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摘 要 “载道”、“无用”的话语角逐中 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 “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 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 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 内在理路剖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 要言之 “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然而 “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 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 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 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 实现“文学自主论” “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关键词 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 文学救国 新儒家

　　回顾百年现代文论史，我们不免有以某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一长时段的冲动，虽然这种冲动必然伴随着细节性丧失、丰满性不再的代价，然而我们依然期望能够得到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有学者将百年现代文论概括为“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而艺术”三种文艺观的角逐。①还有学者将之化约为“为人生”的“工具论”与“为艺术”的“自主论”两相消长，从而以政治与艺术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来把握百年现代文论。②持论不同，侧重有别，但对文学实用性的强调却是一以贯之的，“文学救国”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本文尝试以“文学救国”话语为线索，再次触摸这段历史，分析其域外资源译介、内在理路承续及其层累涵濡的历史事实，并激活其对当代文学观念的镜鉴意义。

　　一、“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 “文学”功用的两歧

　　呈现在“文学”观念的近代演变中，甲午战败之后的办报、译书、兴学活动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学者认为“1896 至 1898 年间，是近代‘文学’概念演变的转折时期”③。当然，此时的“文学”不能与今天所讲的“文学”对应，而是呈现出多元趋向。广义而言，它主要指“文章博学”或关于文章典籍的学问，甚至可与“武学”对应，指向“文化教育”。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仿照西方考试模式，分为文学与武学两大科，文学又酌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文学科，凡诗文、词赋、奏章、笺启之类皆属焉”④，这有点类似“杂文学”的观点。同时，狭义取“纯文学”之意的观念也已出现，“晚清的骈体正宗论，重新解释传统的‘文笔’论，引申出‘美文’概念，继而接引西方的‘纯文学’观念”⑤。

　　本文使用“文学”之意，除“诗文、词赋、奏章、笺启之类”外，也把小说、戏曲、各类报刊文体含纳在内。考察晚清士人对“文学”作用的认识时，可发现在经世致用的标准下，存在着对“文学”的否定性评价———“无裨实用”“文无所用”。维新运动筹备之初，郑观应在介绍西学时既已提出，明晓本末方可言西学，“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学其末也”⑥。

　　本末之间，层阶俨然。在郑观应这里，西学冲击下的“文以载道”之说，“本”已然由儒家之“道”代之以“格致、制造等学”，但“文”始终处于“末”的位置。持这种观点的在当时不乏其人。王韬认为英国的富强在于对天文、地理等“实学”的推崇，而“弗尚诗赋词章”，甚至发表颇为激进之言: “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悉废。”⑦严复也认为“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⑧。1895年，康有为声言当时士人的问题在于“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⑨。

　　同年，谭嗣同在其《三十自纪》中自道其改名壮飞的原因便是“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雕虫篆刻，壮夫不为”⑩。梁启超也认为“文”只是工具，而“说事论理”才是目的，因此“词章不能谓之学也”，即便遣兴抒怀，偶一为之，也须做到节制有度，“毋令溺志”�灛伂嫛＞荽耍�他规劝林旭道: “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林旭听从规劝，“幡然戒诗，尽割舍旧习”�灛伂專�师从康有为潜心研习经世之学。这种“文无所用”论，也可以从当时的学制中看出。“文学”得以成为知识，与教育改革密不可分。1896 年 7 月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要求裁减书院，其理由便是“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灛伂崱�

　　1898 年主持开办京师大学堂的 孙 家 鼐 认 为“诸 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灛伂帯４耸币恍┪鞣酱�教士对于大学堂课程的设计，如李佳白( Gilbert Reid) 强调并蓄兼收的总学堂各类课程�灛伂彛�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 组织的“文学会”开出的课程表，也找不到“文学”与艺术的影子。�灛伂� 当然这里的“文学”多半指向了“文化教育”。这种否定不是简单的唐诗宋词文学类型的嬗变，也不是公安、桐城流派的更替，而是在“用”的标准下，对于当时文学词章的全盘否定，同时借助学制固化了这种否定。当然，从宏观层面辩证地讲，这种否定自然已经暗含着改革。需要强调的是，晚清出现的“文学无用”论，主要否定的是“无用文学”，并不是“文学”本身�灛伂懀�“文无所用”也只是说“文”无施予对象，而并非否 定“文”本身，很多这种否定更是采用文学修辞的方式表述。

　　同时，否定“用”的价值并不意味对其他价值也做出否定评判。不过总体来说，上述批评之声存在时间相对短暂，而且无用论与兴国论的提出者都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批维新党人。�灛伂�1895 年声称“文无所用”的谭嗣同在 1896 年却对报章大唱赞歌，认为“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灛伂摚�尽管他所称赞的是去除不切实用的词赋之后的报章文体，但这种转变与承续都是非常清晰的。随着西方学堂章程的逐步引进，为西方所重的“文学”一科，又开始出现在课程表中。在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中，1898 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第九”，但属“溥通学”而非“专门学”�灛偓姟�

　　1902 年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分“经、史、理、诸子、掌故、词章、外国语言文学诸目”，除外国语言文学外，文学科几乎覆盖所有传统学问，可以说是一种含纳“经史子集”的“大文学”观，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章程中词章之学得以独立列出�灛偓嫞�呈现出细化的趋势。1904 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将文学科分九门: “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这一分类，主要划分文学、历史与地理三大板块。

　　中国文学又下设七个科目: “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灛偓� 虽然这一章程的落实还有待时日，但这里对“文学”的设想、分类已是相当细化，“文学”的内涵虽然侧重于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灛偓嵳鲁痰母母铮�也为文学课程的确立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历经“文无所用”的贬抑再到重新强调“有用”，而这“用”之大者，便是济时救国。很多学者已经指出: “清末民初，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学救国论’的崛起……此后它一直影响着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近现代文学功利性形成的源头就在于此。”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扮演了重要作用: “在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中，最受重视、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文学救国’论。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对‘文学救国’的思想做了最集中、充分的论述。”�灛偓彽蔽颐羌煸奈�新变法时期对于文学的表述，还有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兴国”这一表述。“文学兴国”出于《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在中国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把文学当作教科书和‘文学救国论’的兴起”�灛偓悺Ｍ砬�“文学兴国论”论与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有着密切关系。

　　《文学兴国策》由传教士林乐知译介过来，该书由日本驻美大使森有礼编辑，收录当时美国知名人士对日本发展提出的建议。1896 年由传教士林乐知翻译，原名 Education in Japan，直译过来就是《日本的教育》。可见，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化教育，“文学兴国”自然指教育救国。1896 年梁启超为介绍西学，提倡变法，曾列《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西政、杂类 3 项介绍 300 余种图书，认为择要精读这 300 本图书，可略知世界形势，国土变迁，其中就有这部《文学兴国策》。�灛偓� 梁启超认为此书为日本兴学取法之书，归于学制类，与《西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西学课程汇编》等书并列。

　　那么，林乐知与光绪进士任廷旭为何将 education翻译为“文学”呢? 将 education 翻译为“文学”，主要取与“武学”相对的宽泛的“文学”之意。晚清的各类《章程》中不见“教育”一科，“文学”暗含“教育”之责。森有礼编辑此书目的在于探寻教育兴国之路，此书出版后，“对日本 1872 年学制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灛偓挕Ａ掷种�翻译此书，也正是看中了此书对于日本的实际影响，希冀能够以日本为鉴，对甲午战败的中国产生相同的作用:“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灛偓摻逃�与文学同样肩负救国的使命，在救国这一点上，文学和教育获得共振点，在教育家看来，文学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教育救国自然含有文学救国之意。

　　林乐知的推理便是: 广设学堂———振兴文学———造就人才。落实救国的使命需具体于人，因此他积极支持狄考文组织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的“文学会”�灛儸姟Ｏ衷诳蠢瓷�有礼的教育救国论，通过林乐知、任廷旭的译介，以“文学兴国”这样一个泛化的话语喊出了后世关于那个时代文学的期望，也概括了我们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想象。1924 年鲁迅曾写《文学救国法》一文，反用“文学救国”驳斥对新诗人的攻击: “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灛儸嬎涫欠从闷湟猓�但由此可见“文学救国”已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成为大家展开论述的前提。

　　二、他者资源: “无意识的实用主义”

　　之中国游痕我们通常将“文学救国”视为一种“文学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对举，并以之将严复、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诸将归于一类，但是细加比较，这与学理上的功利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却反倒非常接近实用主义。何以会产生这种误读呢? 不排除以下原因:第一，源于近代功利主义在中国的误读。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学说自有其理论谱系，穆勒自称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第一人�灛儸專�代表人物还有休谟、边沁、亚当·斯密等人。功利主义认为其终极目标“就是让生活尽可能远离痛苦、尽可能丰富快乐”�灛儸崱�

　　弗兰克纳认为功利主义“判断正当、不正当和尽义务的唯一基本标准就是功利原则; 它还严格规定，我们的全部行为所追求的道德目的，对全人类来说，就是使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 或者尽量减少恶超过善的可能性) ”�灛儸帯９�利主义奉行最大幸福原则与平等原则，倡导一种利己而又不排斥利他的享乐主义。我们通常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源于日常化认识，认为强调行为利益回报的“功利”加上“主义”后缀构成的日常词汇“功利主义”，是一种注重功效和利益的观点，甚至作为抛弃价值判断而偏执于利益的工具论代名词。

　　究其所以，还得从功利主义的译介谈起。功利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严复有开启之功，梁启超不仅积极介绍功利主义学说，而且据此解读中国传统思想。《子墨子学说》( 1904) 以及后期的《墨子学案》( 1921) 等文以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解读墨子，开“西式功利主义”解读中国思想的先河，后世冯友兰、韦政通、朱伯崑、田浩等人也持此观点�灛儸彛�影响深远，但近来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灛儸惗源耍�贺麟曾做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功利主义可分两类，一种是旧式的功利主义，或个人的功利主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大体指这一类; 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不是这种个人的功利主义，而是社会的理想主义，或社会福利主义。

　　近代功利主义在中国被误解，大概原因是: “( 一) 人们误将近代的重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与旧式的个人的功利主义相混，误认为功利主义是为自私自利的人张目。( 二) 由于不知近代功利主义，乃系从重个人修养的内心道德进展而来。

　　三、内在理路: “经世致用”思想的晚清沿革追寻“文学救国”的内在理路就必然会回溯到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儒道并举时，我们常以入世、出世概括两者的基本倾向，在对举中加以把握。诸子争鸣，还得根据时君时主的好恶，以达到联合诸侯的目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都具有“入世—经世”的倾向，在诸子之中，儒家是最完整地体现了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特征。�灛劕� 具体到儒家学说内部，还需具体分析，孔子平衡修己与治平的关系，而后世儒家则各有侧重，孟子强调内圣之道，而荀子则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侧重外王之学。

　　大体而言，自汉直至北宋初年，注重外王之学，而宋明理学，又重内圣之道。明清之际经世学者主张内圣与外王的统合，但又出现了新变，政治体制上出现由尊君转向重民的思想，在经济上出现了很多“富民”思想，如“惟农为有田”的土地思想、“工商皆本”思想、“听民自为”的经济主张、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论，加之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对西学的引入，孕育了启蒙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潮相互作用，显示出了新的时代特征。晚清经世实学的流变与演迁，从横向学脉上分为“三种路向”:

　　( 1) 今文学。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重开今文学门径，龚自珍、魏源继承发展，康有为、梁启超将今文学说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 2) 宋学。严如熤、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主动地以经世学济宋学外王之不足，曾国藩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学并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经世“礼学”。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沿此路径。( 3) 古文学。乾嘉汉学流弊暴露无遗，汉学内部趋向更新，从考古转向通今，从考据回归义理，从治经过渡到治史，以章太炎为重要代表。

　　四、“有无相生”: “文学救国论”

　　再批评现在，我们可以对上述论证做一小结。在晚清“文学救国论”的理论嬗变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具体落实于“经世致用”之说，进而演变为“文学救国”论。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推进的，传统“文以载道”观在西学的冲击下被视为向壁虚谈、迂阔而远于事情，归于“无用”之说，文学也被冠以“无用”的头衔，归之于空谈误国的行列，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文学无用论”便是例证。

　　不过，这种批评之声存在时间非常短暂，随着西方学堂章程的引进，“文学”学术位格有所提升，加之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一旦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文以载道”中偏于道德化而兼及形而上思考的“道”又回到了政治层面，具体化为迫切而实在的“救国”，“文无所用”很快被“文学救国”所代替。实用化的“文学救国”还需落实到一定的内容、方式，须以自身的革新符合救国的目的，于是晚清“文学革命”自然产生，内容上倾向于宣传改良，甚至“革命”思想，形式上则开始提倡“我手写我口”，推崇报章文体，成为“革命”话语的重要部分。

　　“文学救国”与狂飚突进的“五四”文学革命构成激发引导的异时空对话。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由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误读，加之与实用主义在人本主义倾向上的一致性，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在思考形态上是极为实用主义的。

　　在实用主义理论引进中国之后，“文学救国论”才在历史叙述中找到了命名自己的术语，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之所以将儒家与实用主义并举，源于我们能寻绎出两者之间的一致性。郝大维、安乐哲将之概括为: 儒学和实用主义都支持文化的叙述是独一无二的，反对种族中心主义，强调社会接触交往、自我教化、谏议义务和传统的重要性。�灛叕徱�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那么，在今天，我们对此观点应该如何评价呢?

　　五、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磨合中做出了艰难的调整，甚至经历了断裂式的重生。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倡导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循此思路，当下我们反思“文学救国论”，既要肯定其在晚清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价值，也要以宽容的心态允许其在当下的存在，更应在现实语境中，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解构传统的二元论，调和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传统冲突，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以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的文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充盈文学的张力。

　　注:

　　①钱中文: 《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我国文艺观念之流变》，《文学评论》1993 年第 3 期。

　　②余虹: 《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文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李敏: 《从书报传播到学堂立科: 1896 至 1898 年间“文学”概念的流播》，《广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④⑥郑观应: 《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0、112 页。

　　⑤周兴陆: 《“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文学评论》2019 年第5 期。

　　⑦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一) 》，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48 页。

　　⑧严复: 《严复全 集》第 7 卷，汪 征 鲁 等 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9 页。

　　⑨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986 页。

　　⑩�灛伂撎匪猛�: 《谭嗣同全集》，李敖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05、105 页。�灛伂嬃浩舫�: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35 页。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1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