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话语的坚守与传承以《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为考察中心

　　摘 要：《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神皋杂俎”的语言既有白话又兼用文言;文体形式多样;题材丰富多彩，既有描写社会生活、军阀混战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志怪、志异的通俗小说。从“神皋杂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办刊理念可以看出其并不是一味逐新，也未果断弃旧。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剧，“神皋杂俎”各栏目的女性题材、女性形象也在发生嬗变，彰显了东北社会对待女性解放、女权等新思潮的传播和存疑。“谈业”“谐文”等专栏一直坚持文言创作，以一栏目之微薄之力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体现了对民族话语的坚守与建构。“神皋杂俎”的报载文学在日本报人殖民“共荣”的主办方针下，通过自己的特色专栏坚守民族独立的语言与文化，在关乎新旧的讨论中推进东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了东北现代社会面对日本早期殖民语境下的挣扎与坚守。

　　关键词：报载文学;《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神皋杂俎”

　　报载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承载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的文艺副刊或者专门的文学类报纸、杂志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智。如果以时间线性发展来界定文学史的发展历程，那么报载文学在经历新文化运动、新旧二元是否真正对立、殖民场域等过程中的嬗变可见一斑。考察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发展样态，放至20世纪初期的政治语境下，任何文化行为的外在表象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对应与对立都有重新检视与深入检讨的必要。《盛京时报》的文艺副刊“神皋杂俎”即勘为一个较好的视点，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重要维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踏上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 1905 年日俄大战后，日本妄图以“东亚合作”①为粉饰而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盛京时报》是日本报人中岛真雄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主办的，也有人说中岛真雄是“文化间谍”②，无论何种身份，中岛真雄和日本政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北掌控舆论，以利日本实现“东亚共荣”的长远目标。

　　《盛京时报》虽为日报，但每日的版面不固定，多为8版，也有4、12、14和16版的时候。文艺副刊“神皋杂俎”的版面大多在第3、5或7版，其他版面还包括“论说”“中外要电”“东三省新闻”等栏目，甚至还有专门两个版面的广告。“神皋杂俎”由该报著名编辑穆儒丐在1918年1月12日创办。学界对《盛京时报》作为近现代东北社会传媒的研究成果较多，如《〈盛京时报〉新年献词对“国家”观念的消解与构建》《〈盛京时报〉“新年号”小说征文考略》《近代日本人在华中文报纸的殖民话语与“他者”叙事——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的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近代东北灾荒史研究中的新闻资料使用探讨——以〈盛京时报〉为中心》《日本殖民政策与“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基于〈盛京时报〉的考察》等。对该报文艺副刊展开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有单独一种文体的考察，如《民国初期〈盛京时报〉 文言短篇小说传播考》《20 世纪初东北旧体文学研究——以 〈盛京时报〉 旧体诗为中心的考察》《抗战时期东北报载戏剧生存样态研究——基于〈盛京时报〉与〈大同报〉的对比考察》等。

　　也有将《盛京时报》或者文艺副刊分时期研究的，如硕士论文《东北沦陷区〈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研究》《〈盛京时报〉研究——1906至1931年有关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更有博士论文专门对担任《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主编的穆儒丐展开研究——《穆儒丐论》。但考察其文艺副刊作品所折射出的中国近代东北区域报载文学在特定语境下进行独立话语建构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神皋杂俎”的语言既有白话又兼用文言。文体形式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剧本、评论等;题材也是丰富多彩，既有描写社会生活、军阀混战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志怪、志异的通俗小说。这些文学作品丰富了现代报载文学，即使在1931年后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文学图景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一、白话与格律诗：“兼容并包，众声喧哗”

　　从“神皋杂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办刊理念可以看出其并不是一味逐新，也未果断弃旧。“新”“旧”只是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被简单化赋义的用词，这种二元对立涉及一切社会领域，文学语言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二元对立”，不如说是“兼容并包，众声喧哗”。白话小说是“神皋杂俎”的特色之一，因为这种文体读者面较广，有利于报纸的传播，小说连载更是发行量的保证。早期作品有穆儒丐的《女优》(1918年)、《梅兰芳》(1919年)、《毒蛇罇》(1919年)、《香粉夜叉》(1920 年)、《落溷记》(1920 年);于忠禄的 《离恨艳史》(1919 年);王冷佛的 《珍珠楼》(1922年)等，开东北白话小说创作的先河。

　　副刊上小说的语言由最初的半文半白逐渐向纯白话转变;格式上由最初的无标点向句读之间有隔点转变，非常有利于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神皋杂俎”创刊之前，《盛京时报》就有“白话”专栏，而且以白话的形式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主题大多讨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些大政要事与具体措施，如晚清预备立宪运动开始之后，1906年发表的《大隈伯爵演说中国创设宪政论》这样写道：上论中国也要立宪了，这个时候人人都听说了，也有说立宪好的，也有说立宪不好的。说立宪好的人就打算往后君民联络一气，上下的意思就是一样，君有君权，民有民权，漫漫的也就跟各国一样了。说立宪不好的人，大概是做官的居多，他们心里想着要是立了宪，百姓们就敢说话了。皇上家什么事也都不能由着自己办了。皇上将来可就没有一点法子了。你说这可怎么好哇!①这里的白话已经非常接近人们的口头语言，贴合“白话”的真正含义。

　　副刊“神皋杂俎”创办之后，白话小说成为其主要报载文学形式，例如《女优》已经呈现比较自如的“白话”，没有“之乎者也”，不称“汝”“吾”，基本上完成了文体、文辞与文风的转换。《女优》人物云红、爱如的对话可见一斑：爱如说，我不能照你这样瞻前顾后的。我既把话说出来，就不能改悔。云红说，你以为我有后悔的意思吗?那我成了什么人。你要知道，凡是都不能由人算的。我们这样想，后来就许办不到。俗话说得好，尽人事听天命。我们以后的运命，固然在我们去作，一半也得归老天爷主持。②从某种程度上讲，“神皋杂俎”并不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使用白话的，使用白话的“传统”早已有之，原因可能与文体有关，如政论、小说适合用白话表现，也有利于报纸的发行、传播。“文苑”是专门刊登旧体诗的专栏，是《盛京时报》创办伊始就有的专栏，“神皋杂俎”创办后才移至副刊中。

　　格律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神皋杂俎”并没有一味推广白话小说，而是将“文苑”专栏作为副刊的编辑与读者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和文人间唱和的主要阵地，刊登的题材大多是传统格律诗常出现的咏史、抒情、送别、唱和等。唱和诗是“文苑”的主要内容。唱和诗是古代诗人相互间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分为依韵、用韵、步韵及和诗四种形式。如何恨蝶的 《和怡园先生落花诗》、汉南鹤的 《和冷佛先生感怀诗步原韵并序》等。也有根据奉天时事唱和的，时间往往长达一个月，如根据《刘问霞拈花微笑图》展开的唱和诗。

　　分别有署名伴琴、赵锡斌、幻石、竹侬、枢忱、伯璋、茔鹤、恂如等人发诗和红豆诗人原韵，包括《再叠红豆诗人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原韵》(伴琴)、《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次红豆诗人韵》(赵锡斌)、《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步红豆诗人韵》(幻石)、《再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步红豆诗人原韵》(竹侬)、《奉和红豆诗人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原韵》(枢忱)、《题刘问霞拈花微笑图用红豆诗人韵》(伯璋)等，韵脚分别为身、神、春、身、尘、颦;华、涯、花、栽、开、来。又如1919年4月3日，花奴发表诗作《梅兰芳说部杀青在即 爰题四绝并柬儒丐》赞赏穆儒丐的小说《梅兰芳》：脍炙何须烹顶鲜，耐人咀味亦堪传。孤情我自怜幽赏，岂为难林贾客钱。穆儒丐随后发诗《和花奴见赠》回赠花奴君：梅舌调羹味已鲜，箴时谁肯作奇传。

　　输他肉食多豪兴，日掷缠头十万钱。①接下来，8日—19日，瘦吟馆主发诗 《踵花奴题〈梅兰芳〉说部韵并寄儒丐》，竹侬发诗 《儒丐君〈梅兰芳〉说部脱稿率题四律》，赵锡斌发诗《读〈梅兰芳〉说部爰题四绝并呈儒丐》，周兴发诗《〈梅兰芳〉说部绝麟而后花奴瘦吟馆主各题四绝，余亦敬踵前韵而合之并柬儒丐》，瘦吟馆主又发诗《同瘦龟花奴识儒丐于福照楼归赋四绝以志景仰》等等。这一组诗都围绕穆儒丐的小说《梅兰芳》而题，这种形式也是“文苑”中较为常见的诗歌模式，展现了报载文学的文人情致、活跃了文艺副刊的作品气氛。这种类似读后感又表达文人间沙龙性质的诗作，往往发表在“神皋杂俎”主笔穆儒丐发表作品的时候，除了小说《梅兰芳》，他的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的《香粉夜叉》连载时也有这种情况。很多读者通过“文苑”专栏发诗，发表读后感，如杏林公子发的《读香粉夜叉有感》《再题香粉夜叉七绝四首》，连广发诗《读香粉夜叉率成七绝二首》等。《盛京时报》是刊发唱和诗最好的媒介平台之一。

　　首先，该报几乎天天出刊，文人们唱和的诗作能够及时刊登，得到彼此的反馈是写作唱和诗的主要目的。其次，穆儒丐作为文艺副刊的主笔，他结识了很多文致相投的朋友，大家常在一起举办沙龙性质的活动，大家对于他的作品都是非常支持的，这也是为什么独穆儒丐的作品刊载后，读后感即唱和诗多的原因。“文苑”中除了刊发唱和诗，还有很多格律诗描写社会现实，单纯抒发个人情感，如早期疑为日本人宫崎所作的《对酒遣怀》：沬泗文章欲废时，纷纷理学竞新奇。读书万卷果何用，茶后酒前资作诗。②整首诗有韵脚，对仗工整。

　　内容抒发了在传统学术受到质疑的时候，自己的所学只能作为写诗的资历和资本了，感慨新学频出，旧学受冲击的现实，生动写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刘大白的《送斜阳》及《花前的一笑》刊登在“新诗”专栏，从中可以窥见新文化运动后新诗倡导者对新诗、旧诗的态度。其中《送斜阳》有韵脚、对仗工整，句数不同于传统绝句和律诗：又把斜阳送一回，花前双泪为谁垂?旧时心事未成灰，几点早星明到眼。一痕新月细于眉，黄昏值得且徘徊!③《花前的一笑》则属于当时完全意义上的新诗：没来由呵，忽地花前一笑。是为的春来早?是为的花开好?是为的旧时花下相逢。重记起青春年少?——都不是呵。

　　只是没来由地一笑。为甚不迟不早，恰恰花前一笑?——灵光互照，花也应相报。悄悄，没个人知道，到底甚来由?开花也不会了了。……1923年3月20日在绍兴①刘大白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倡导新诗，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前就尝试用白话写诗，从《花前的一笑》中可以非常明显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写景抒情的意境，还有古诗常用的“甚”字，不过有新诗非常明显的特点：句数灵活、没有工整对仗，但却明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新诗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文苑”旧诗韵脚、对仗的诗歌体裁是1920年登上《盛京时报》头版的，刊登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的《归家》和罗家伦的《雪》。继而在1921年开设了“新诗”专栏，副刊在1923年的8—10月期间刊登了大量文章讨论新诗、旧诗问题，副刊的编辑不做任何表态，期间大量理论观点及新诗、旧诗大量涌现，呈现了当时东北文学独立的文学论争的声音。

　　二、女性文学：彰显民族解放

　　随着社会的流衍，“神皋杂俎”各栏目的女性题材、女性形象也在发生嬗变，彰显了东北社会女性解放、女权发展等新思潮的传播和影响。“神皋杂俎”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很多照片展现的是外国妇女的形象与风情。如《美国妇女之绘足》表现妇女夏天赤脚在小腿上作画，“争奇斗巧，妙不可言”;又如《美国学生之开放日》，讲述美国女学生毕业或者放假情形;还有美国纽约发明的《儿童汽车》;上衣伴有印度刺绣的《伦敦上级妇人之新服装》，以及《美国上院女议员》《美国妇人之海浴衣》《最近之英后即皇女》等，还刊登过“西洋名画”《莫那利沙》(《蒙娜丽莎的微笑》)。《盛京时报》充分发挥了报纸传媒的特点，利用照片等非常形象的表现形式向辽沈大地的民众展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以西方女性的形象启发辽沈女性突破传统枷锁的桎梏。

　　“品花”专栏登载的是文人品评妓女的文章，随着女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品花”专栏逐渐销声匿迹。“神皋杂俎”刊登过一封作者来信，作者在信中除了表明钦佩穆儒丐的文笔，还建议“不必再作那种无意识的花评，将贵报花评栏改作香粉地狱的变相图，用庄严的笔墨描写，拒绝那种卑下肉欲鼓吹的恶文字”②。由此可见，社会现代化进程让更多的读者希望得到更多健康、新鲜的内容，这其中自然与女性地位受到日益重视有关。不过在当时，包括女性解放在内的很多新思潮在出现之时还是饱受争议的，“神皋杂俎”中的很多文章都在议论女性解放或者发表对女子的看法。

　　除了各类评论之外，小说也是讨论女性问题，表达对女性、女权思想看法的重要文学形式。穆儒丐在他小说连载前的预告就探讨过此类问题，如在《落溷记》连载前的“新小说预告”：书叙一旧家之女已字人矣，一日偕其父母赴沪上探亲戚，兼购妆奁。不意其女感受新思潮背旧婚而缔新盟，卒至沦落北里为倚门卖笑之人。情节多有可观，对于新旧思想持以公正之评判，诚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也，不日刊布，喜阅儒丐小说者当以先睹为快也，此启。①

　　《落溷记》描写了李凤楼由一个千金小姐最终沦为妓女的故事。在作者眼中，“父母之命”虽有弊端，但倡导“女权”等一切“解放”的事物更是害人不浅。凤楼正是在上海接触了杂志《解放》，里面倡导女权的一系列白话文章打开了凤楼的视野。上海作为口岸，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凤楼舅舅家的姐妹穿着时髦，这些都冲击了准备接受父母包办婚姻的凤楼。穆儒丐在小说正文叙述中，总忍不住跳出叙述来发表议论：习俗难移，比什么都厉害……既肯教子女入校读书，也可证明他们不是十分顽固的。可是到了议婚一事，偏生不教儿女与闻，蒙席盖井的，生怕两个人知道了，有许多不便似的。……结婚的当事人就当两个傻子一样。

　　……入了洞房，男女两个甚至有彼此不知姓名的。这种顽固，不知是那位圣人留的。真不亚隔山买老牛，好坏尽凭个人运命。②兹仅演义如此，亦足以作新世女子当头棒喝矣。③在《香粉夜叉》里穆儒丐也发过议论：现在的新人物，沾染点文明气儿，动不动便说家庭专制，婚姻不自由，于是便有提倡自由结婚的，男女对说对讲，应当没毛病了。殊不知这自由结婚，也有不满人意的。作书的有个朋友，他的老婆便是自由来的，两个却时不常的打架拌嘴，闹得家庭里一点幸福也没得着。

　　夫妇的爱情更说不上了，如今只落得男子跑平康里，妇人在家里讲自由。街坊四邻谁不笑话。④可以说，穆儒丐对待传统婚姻制度和新的女权解放思想各打了二十大板。同为“神皋杂俎”主笔的王冷佛的著名小说《珍珠楼》，开篇就讽刺媒妁之言、指腹为婚等封建婚姻陋习：天下万国，莫不以婚嫁为重。独有我中国习俗，于此人伦大道，全不讲究。上等的富贵人家，择门第、讲阔绰;下等的争彩礼、论聘资。至于小夫妇的本身，也不问人品志趣是否相合;身体的长短肥瘦是否相称。只凭那媒妁之言，模模糊糊就订成夫妇了。⑤作者提到有个财主谷次竽因自觉相貌丑陋，对不住他貌美的妻子，只能听凭悍妻刁蛮，在家“不敢大声出气”。

　　这个例子虽显荒诞，却也是道出夫妇不相配的尴尬之状。《香粉夜叉》发表在1919年，《落溷记》发表在1920年，《珍珠楼》发表在1922年，新文化运动虽已传播至东北，但女性解放的合理性尺度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直到1932年，《裙》的发表表明女性解放在东北大地依旧是个热度不减的话题：一股保守派而自命为老成些的人常常说：“目下世风不古，人欲横流，廉耻道丧。女子们赤臂露腿，怎么直线曲线，伤风败俗，莫此为甚。”①女主人公——密司陆虽然认为此话过分，还是把短裙换成了长至脚踝的长裙，结果走在校园里被议论纷纷，甚至嘲笑;除了男性，很多女性也有微词。大家说她“长裙曳地，这是林妹妹的东西”“似乎是戏台上的苏三起解”，“她平常穿的裙也是短得最利害，现在物极必反，以今之长补昔之短了……”密司陆成了学校师生的围观对象，窘迫难耐。于是她被迫无奈，只能再度换上“长不满三寸的黑短裙，赤露了两条在寒风中打战的大腿，披起了洋绒衫，著着新式的油皮鞋，充一个所谓摩登式女郎”。②

　　短裙—长裙—短裙，作者通过换裙的叙述比较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大部分人对于新事物的一种态度。学校的学生自诩勇于接受新事物，但他们属于激进的一派，即接受新的就完全抛弃旧的，长裙属于传统服饰，自然得抛弃。密司陆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根本，而只是纠结于服饰等外在的事物，太在意世俗的评价，造成自己纠结矛盾的心态。与之相对，反而很多底层的女性触碰到了女性解放的真谛，想要自我掌握命运。《女优》中借爱如的口说出当时女性思想解放的缩影：“什么老天爷，我就没这些迷信。老天爷若有眼睛，还不教我们当唱戏的呢，将来什么叫人事，什么叫天命，我一概不管。我就是我，正了呢，我也不喜欢;歪了呢，我也不发愁，倒落个痛快。”③

　　其他讨论女性和新旧婚姻的文章还有很多，如李泽田的短篇小说《什么夫妇?》。小说描写了旧式婚姻下的两对夫妇，一对是时髦青年白秋和乡下老婆，抽旱烟、“苞米式的尖脚”;另一对是土头土脑的刘老大和在师范学校卒业的女学生。两对夫妻的生活没有一天和美，结果白秋与刘老大妻暗生情愫、海誓山盟，最终结局是两对夫妇各自离婚，再重新结合——白秋娶刘老大妻，乡下老婆嫁刘老大，这时，两对夫妇反而受人羡慕。世人皆认为此事“不在人伦之内”，作者却认为这些都在“情理之中”。④乍看故事，未免荒唐，可在当时新旧文化冲突强烈的背景下，不甘“父母之命”，顺从个人意志，似乎这一切又是逐“新”的表现。这说明在当时的东北社会，女性地位、婚姻制度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神皋杂俎”刊登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在协和医校发表的演讲，题目为《中国历史上妇女的地位》。⑤胡适提到著名外交家钱恂的夫人——单士厘历时十多年出版完成了《清闺秀艺文略》5卷本，胡适受邀写的序言，题为《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近三百年有一千三百一十个妇人写作诗文，并有大部分的作品已曾印行。这个数目本身对于我是一个启示。”⑥

　　接着，胡适将这些女作家按出生地进行了统计，统计出各个省份女作家的人数;还按类别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得出这些作品99%是诗。胡适进一步阐明受教育是提高女性地位的重要手段，“文艺教育虽然浅浮，不足实用，但却曾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因为“在中国受教育的男子是很少的，而受教育的妇女更为罕见，所以她们也就更被尊敬”。⑦接着胡适从母教角度谈了妇女受教育的好处，就是她们能够更好地教育下一代，举例欧阳修和顾炎武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说，胡适对中国传统女性的评价比较中肯，传统女性受教育实属不易，还有如此多的诗作问世，确实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虽然认为“文艺教育浅浮”，但“母教”的观点突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放至21世纪依然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三、特色专栏：传承民族语言有研究者将九一八事变后无明显反殖民性特征的一类作品称之为解殖文学①，认为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殖民历史现场创作并发表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属于隐去了作者情绪的“零度写作”。

　　20世纪提及“零度叙事”的就属盛行于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思潮。该小说思潮描写生活的鸡毛蒜皮，事无巨细，将作者话语隐匿，完全展现人物的琐细生活。从这一点来看，“神皋杂俎”的某些专栏确是只关乎文字、语言、生活，无关政策和反抗。上文提到“文苑”里的很多诗词属于唱和、咏景状物之作，而另一专栏“谈业”里的短篇小说则以纯文言的方式讲述奇闻轶事。这些都可以看成解殖场域下，东北报载文学另一种不附和日本殖民的声音。“谈业”是被研究《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的大量学者所忽视的一个专栏，此专栏是副刊的一个传统栏目，刊登国内外传闻、乡村轶事、志怪、志异，早期有《左忠堂轶事》，描写西藏风俗的《藏风琐述》，也有《林肯》《波斯王讨阿梭斯山檄文》《撒克逊童谣》《希腊力士之杀怪物》等。比较独特的是此专栏一直坚持文言创作，刊登志怪、志异的小说，没有长篇连载，都是短篇。

　　可以说“谈业”专栏以一栏目之微薄之力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用中国古典的独有语言续写《聊斋志异》式的传奇，这何尝不是在殖民话语强压下的文学主体话语建构。渠道和载体之一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话语——文言，题材和体裁都接续传统的古典小说——《聊斋志异》。《芙蓉琐闻》《成仙奇闻》《刘四姐》《孝子寻亲记》《冀州二兄弟》《崔某》《杀误》《谋杀奇报》《女鬼撩人》等小说或是仙狐题材或是记录天赋异禀的奇人轶事，彰显善恶有报的中国古典小说主题，成为“神皋杂俎”独具特色的招牌。而且此专栏中故事大多发生在辽宁地界，对于报纸的传播和读者接受都非常有利。“芙蓉”旧指鸦片，《芙蓉琐闻》中写了几例吸食鸦片人的特殊癖好。《刘四姐》中描写刘四姐被自家嫂子和其奸夫冤枉，遂投井自杀，被新来的知县昭雪的故事。② 《崔某》写了辽河附近渔民崔某尤其擅长泅水、捕鱼，异于常人，利用自己的异秉为民除海怪，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的故事。渔民感恩于崔某为民除害，为其购买棺椁葬于河滨。③

　　《杀误》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光绪年间的辽宁丹东凤城，也是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模式。“此事固为村俚之谈。其中实藏因果之理，苍苍者天，孰谓一无灵应耶?”④在清朝光绪年间，杀通奸者是无罪的。甲某和妻子结婚多年无子嗣，甲某听信了村中流言，怀疑妻子有外遇。“杀误”乃误杀之意，甲某本欲杀其妻及奸夫，不料阴差阳错将自己弟弟行里的更夫误认作“奸夫”杀害了，“淫妇”即为本欲趁甲某不在家去甲家行窃的邻居妇人。《成仙奇闻》写了旧时一座神庙的传闻，广行善缘，被人们称为“活佛庙”，主要原因在于该庙“每年必有一人羽化而登仙”。新来的知县总觉其中有蹊跷，遂令手下“李二张三”去庙里一探究竟，终于发现端倪，将寺庙围住，住持交代：“本寺冬令收养贫民，使之丰衣足食。选其面貌魁梧者，留备成仙之需也。以铁柱贯肛门者，令死者面色不改也。”⑤僧人得到惩罚，百姓称赞。《携眷》讲述柳生嫌弃妻子叶氏因贫血而逐渐衰老病弱的容颜，拒绝携其随己赴省城任职参谋，遭其父训斥。作者评价：“柳生者，襄平人，性机警，能以小善结人心。”几年后，叶氏病更不起。

　　柳生一日从省城返家，一反常态，带上妻子随行。六日后，叶氏在省城去世。因为柳生“以小善结人心”，固无人怀疑。柳生不旦在叶氏死后再婚一嫁妆丰厚的女子，而且之前在省城寓所已经有了烟花女子为伴。侦探雪君了解了事情经过，判断此一谋杀案，是柳生间接杀害了叶氏，明知叶氏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带其车马劳顿，致其殒命。众人感慨柳生：“嗟嗟阴贼险狠，咄咄逼人，偶一不察，生命莫保。柳生携眷之事，其小焉者也。若夫今日贼民之举，隐微难见，形势无惑，其阴毒之甚于此者，何可胜言。”①此专栏也有很多固定的作者和单位投稿，如署名赵北布衣子的发表了《冀州二兄弟》《老周志异——惊喜》《老周志异——柳妻》等，凤城市省二师范学生白世俊、娄万成、萧玉崑等都分别在此专栏发文，如白世俊的《赵飞雄》、娄万成的《王孝子复仇记》、萧玉崑的《奇女子言行录》。

　　从很多题目不难看出，志怪、志异题材不胜枚举。文言的写作并不等于迷信封建，善恶因果的题材只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之一。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谈业”也用文言叙说反封建的故事。《青年枉死记》记闻了作者在街头看见王裕生被封建迷信贻误致死的真事。王裕生才23岁，只因“忽患时疾”，“其父母素尚迷信，崇拜偶像，每日惟买香烛锭帛，祝祷于偶像之前。或曰汝儿病笃，可速为医治。曰吾儿病虽重，有菩萨保佑，不致有伤生之虞”。几日后，病情加重，裕生父母更是请巫师到家里“捉鬼”，裕生受到这些巫师的惊吓，病情加重。他的父母经亲友劝说才将裕生送去就医，为时已晚，“青年已溘然长逝矣，呜呼哀哉，真可谓枉死者矣”②。

　　如果说“谈业”和“文苑”无关乎反抗与激情，那么日本报人更希望看到的是暴露中国国内矛盾的文章涌现。1920年直皖大战、1922年和1924年直奉两次大战造成东北地区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盛京时报》无论其他版面还是文艺副刊都在详细跟进军事动态，与对待反抗殖民题材作品的政策不同，控诉战争时局的作品占了文艺副刊的很多篇幅。其中大量的作者就是战争的经历者，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控诉了当时混乱的社会动态，留下了东北文坛独特的声音。“谐文”栏目发表了很多相关作品，大多用文言，或幽默、或讽刺、或愤慨，表达了东北人民对时局的关心，对百姓生活的忧虑。有以讽刺语气发表的《新千字文》：“神号鬼哭，诸村逃光，果真黎难，臭虫皆僵。直奉事起，居然很像，纛旗火毁，鸟官尽惶。此处知事，乃服洋裳，推位让战，因怀奉张。匪兵不去，赛过毒疮，强奸妇女，抢劫绅商。”③

　　有用东北独有的二人转语言形式发表的《大帅好糊涂》④，全文13个小节，每段都是五句话，前两句是实写，后三句统一皆为：“大帅你好糊涂!哼嗳嗳咳哟!大帅你好糊涂!”实写的部分全系时局的抨击，如“内阁改组有政府，何苦用你瞎拥护”“三月进关旌旗舞，横压京畿据津沽”“四月开火全军覆，黔驱一蹶自取辱”“地盘失掉归旧窟，还教议员拍屁股”等。作者用通俗上口的语言、戏谑的语气痛诉了当时奉天的政局。《时事谐聊》中也都是对仗顺口的句子，共10小节，每小节19—23字不等，调侃当时混乱的军事政局：“同人变作仇人，军政府你去我辞……嘉偶偏成怨偶，某院长嫌贫爱富，何时破镜重圆……参谋部忽而被围，蒋尊簋虽觉尊荣，也闹得束手无策。”

　　署名徐少谷的《黑暗时代赋》写道：“日月晦冥，江山失色，遍地干戈，满途荆棘，水混混兮不清，天沉沉兮否塞，雷轰轰兮炮发，雨飘飘兮血滴……”⑥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只传承了屈原的《离骚》形式，还油然发出类似当年屈原的悲悯痛心，战乱使得社会民不聊生，百姓怨言四起。还有仿照《兰亭序》所作的《选举非常总统序》：“民国十年，岁在辛酉，季春之初，聚于广州之非常国会，选总统也。佞党毕至，议员咸集，此处有雪茄香槟，饼干咖啡，以及选举票匦，分列左右。已预用金钱买妥，投票期间，虽无督军省长之富，一讹一索，亦足以慰彼私情。”⑦

　　作者嘲讽了军阀割据时期选举的腐败乱象，“佞党”云集，只为私欲，不顾百姓死活。《武人祸国记》是仿《醉翁亭记》所作，依旧是对战乱时局不满的作品。“环国皆乱象也，其湘鄂川粤，子弹累累，枪炮多而辎重积者，战场也。南北六七省，声势赫赫惊人，而吹胡瞪眼于上者，督军也。”①作者讽刺了军阀争权夺利的丑陋嘴脸，武人对地盘的欲望导致了无休的战乱。“赋”“序”“记”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体裁，仿古文是“谐文”专栏刊登反战题材作品的主要形式，“谐文”和“谈业”在作品语言上传承了中国的传统，保持了独有的声音，没有在新旧二元对立中自我舍弃，这在报纸追求发行量的当时是比较难得的。

　　四、结 语

　　《盛京时报》作为现代纸媒，不知是信息传播的滞后，还是报人刻意为之，关于巴黎和会的相关信息，1919年5月22日的副刊中才刊登了名为“意大利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拂袖离去”的“漫画”，更不要说与此紧密相关的新文化运动了。因此，某种程度上东北地域的现代化进程较之内陆地区是缓慢而滞后的。体现在文艺副刊“神皋杂俎”中，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并不一味刊登白话作品、提倡一切所谓新的东西，而是继续刊发传统栏目“文苑”“谐文”“谈业”等。关注现代女性解放，文艺副刊的大量作品通过女性地位、婚姻关系中的形象嬗变表达社会对女性态度的转变。

　　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这并不能称之为“滞后”，恰恰多了这许多可供东北传统文人感悟“现代”的时间，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和体裁坚守了民族性的主体话语。在此过程中，也得以窥见日本报人内藏“共荣”野心的主办方针。一味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立“新”并不可取，东北社会一旦加快现代化进程，那么日本妄图在意识形态或地理意义上霸权东北的野心便难以实现。可以说，“神皋杂俎”的报载文学见证了东北一隅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样态，不同于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的强势殖民话语，早期的“神皋杂俎”在穆儒丐等一批较好掌握中国传统语言的文人编辑下，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特色鲜明。文艺批评曾经将“语言”作为研究文学文本的根本，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

　　语言绝不是文本的全部，但确实承担了从创作到接受的最主要载体。如果说民族性的表现分为现实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话，那么语言无疑是属于现实层面的展现形式之一，这是一种一脉相承的语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表现。“神皋杂俎”的专栏作品正是以民族语言坚守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从“文苑”“谐文”“谈业”等专栏作品中可见一斑。以穆儒丐、金小天、王冷佛为主要编辑的理念和身体力行地创作让东北地区的很多文人坚守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并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逐渐厘清新与旧、破与立的论题，在关乎新旧的讨论中推进了东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新旧不是二元对立，民族与现代也可以兼容并包。民族性的观念层面即是报人们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坚守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基因，是潜在的对文学体裁、语言等外在表达的价值内刻。从“神皋杂俎”的专栏设置到具体的文学作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国家认同让这一时段的“神皋杂俎”显现出无论社会形态还是文学进程都呈混合性的复杂面相，呈现了东北现代社会面对日本早期殖民语境下的挣扎与坚守。

　　作者：冯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