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借鉴融通张柏然的西方译论观探究

　　摘要：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张柏然先生关于西方译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值得探讨，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张柏然先生的西方译论观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张柏然先生著作，发现他的西方译论观具有批评、借鉴和融通三个特点。张柏然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西方译论的不足之处进行理性批评、对西方译论的优点长处进行借鉴吸收，倡导中西融通和中西译论互补，以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关键词：张柏然;西方译论;批评;借鉴;融通

　　1引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著作大量引进中国，对译界产生全方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依赖国外翻译理论(马会娟，2019)。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张柏然先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理性批评、借鉴西方译论，呼吁译界在看到西方译论优点的同时也要发现其不足之处，“引进西方译论无可厚非，也必不可少，借鉴外来译学理论能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译学，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的翻译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上，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张柏然、姜秋霞，1997)。张柏然先生对西方译论的批评和借鉴，彰显了他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惟理是求”的学术精神。张柏然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提醒我们勿忘挖掘中国传统译论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张柏然先生对西方译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值得探讨，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其西方译论观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通过梳理、分析张柏然先生著作，发现其西方译论观有批评、借鉴和融通三个特点，本文将分别阐释这些特点。

　　2批评

　　张柏然先生认为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存在理论偏向。西方翻译活动有两千多年漫长历史，当代翻译理论流派纷呈。2005年，张柏然先生发表《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从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两大主流学派即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入手，分析了两学派的理论偏向。随着各语言学派先后成立，翻译研究的各语言学派也逐渐出现。根据语言学理论，张柏然先生将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翻译研究和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学者翻译研究。首先，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翻译研究，张柏然先生提到雅可布逊、弗斯、韩礼德等代表性语言学家。雅可布逊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于1959年发表论文《翻译的语言观》，标志着翻译语言学派成立。谈到翻译，雅可布逊认为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弗斯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张柏然先生发现，按照弗斯的观点，翻译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挑战，语言学与翻译相结合可以扩展语言学研究空间。另外，张柏然先生发现韩礼德研究翻译的初衷是外语教学，而非翻译本身，翻译对其来说只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作为语言对比之工具，使学生注意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便利外语教学(张柏然、辛红娟，2005a)。

　　通过对比翻译与语言学研究地位，先生发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往往把翻译研究限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牢笼中，仅把翻译看作研究语言学的附属工具，根本目的是为了便利语言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接着，张柏然先生根据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论证前设的重要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把翻译预先设定为语言学研究的工具，这注定会偏离翻译研究方向。“这种以工具性目的为前设的翻译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理论偏向，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建构”(张柏然、辛红娟，2005a:502)。

　　而奈达、卡特福德等翻译学家，则始终笼罩在翻译工具主义的阴影中，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某种语言模式为理论基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因此不可避免地偏离了翻译研究方向。张柏然先生这样评价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奈达的翻译理论，尽管在分析阶段和转移阶段表现出结构特性、层级性或步骤性，但并未使翻译过程得到客观的、经验的描述。

　　这种翻译模式即使作为教学型模式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同样，卡特福德的理论也缺乏得以实现翻译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译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认为等值关系可以在由“层面”到“等级”的任何交叉点上建立。其论述与其说是对翻译模式的设定，不如说是在比较语言学范式中探求双语对应的可能性。卡特福德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问题进行详尽探讨，但实际上在探讨翻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开展了对双语的静态分析与比较。(张柏然、辛红娟，2005a：503)

　　这里，张柏然先生对他们的翻译理论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虽是利用语言学研究翻译，实质上仍以语言研究为核心，偏离了翻译研究方向。事实上，译界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可操作性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功能对等与翻译操作过程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高天宇、杨建华，2007);也有学者认为“功能对等问题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实行起来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如在文学翻译中功能对等是很难实现的”(王小丹，2009)。张柏然先生看到奈达翻译思想可取之处，也发现其局限性。

　　自20世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奈达等人的西方翻译思想传入国内，对译界的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知网，以“奈达”和“功能对等”为关键词搜索，截止2020年，有1000多篇论文，平均每年接近30篇，奈达思想传入国内已有40余年，仍然热度不减。

　　国内论文数量可观，质量参差不齐，多数论文皆是直接套用“功能对等”理论分析某部译作或翻译现象，对其思想深入思考的屈指可数。面对西方译论，我们要勇于批判其不足之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直接套用。2008年，张柏然先生在南京工业大学“语言与翻译”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再次专门论述了语言学派的理论偏向，后经整理，其发言以论文《试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这篇论文是对先生2005年发表的论文《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理论偏向》中语言学派论述的扩充和深化。

　　张柏然先生展开了对语言学派过于强调语言的“等值”模式的探讨，指出语言学范式虽然摆脱了语文学范式的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客观性，然而把翻译看作纯语言转换过程和一门精确的科学，会导致译者过于依赖语言的规律性和看重原文本，失去感性体验，最终落入语言逻各斯中心。语言学本身视野不够开阔，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学派又过多倚重语言学，这客观上阻碍了翻译学研究。

　　总之，张柏然认为虽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运用语言学方法，使翻译理论系统化、科学化，但都被语言学限制住步伐，正如刘宓庆所说：“绝大多数语言学派理论家的信念是语言学‘走多远，我就走多远’，语言学的版图成了翻译学的自然版图，不敢越雷池一步”(刘宓庆，2005:260)。诚然，翻译本来就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必然与语言唇齿相依，语言学与翻译的边界关系较难把握。

　　再者，翻译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都是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的研究与语言学密不可分。卡特福德是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数十篇学术论文几乎全部聚焦于语言学问题，并且在代表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明确把翻译归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并把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的等值材料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Catford，1965)。奈达也是语言学家出身，于1943年在密歇根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投身翻译工作，不言而喻，语言学对其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把现代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功能对等论”“等效论”等。

　　然而，语言并非是影响翻译的唯一因素，还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如张柏然先生在2008年论文结尾所批评的：“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对这些理论描述比较薄弱。其范式是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张柏然，2008：61)对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张柏然先生根据研究对象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把它细分为“多元系统学派”和“翻译研究”学派。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儿提出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文学的作用。张柏然先生认为“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翻译与整个文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质是研究译入语文化对整个以翻译为媒介的外国文学接受问题以及该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问题”(张柏然、辛红娟，2005a:504)，这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另外，通过界定实施影响的主体，先生认为翻译只是实施影响的媒介，原作本身才是产生影响的主体。接着，张柏然先生通过对比“翻译研究”学派和比较文学媒介学的研究内容，发现“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许多翻译理论都是以比较文学为基础。

　　全面考察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后，张柏然先生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紧密相连，模糊了翻译学科的边界，不利于翻译学科建设。张柏然先生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研究边界是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提。从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出发，我们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在翻译研究目标下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使其学术边界模糊，从而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性”(张柏然、辛红娟，2005a:507)。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柏然先生有强烈的学科意识。早在1997年他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主张“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张柏然、姜秋霞，1997)。纵观中国翻译学科建设历史，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董秋斯便提出建立翻译学，他是国内倡导建立翻译学的第一人。然而，翻译学科建设并非一帆风顺，60、70年代，由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译作和翻译论文很少，翻译事业发展几乎停滞，翻译学科建设也相应受到了影响。80年代和90年代译界展开了对翻译学科建设的大探讨，主要探索翻译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把“翻译学”降到三级学科，列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下，翻译专业的独立学科地位得不到保证(许钧，1999)。在这种背景下，张柏然先生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可循，翻译也不例外，翻译有其自成体系的特点和规律，建立翻译学并非“迷梦”。张柏然先生还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需要立足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一千多年的译学思想，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具体实际的翻译学(张柏然、姜秋霞，1997)。

　　但是，张柏然先生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翻译学科是一门与其他学科相关的综合性学科。他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开篇就提到“翻译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大关系，融合了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理论、实践、本体、外位)的综合性科学”(张柏然、姜秋霞，1997:7)，先生所要批评的是文化学派无限扩大翻译研究的边界和回避翻译本体研究。张柏然先生尤其重视翻译本体研究。

　　他认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两大流派都偏离翻译研究，语言学派把翻译研究聚焦在语言学版图中，文化学派则把翻译研究无限扩展到其他领域，二者都在回避翻译本体论研究。先生指出在20世纪译学研究中，翻译本体论缺失与错位是译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很多学者避重就轻，对以翻译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问题采取冷置态度，避而不谈。

　　而张柏然先生反其道而行，有的放矢，极其重视翻译本体论研究，早在1998年就专门撰文《翻译本体论的断想》，理清如何解决翻译本体论缺失与错位的逻辑思路，希望能够实现对译论话语的重新建构(张柏然，1998)。在中国知网以“翻译本体论”为关键词检索可发现国内最早一篇论文就是张柏然先生的《翻译本体论的断想》，不难看出张柏然先生是我国译界较早关注和研究本体论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的翻译理论家。

　　1999年，吕俊、侯向群发表《元翻译学的思考和翻译的多元性研究》，指出西方著名翻译理论家(如巴尔胡达罗夫、穆南、瓦莱里)都是在其他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翻译只是其副业，他们以其他专业视角对翻译的研究遮住了翻译活动的本来面貌。两位作者提醒译界应从翻译本体论出发，理清理论与翻译本质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还原翻译活动全貌(吕俊、侯向群，1999)。

　　2005年，赵彦春先生发表《翻译学的归结主义方法》，批评当代西方译学研究因不瞄准翻译本体，始终没有看清翻译的真面目，呼吁采取归结主义方法，研究翻译现象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探求翻译本体论问题并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赵彦春，2005)。2016年《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出版，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张柏然先生几十年的译学思想与译学研究，其把“翻译元理论”“翻译本体论”置于书的上篇足以说明他对“元理论”和“本体论”研究的重视，同时，他也注意到西方近年来的翻译理论著作多数充满了对“元理论”的焦虑(张柏然、辛红娟，2016:4)。

　　在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张柏然先生尤其注重翻译本体论研究。本体论聚焦于存在本身，翻译本体论即是聚焦于翻译活动本身。张柏然先生认为，(作)译者、(作)译品、和读者呈现为一个“三R结构”(Translator,Translation&Reader)的翻译场，这三者都是翻译场中直观的在者，译学研究不是把本体论存在落实到任一具体“在者”上，而是从形而上研究翻译存在本身(张柏然、辛红娟，2016:12)。

　　本体论的错位表现在把(作)译者或(作)译品或读者当做整个翻译场的本体论的存在，“而翻译本体论是把握翻译‘存在’的理论，不是直接以(作)译者、(作)译品和读者等‘在者’为其对象的理论”(张柏然、辛红娟，2016:14)，三R是一种共在的主体性的翻译活动和阅读活动。张柏然先生致力于重建翻译本体论的理论话语，他认为“翻译本体论的重建，乃是把‘活动’作为翻译生态的根本性存在，并试图从此出发形成丰富的‘活动研究系列’，用以完成对于翻译的最后体认”(张柏然、辛红娟，2016:18)。

　　西方翻译理论两大主流学派都没有集中于翻译活动本身，翻译研究应该是研究语言的差异性，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是研究翻译中原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性，偏离翻译研究本质。翻译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虽然和翻译有联系，但这些领域已经不是翻译研究的本质方面，综上来看两派都回避了翻译本体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5a:507)。

　　3借鉴

　　西方翻译理论的涌入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为我国翻译研究注入新活力。张柏然先生认为我国译学建设要秉承“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张柏然、辛红娟，2016:1)，“吸收外来”就是要借鉴西方译论中有利于中国译论发展的闪光之处，取其精华，用以推动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打造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深厚性、包容性，《中庸》里就提到：“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以宽广的胸怀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向世界学习，中华民族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翻译亦是如此，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学习西方翻译理论，才能促进中国翻译学的繁荣发展。张柏然先生说：“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对待一切，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能保持不竭之生命活力的奥秘所在”(张柏然、辛红娟，2016:104)。张柏然先生对西方译论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思路。在探究如何建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时，张柏然先生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发现西方理论发展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对继承原有的体系和学术逻辑进行演绎，接着说，或颠倒着说;另一条就是直接面对一些经典的文本进行现代的阐释和重读(张柏然、辛红娟，2016:4)。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尤其重视继承传统，吸取前人的成果，正如谭载喜所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上的‘飞跃’和‘突破’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先期传统的理论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后期的理论创新和飞跃”(谭载喜，2005:58)。西方对翻 译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始于古罗马时期著名演说家、政治家、修辞学家和哲学家西塞罗，他提出的“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即后来的“直译”和“意译”两种最基本的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泰特勒等人的翻译研究都受到西塞罗影响(谭载喜，2005)。奈达的翻译理论也并非完全建立在个人的翻译实践和经验总结上，而是根植于西方翻译理论传统，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翻译思想(顿官刚，2018)。

　　4融通

　　张柏然先生认为中西翻译思想有共通之处，都具有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普遍性价值，主张中西融通和中西译论互补，促进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共同繁荣。“中西译论全面融通之时，就是中国译论成熟之时”(张柏然、辛红娟，2016:2)。

　　中西融通一是要找出中西译论的相似点(张柏然、辛红娟，2016:3)。张柏然先生认为中西比较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很多学者做过中西译论比较研究，如谭载喜认为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著文《中西译论相异性》和《中西译论相似性》，他认为中西译论在翻译理论的发展模式、翻译思维、翻译原则和翻译原则的演进过程等多个方面都有相似性(谭载喜，1999)。中西融通二是要把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的东西、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张柏然、辛红娟，2016:3)。

　　张柏然先生对比东西方翻译艺术后，发现二者在本体论上相似、相通。当实证主义的西方翻译理论走向孤立化，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核心问题陷入僵滞时，海德格尔等哲人欲对美学从根本上加以反思，从“存在”开始，追问源出之物，这与中国哲学的“道”非常接近(张柏然、辛红娟，2016:56)。所以对于翻译艺术进行分析和考察的中西翻译批评是可以相通、互补的，尽管中西翻译批评有许多差异之处，倚重理性和逻辑分析的西方翻译批评和重感性、经验的中国翻译批评依然能够互补。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翻译批评历来注重感性，以直觉感悟的方式批评译品，强调审美价值。“批评家在直觉、顿悟中即刻把握艺术的全部意蕴;并且在评价的选择中，使中国翻译艺术追求的美感境界和趣味价值得到明朗化、目标化”(张柏然、辛红娟，2016:52)。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逐渐看到自身翻译批评的不足之处，不断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如胡德香对比中西翻译批评后，发现我国翻译批评缺乏理论指导和系统性(胡德香，2004)。相比于西方科学化、系统化的翻译批评机制，我国传统翻译批评确实存在缺陷，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

　　西方翻译批评也有其短处，张柏然先生指出西方译论一直以来倚重严密的形式逻辑法则，各种形式主义的批评也遵循着逻辑分析和理性判断，西方是“微观分析”批评机制，将审美现象和感性材料进行理性归纳，力求达到概念清晰、定义准确，“但往往会在触及美、翻译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审美经验的深化之时束手无策，因为审美经验就本质而言是超越语言的。因此，西方翻译批评往往主观上由译品出发而结果却与译品的美感经验相去甚远，使鲜活的感性直觉消溶在辩证的程序中”(张柏然、辛红娟，2016:54)。

　　5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张柏然先生著作，发现他的西方译论观有批评、借鉴和融通三个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理性看待并摆脱西方翻译理论的束缚，同时要坚定文化自信，挖掘中国传统译论资源，构建中国译论体系，在国际上争夺中国译论话语权。作为翻译理论家，张柏然先生在学术研究生涯中坚守文化理想，坚信建立中国翻译学不是“迷梦”。

　　另一方面，展现文化自信，他在《译学研究扣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序言中提到：“20世纪中国翻译的经验，我们认为是人类一流的经验。哪个国家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哪个国家有我们百年间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哪个国家有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高速发展?面对一流的经验，我们应该概括出带有我们至深体验的第一流翻译理论，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的一流经验，套在西方人现代性、或者说是后现代性的马车上呢?为什么要‘耕人家的田，而荒了自家的地呢?’(张柏然、辛红娟，2016:6)。期待中国翻译学能在整合传统译论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融通西方翻译理论，更上一层楼。

　　作者：韩江洪王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