焦农村面貌，展现农村生活新气象。 此类影片无疑“走向了更广大的人民”，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将不同人群真挚淳朴、机智幽默、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与实践表达出来，洋溢着轻松温暖的氛围，亦是一种尊重人民、遵循“常人之美”的新主流表达。 [18]

　　立意新、创意胜，大众文化化的新主流影片不再依赖奇观化的视听呈现或明星堆砌的光环效应，而是以小人物的人生选择与情感体验作为载体，通过对更加普适性价值观念的输出，折射出中国故事的崭新一面。 新主流电影贯彻着党始终提倡的文化方针：以人民为中心。 观众可以发现，此类新主流电影不再对口号式的话语进行重复书写，而是将国族命运与个体价值进行对接，用平实的影像捕捉人民细腻的情感，从“心”出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传递。 新主流电影以个体的努力为微光，以众人的奋进为火炬，最终将其汇聚在时代与国家的铿锵节奏中，微观的梦想以宏观共同体的角度得到升华。

　　四、文化创新的积极探索：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1. 青年文化的关注与表达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始终对青年文化保持密切关注与主动融合。 有学者曾表明：“新主流大片在文化上应该无所不包，才有可能成为合家欢电影。 它不仅需要达到政治上的主流，而且还要达到受众上的主流。 ”而“新”这一关键字，正是体现了文化创新的落实重点——在体现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的基础上，新主流电影还应关注主流受众的新变化、审美兴趣的新趋向。

　　如青年观众目前成为电影院最常见的座上客，而“青年文化在正统传媒上也许不是主流，但在网络新媒体上无疑早就是主流了”，“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 后‘网生代’观影群体……消费选择备受网络媒介濡染，具有网感气质，其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不断被主流文化收编，日渐成为新主流大片的灵感来源”。 [19]于是，社会对青年群体的重视与关注，使得青年亚文化这样发展势头正劲的文化类型，也被纳入新主流电影的创新视野之中。

　　(1)类型创新层面，新主流电影积极关注青年文化，创新性地推动电影市场类型多元化发展。 除革命、战争、历史、现实等经典题材之外，2019年《流浪地球》便是借鉴好莱坞的科幻类型模式，进行着中国本土化的演绎与实践。 该片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为剧作蓝本，以极具创造性的风格结合科技手段，呈现出高概念、奇观化的科幻影像。 同时，其未被好莱坞传统科幻类型的创作范式所局限，而是怀有世界视野的格局，借西方科幻的外衣，表达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人文追求与情感传承，不断掀动着国内观众心中的民族情感。

　　当前，中国主流青少年观众对于满足想象力消费的文化艺术产品需求十分强烈，作为“网生代”的他们与互联网新媒体世界是相伴共生的，对于能够架空历史、放纵想象、超越现实的作品，有着广阔的需求空间。 而《流浪地球》恰恰是凭借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开阔的世界性格局与视野、震撼的科技特效与视听效果，一举成为中国首部“硬科幻”作品。

　　在未来时间的轴线中，片中的空间场景从地表灾难到宇宙太空，从地下城搭建到太空舱升空，都“以其大场面、重工业化大制作，成就中国电影工业化新高度，更以大想象、大人类情怀和大宇宙格局，成就其美学品格”。 [20]以《流浪地球》的成功为契机，幻想类电影承载着现代前沿的技术理念和无穷的想象力、创造力，充分迎合新主流青年观众对于先锋创意的追求与对想象力消费的需要。 其在类型融合的基础上加入中式想象的新模式，以现代科幻外衣讲述中国经验的新故事，为新主流电影及整体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验与依据。

　　(2)在叙事风格层面，许多新主流电影都颇为注重影片的节奏控制、画面呈现、人物细节等，力图在视听语言的层面体现年轻态特点。 如“三建”系列的最新一部——《建军大业》，便是以历史、战争题材作为底色，在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下，融入了青春、警匪、黑帮等元素，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 整体叙事节奏不拖泥带水，对于背景交代迅速展开，如影片开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用快节奏带过，而热血的战争场面，也采用缩短单镜头时长和增加剪辑点的快切，表现出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决断果敢。

　　周恩来、贺龙等人起义前逼迫张国焘收回成命的场景，更是带有一丝夸张性处理，颇具以往香港黑帮电影的类型特征，极富戏剧张力。 影片中跨越时空的对话场面，蒙太奇的组接替代传统的正反打镜头，谈话对象也随之不断在旋转变化中隔空交锋。 此类灵活的镜头语言，对于在动漫文化、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中成长的青年观众来说是十分适应且欢迎的‍‌‍‍‌‍‌‍‍‍‌‍‍‌‍‍‍‌‍‍‌‍‍‍‌‍‍‍‍‌‍‌‍‌‍‌‍‍‌‍‍‍‍‍‍‍‍‍‌‍‍‌‍‍‌‍‌‍‌‍。

　　再如表现农村扶贫题材的《一点就到家》，与外向型的新主流大片不同，它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话语，围绕万众创业、乡村振兴等主题展开叙事，并融入电商惠农、直播带货、快递进村等社会新趋势，呈现出新主流电影常人化、内向化的趋势，亦开拓了新主流电影贴近民生的表现题材。

　　其中，心系家乡的青年人身体力行地推动农村的观念革新，通过在地、归乡、城市三类青年共同建设新农村的过程，表现了青年人自身观念的转变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在电影语言方面，整部影片大量使用非现实的表现性镜头与语言，全片节奏青春明快，清晰流畅。 将时下流行的短视频播放、直播媒介、手机屏幕等转化为银幕和语言，令青年观众的审美期待得到满足，并完成了青年自我身份认同与青年亚文化流通、再生产的过程。

　　总结而言，新主流电影并非一定局限在传统的历史革命题材，可以在关注青年文化、关注主流观众的前提下，扩展表现类型，吸收不同的文化资源来支撑创作。 与此同时，典型题材的风格创新同样值得推广，将严肃、端正的政治主题寓于更具个性与想象的表现之中，用“更大胆的文化融合、更‘年轻态’的美学追求、更注重受众心理和市场的实践，宣告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拓展”。 并用更多元、更合理的类型创作格局，满足作为观众的广大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审美消费需求。

　　2. 工业美学视角下新主流电影的文化消费与市场前景

　　近年来，无论是在电影场域，还是在电视以及网络文艺场域，新主流题材影视作品将国家形象作为文化建构与输出的重要语汇，愈发呈现出对中国故事和社会全貌进行全新展示的新姿态。 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呼应着现实社会实践的转型、民众心理结构的变迁，在一种动态过程中寻求着叙述路径的转向与艺术表达的创新。 在根据观众的审美兴趣不断进行开拓的前提下，不断将艺术性、商业性与主流价值进行融会贯通，新主流电影形成了商业类型化、大众文化化的新趋势。 另一方面，作为学界与业界共同瞩目的热点，其在工业、市场与产业维度做出的努力同样应当被关注。

　　在市场反馈上，新主流电影无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2016年至今的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都常见新主流电影的身影。 不仅《战狼2》《红海行动》《八佰》分别成为2017年、2018年与2020年的票房冠军，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更在年度票房前五中占据三席。 从表1统计的信息来看，新主流题材电影在近五年中显然为中国电影票房贡献了足够亮眼的成绩。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2021年，电影市场也迎来了主旋律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热潮。 在经历了2020年突发疫情导致的影视寒冬期之后，2021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突破275亿，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观影人次突破6.8亿。 其中，国产影片继续担纲重要角色，大盘票房占比超过80%。 2021年7月1日，《1921》与《革命者》两部重磅主旋律大片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的献礼片，强势登陆大银幕，同时开启了下半年新主流电影陆续面世的序幕。 《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狙击手》《我和我的父辈》《铁道英雄》等新主流影片，也将成为2021年电影市场中的重要票房导向。

　　与此同时，在2021年6月举办的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多部主旋律影片集体亮相。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表示，未来的五年内，将会有50部主旋律题材、主流题材电影在待制作序列之中。 [21]新主流电影不仅体现在主旋律题材与内容创作上，也正在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引领文化消费风向的新主流。

　　在电影工业美学的视角下，能看到当今的新主流电影在创作方式、团队合作、特效制作等工业层面，都体现出更新的时代特征。 如即将在2021年下半年上映的《长津湖》，便是采用联合执导、跨国合作的制作方式。 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英勇赴朝作战，无畏杀敌扭转战争态势的历史故事。 不同于以往某一导演带领一个制作团队贯穿始终的制作路径，该片采用横跨陆港两地的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名导强强联手，共同带领强大的跨国幕后团队进行拍摄的制作方式。

　　因片中特效制作篇幅重大，片方联合来自俄罗斯、加拿大、美国、韩国、英国等国家的上百家后期制作公司共同参与完成，力求凝聚更高的工业水准。 而在产业运作层面上，新主流电影往往也是以“国家部门谋划引领，整合资源，公私多家合作，以弘扬主旋律为宗旨但尽量兼顾市场原则，力求最大可能的受众市场和商业收益”。 [22]

　　然而，尽管目前中国影视界迎来了新主流题材作品的创作高峰期，但面对热潮同样应该保持冷静。 需注意的是，自从2017年《战狼2》开启了新时期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与观影热潮，时间线上紧贴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国族命运的重要节点，这些时代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主流电影在生产制作与市场消费层面的繁荣局面。 但不可忽视的是，新主流电影强烈的市场反应背后，同样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内容，亦需要对影片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探寻改进之路。 并从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出发，对新主流电影的市场化深入进程、可持续发展战略展开探讨。

　　部分新主流影片的创作周期过短，时间过于紧急，尽管有名导与明星加持，也难免在剧作文本、逻辑梳理、特效制作等层面暴露问题。 比如管虎、郭帆、路阳三位导演联合创作的《金刚川》，整个影片从开始制作到拍摄结束，创作周期仅为三个多月，对于投入巨大的影片体量而言，如此快速的创作过程实在有些仓促。 影片虽在紧贴时政需求、面临审查压力的前提下，尚能具有较高的完成度，但同样存在镜头重复、剧情拖沓、内容赘余、视角切换缺乏新意等问题，“赶工”痕迹明显，对于作为艺术的电影作品而言存在不少缺憾。

　　再如在2019年国庆档上映，一举拿下近30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虽然无论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价值观的书写层面，对国产同类电影少见的职业精神的塑造层面，还是对灾难类型的刺激震撼的视听呈现层面，都处理得相对较好。 但在电影工业美学的视角下，影片在多线并进的选取比例偏重、重要配角的人物塑造、整体叙事的惊险程度与矛盾处理上，都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比如过多铺展与核心叙事脉络无关的乘客人物群像，分散了观众在主要矛盾高潮点的注意力; 第二机长对乘客暧昧搭讪的段落显得油腻轻浮，这种人物性格塑造与紧张惊险的主要情节背道而驰。 与同类型的《萨利机长》相比，好莱坞选择将矛盾重点放在飞行危机之后，在后续调查中对萨利本人是英雄或罪犯的身份认定过程中，叙事中的悬疑感延展到危机后的每一分钟。 而《中国机长》的处理方法更为传统，以飞机平安着陆作为结尾略显余味不足，对封闭空间的艺术再现与叙事张力都仍待提升。

　　因此，在当下新主流电影不断迎来创作热潮与票房高峰的时期，更需要从美学、工业、产业等多个角度，对当下主旋律题材艺术作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展开研讨与追问。 主旋律影片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生产与文化消费形态，在聚焦重大时代历史事件、弘扬积极主流能量价值的框架中，如何能够在升级之路上葆有电影创作的艺术自觉，又如何真正符合工业美学的原则理念? 在注重“短平快”的制作速度之外，如何达到张弛有度、严谨有序、恰当精准的工业化高标准? 而无论工业化程度多高，在当今内容为王的时代，一流的美学品质才是电影作品强大的竞争王牌。 如何做到在强调工业层面的较高完成度之外不失艺术品位，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工业水准与美学品质的结合，是现今电影创作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同时还要观察到，在主流价值倡导下，大量明星不计片酬参与出演新主流影片。 电影明星作为电影工业品牌的重要符号，的确具有较大的票房号召力。 但从《建国大业》至今，大量堆砌明星的方法对观众的吸引力能否持续，在观众对同质化、重复性创作路径产生审美疲劳之后，新主流电影又该如何激发后劲，持续发力，都需要业界与学界继续积极探索。

　　另外，当前不少引发热议的新主流大片，以重工业美学的特点，在中国电影行业整体格局中起到不容忽视的头部带动作用。 但是纵然头部影片带动效应再大，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整体蓬勃发展来讲，单一影片的影响力也毕竟有限。 与其奋力跻身每年仅有几部的头部序列，不如鼓励创作者们更加关注中等体量的体现中层工业美学的影片，以多于头部序列几倍的数量，提升同类题材影片的市场扩容率，促进新主流电影生态格局健康长远发展。

　　从当前院线市场对于新主流电影的反馈来看，此类影片在国内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仍旧势头良好‍‌‍‍‌‍‌‍‍‍‌‍‍‌‍‍‍‌‍‍‌‍‍‍‌‍‍‍‍‌‍‌‍‌‍‌‍‍‌‍‍‍‍‍‍‍‍‍‌‍‍‌‍‍‌‍‌‍‌‍。 但从长远来看，新主流电影不应仅作为特殊时期的献礼之作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在题材选取、创作频率、投入体量、宣传放映等多个角度求新求变，建构有利于新主流电影常态化发展的新生态格局。 更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契合不同受众的观影特点，在工业美学的视野中考量主旋律话语建构的新形式、新视角，努力探寻在全球范围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优方式。

　　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情感、要求和审美理想一直是文化创作的主旋律。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要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因此，文化创作要有宗旨意识，要切实地把握好先进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把艺术创作充分融入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之中。

　　电影艺术论文： 人民美学观念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电影

　　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脉络中，可以看到个人梦想与时代价值并重，现实力量与想象空间交融的崭新创作景观。 新主流电影在实践中与宏大的国族主题亲密合谋，致力达成主旋律、商业化和人民意识形态的组合。 其对百姓生活、民生社稷的呈现与关注，正体现了中国不断崛起的文化自信。 我们有信心期待，新主流电影能够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贡献更多的经验、力量与展望。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刘祎祎.中国电影观念流变70年[J]. 未来传播，2019，26(5)：51-61，125.

　　[2] 汪献平. 产业与类型：主旋律电影的转型策略[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94.

　　[3] 陈旭光，张明浩. 2020年中国电影产业年度报告[J]. 中国电影市场，2021(4)：4-15.

　　作者：陈旭光1，刘祎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