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合、贾岛诗歌清新奇峭之美学风格

　　摘要：姚合、贾岛之所以为后人相提并论，与二人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清新奇峭的总体风格密不可分。二人诗歌中“清”的传统除了与盛中唐山水田园审美主题一脉相承外，更多表现为形式上的“清词丽句”及风格上的“清幽清苦”，在诗歌的语言、格调与韵律方面也常常体现出清绝、清整、清硬、清峭、清奇的特色。姚合、贾岛二人“清”的特质同时也与弱、浅、浮等审美风格息息相关。姚合、贾岛在诗歌创作上的“刻意求新”，不仅是对大历元和以来主流诗风的变革，也表现为形成了一种在立意、谋篇、遣词、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全新风格的五言律体，被时人追捧和后人认可。姚合、贾岛诗歌中“奇”的表现同中有异，“奇”在姚诗中可用“拙中藏巧”概括，在贾诗中可用“大巧若拙”概括。姚合、贾岛诗风中的“峭”除表现在总体风貌、声律格调等方面外，也表现为一种在精神与人格上的追求。

　　关键词：姚合;贾岛;诗人并称;中晚唐;清新奇峭;美学风格

　　中晚唐之交，伴随着中兴好梦的破碎，人们的心理在经历了一番短暂的激昂与兴奋之后，渐渐冷却下来。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及其追随者或作古或移情，相继淡出诗坛的主流，诗歌风尚也与贞元、元和年间产生了极大的背离，新的时尚在审慎地经历了漫长的屈从与选择后，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与方向。这时候，人们在饱受煎熬之后都渴望得到片刻的休息，于是人们的审美心理趋向于清冷与安闲，因心灵空间趋于狭小所以所描写的景致风物亦趋于纤微琐屑，理想抱负的难于伸展也使众多诗人不再有豪情与奇气，表现于诗歌上就是气格的局促与疲弱。

　　人们的视野渐渐从纷乱的社会与奇丽的山水中收回，转而投向了内心世界的忧愁苦闷、庄园水阁的闲适幽静和绵渺情思的扑朔迷离中来，这是那个时代的长相，姚合、贾岛自然也不能超越。肖占鹏先生谈及这类现象时说：“审美时尚是指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人们共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判断。对流动于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审美时尚的考察，往往是开启某一诗人或某一诗歌流派审美趣味和文学蕲尚迷宫的金钥匙。某一诗人或某一诗派在文学史上被标举为戛戛独造的东西，放到包笼他们的时代艺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透视，往往可以发现其与同时代其他艺术门类某些类项的‘共构’特征。”[1]

　　作为中晚唐之交诗歌风尚的代表，姚合、贾岛同时具备那个时代诗歌风貌的所有特征。姚合、贾岛之所以为后人相提并论，除了在创作态度上崇尚苦吟和在诗歌体裁上长于五言律体外，与二人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清新奇峭的总体风格密不可分。当然，姚合、贾岛诗歌总体风格的形成包含有诗歌传统、时代风尚、诗人浸染、审美情趣和自身追求等多重因素，这也促使姚合、贾岛最终迥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组合，别开天地，独具风采。晚唐诗人张为首次注意到了二人在总体诗歌风格上“清奇雅正”的特点，“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入室……姚合;升堂……贾岛……”[2]宋人严羽在论及永嘉四灵的师承时对姚合、贾岛以“清苦之风”概言其总体风格[3]。

　　宋人孙仅认为姚合、贾岛二人诗法源于杜甫但同中有异：“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4]元人方回比较姚合、贾岛二人诗风时也以“清新”言其共性，所不同之处在于一“浅近”一“幽奥”[5]。清中期李怀民在划分中晚唐诗歌流派时则将二人区别对待，分别置于“清真雅正”和“清真僻苦”门下，认为二人的共同点在于“清真”，而区别在于一较“雅正”、一偏“僻苦”[6]。由此可知，历代诗论家从不同角度归纳和辨析姚贾诗风时虽然所得不尽相同，但却一致认识到了姚合、贾岛诗歌“清新”的总体风貌。除此而外，散落于后代诗论家众多诗评中与“清新”相关联的诸如清苦、清雅、清冽、清幽、清硬、清绝、清切、清弱、清僻、清整、清爽、清润、新奇、新警、新异、尖新等评论以及峭拔、幽奥、平淡、浅切、奇僻等特色又在二人诗歌中有浓淡不一的表现，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中晚唐之交别具一格的姚贾诗风。其中姚合、贾岛最为基本的风格当在清新奇峭诸方面上，一种诗风自然不当肢解来理解，但为了更为细致地把握，我们姑且对其基本风格分别加以阐释。

　　一、清的传统

　　清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审美追求，它具有相当广泛的内涵与外延。唐诗史中“清”的概念亦包含有多种意义，若从总体风格上讲，清则多与山水田园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诗歌风貌相联系。唐代山水田园诗人言必称王孟、钱郎、韦柳，而姚合、贾岛通常被认为是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的，故而二人诗歌在总体风格上也体现出“清”的特色。胡仔等以“深清闲淡”[7]言韦应物、柳宗元、孟浩然、王维及贾岛，可视为清这一诗歌传统的传承脉络。“清”的另一个角度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即所谓“清词丽句”的诗歌传统。杜甫曾言，“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五)，即是从诗歌形式的角度而言的。姚合、贾岛二人诗歌清的传统正是沿着杜甫树立的旗帜并充分继承王维、孟浩然、钱起、郎士元、韦应物、柳宗元诸人的山水田园主题而来的，清成为姚贾诗风的基本色调，与同时代的韩愈、孟郊、卢仝、马异、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人有明显的差别。不仅姚合、贾岛在诗歌中常常营造出或清冷或清幽或清空或清苦的境界，在诗歌的语言、格调与韵律方面，也常常体现出清绝、清润、清整、清硬、清峭等特色。晚唐诗人薛能亦以“清绝”论贾诗：“左迁今已矣，清绝更无之。”

　　(《嘉陵驿见贾岛旧题》)潘德舆评姚合诗云，“合诗体气清整”[8]，贺裳认为“阆仙五字诗实为清绝，如‘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即孟襄阳‘鸟过烟树宿，萤傍水轩飞’不能远过。又如‘雁惊起衰草，猿渴下寒条’‘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柴门掩寒雨，虫响出秋蔬’‘地侵山影扫，叶带露痕书’‘移居见山烧。买树带巢乌’，皆于深思静会中得之”[9]。由上可见，后人以“风骨自清”[10]和“丽句清辞”[11]评姚合、贾岛，庶几近之。姚合、贾岛又在诗歌中喜用“清”字，这也可看作是构成姚合、贾岛诗歌总体风格的一个方面。蒋寅先生在谈及清这一审美内涵的负面效果时曾指出：“清直接给人的感觉就是弱。……从根本上说，弱是因为单薄、不厚实……清一向就是与浅、浮、薄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12]历代诗论家在肯定姚合、贾岛诗歌“清”的主色调的同时，也一并指出姚合、贾岛二人诗歌与清相关联的一些不足。姚合因诗歌多浅切，所以表现得较为突出。

　　翁方纲评姚合、贾岛诗歌“太清弱，抑又太尽”[13]，其他如“语僻意浅”(纪昀评)[14]、“单薄无意味”(查慎行评)[15]、“气格卑弱”(方回评)[16]、“然姚之诗小巧而近乎弱”(方回评)[17]等。尤其是结句，姚合、贾岛二人均不能摆脱疲弱的缺陷，以致有“结弱而少味”(纪昀评)[18]的评论。但整体而言，姚合、贾岛的一些作品虽有弱的不足，但姚合、贾岛均有以僻涩的格调、深幽之意境、苦寒的内容、峭拔的体势等尽力弥补浅弱浮薄的努力，甚至于被后人当作以矫元白诸人“浅俗浮艳”诗风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故而清弱并不是姚贾诗风的基本格调。

　　二、新的变革元和时期，随着元白、韩孟诸人渐渐淡出诗坛，诗歌潮流的总体倾向也由五古转为五律、由批判社会转为关注自我，一场新的变革又摆在当时的诗人们面前，其情形与大历诗人当年的处境大略相像。此阶段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李贺、卢仝等大家巨手的风格渐已失去时尚，年轻的诗人所面临的是在这些诗坛巨擘所开创事业的阴影下的变革与创新。姚合、贾岛应时而出，自元和末起至开成年间义山、樊川、飞卿诸人并起之前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大历以来直至贞元、元和诗风进行自觉的批判与变革就成为姚合、贾岛及其追随者及期间其他诗人无可回避的使命，这一代诗人通过自身的尝试与努力终于奠定了晚唐诗风的基本形貌。

　　从这个意义上讲，姚合、贾岛往往是被认为是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现的，“元和中，元、白尚清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唐摭言》卷十一)[19]。贾岛最初学韩孟五古，但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专攻近体的创作道路，“浪仙以诗名世，杰出于贞元、元和文章极盛之后。孟郊死，为之哭不已，其诗亦与郊分镳并驰，峭直刻深，羁情客思，春愁秋怨，读之令人爱其工，怜其志”[20]。姚合的五律，虽与当时的众多诗人均有唱和的经历，但其诗歌却与元白、韩孟诸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与贾岛一致，“诗亦一时新体也”[21]。

　　尽管后人对姚合、贾岛二人求新求变的效果褒贬不一，但二人刻意求新的作风却表现得十分鲜明：合为诗刻意苦吟，工於点缀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画太甚、流於纤仄者，亦复不少[22]。浪仙、东野并擅天才。……二人生李杜之后，避千门万壑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23]。如果说姚合、贾岛及其众多追随者生元白、韩孟、刘柳、卢李之后，志在别开生面，应当更为确切。姚合、贾岛二人诗作中虽还有些许摩习元白、韩孟及张王的痕迹，但已终非留恋徘徊于其院廊间的门客，他们已经走出庄严而又显陈旧的高屋广厦的阴影，在春花中或月影下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惬意。姚合、贾岛在诗歌的创新求变上有多方面的尝试，以追求一种变、异、奇的整体效果。姚合当时赢得朝野赞誉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闲居遣怀》十首等组诗在五言律诗的表现内容和结构技巧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创新，这些尝试因与常法不同，故而也遭到了后世的众多非议。如纪昀：“武功诗语僻意浅。”[24]又“武功诗欲求诡僻，故多琐屑之景，以避前人蹊径。佳处虽有，而小样处太多”(《游春》纪昀评)[25]。

　　姚合除在五律创作上着力求变外，也对其他诗歌样式进行尝试，如其创作的两组描写景致的组诗《杏溪十首》和《题金州西园九首》，均为不古不今的五言六句体，在作意上明显沿袭王维《辋川集》和钱起《蓝田溪杂咏》，但在技法上却刻意出新，以求异于前贤。与刘禹锡相类似，姚合对当时的民歌体诗歌也有所留意，其组诗《杨柳枝词五首》即是在此方面的尝试，贺裳评论道：“凡作熟题，须得新意乃佳。《杨柳枝》曰……此诗颇脱窠臼。”[26]蒋寅先生在论及“新”与“清”的关系时认为指出：新颖是“清”的另一层重要内涵，由清构成的复合概念最常见的就是“清新”，这主要是就立意与艺术表现而言。不难理解，清意味着超脱凡俗，而俗的病根即在陈熟平凡，所以清从立意修辞上说首先必须戒绝陈熟，力求新异[27]。贾岛在诗歌的构思、布局、遣词、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均有创获，尤其是五律[28]，是故后学言其诗时总好以“新”论之。李怀民评《送朱可久归越中》曰：“新极矣，奇极矣。”[29]查慎行评曰：“有意求新，一变唐贤风格。”[30]

　　这种刻意创新在贾岛的其他诗歌样式中也时有反映，“贾岛七言律，入录者虽少，至如……等句，皆清新峭拔，另为一种，与五言小异”[31]。姚合、贾岛二人刻意求新的作风从其所作的诗歌中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姚合、贾岛二人在诗歌中常常提到新诗、新体、新语、新篇、新作等词语，从中也可反映出一些他们趋新的心理与审美情趣和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事实①。姚合、贾岛在创作和吟赏方面亦有很多新的追求，如主张即景抒情、反复揣摩、反复修改等②。姚合、贾岛所认同的新诗的特点，大致有“清峭”“气逸言纵横”“韵响”“格高”“灵动”“出奇”“韵谐”等要素，在诗句中多有反映③。由此可见姚合、贾岛心目中的“新”的风格是具有丰富的内涵的。当然，在姚合、贾岛刻意求新求变奠定地位取得成绩的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一些由求新而带来的不足，言贾岛者多言其寒俭僻涩，言姚合时多指其琐屑纤巧，我们自然不能将此一并归为时运使然，但这也正是姚合、贾岛之所以为姚贾而非李杜王孟等巨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奇的追求

　　晚唐张为将姚合、贾岛二人同归于清奇雅正一门，即是看到了二人诗歌“奇”的特色。李怀民称姚合的五言律诗“朴茂新奇”[32]，姚合诗歌之奇多与“巧”相联系，方回评姚合诗“而格卑於岛，细巧则或过之”[33]。胡震亨言姚合诗风“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34]。许学夷则认为姚合五言律具有纤巧的特点，“五言律如……等句，仅入晚唐纤巧，中亦间有近岛者”[35]。姚合诗歌的“奇”虽因“巧”而来，但同样也是其根据自身的资质与兴趣求新求变的一种尝试。

　　吴乔在分析姚合形成这种“奇巧”特色的原因是说：“盛唐不巧，大历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陈浊麻木之病，渐入於巧。”(《围炉诗话》卷三)[36]辛文房也认为姚合、贾岛二人都具有“巧“的特色：“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洌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37]但姚合诗歌的求奇求巧是隐藏在整体诗风的平易之中的，给人一种“拙中藏巧”的味道，所以从总体感觉上讲，姚诗“奇”的特色表现得远没有贾岛诗歌鲜明。贾岛诗歌之“奇”，主要是与其“僻”“怪”“幽”“涩”等独特的审美追求相结合，通过对诗歌中字句意格锤炼的具体实践，最终达到“新奇”“奇恣”“奇绝”“奇异”“奇凿”“奇拱”等的效果[38]。如李怀民在评《送李骑曹》一诗时说：“‘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无此奇笔如何匠得塞垣景出?

　　此与王右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正变之分，而发难显则同。”[39]又如“‘野水吟秋断，空山影暮斜’‘磐通多叶罅，月离片云稜’‘凌结浮萍水，雪和衰柳风’‘松生师坐石，潭涤祖传盂’‘西殿宵灯磐，东林曙雨风’‘绝雀林藏鹃，无人境有猿’‘井凿山含月，风吹磬出林’‘明晓日初一，今年月又三’‘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枫’‘露寒鸠宿雨，鸿过月圆钟’等句，最为奇僻，皆前人所未有者”[40]等，像这样的例子在贾岛诗歌中比比皆是。与姚合诗歌求奇的表现恰恰相反，贾岛在诗歌创作中虽然刻意求奇，但最终却是为了达到一种平淡自然的境界，或可用“大巧若拙”来评论。张宏生论及姚贾诗风时道：“姚贾的独特性在于，他们通过苦吟推敲的创作方式，使得原本不同的诗风达到了另一层次的同一性。这也许正是姚贾齐名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得到后世许多诗人推崇的根本原因之一。”[41]

　　其实，不仅是苦吟，在刻意求奇这一点上，姚合、贾岛二人虽然切入点不同，但最终也达到了奇巧与平淡在一定层次中的统一。贾岛的求奇与其个性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外人眼中，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经历复杂，充满了挫折，同时又执著而坚定，满怀激愤，故而平静闲适之时少，愤懑失意之时多，发言为诗，自多孤峭不平之气。这对于贾岛来讲自然而正常，但对于那些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缺乏类似体验的人来讲，自然认为贾岛有超越寻常的奇绝之气，令闻者耳目一新。所以贾岛诗歌之奇是深沉的，是形成于内而表现于诗歌中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体验，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一种结构诗歌遣词造句的写作手法。

　　四、峭的效果峭，一般指岸陡直或山高峻，屈原《悲回风》“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巅。”即同时具有以上两种含义。

　　因峭具有仰视高山和如临深渊的纵横落差，所以常给人一种急险危冷的心理感受，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则可形成奇警突兀的表现效果，所以诗人们通常刻意营造“峭”的境界作为诗歌求奇的一种重要手段。后人论姚合、贾岛诗歌时常以“峭”及其相关的审美范畴加以概括。孟郊《戏赠无本》论贾岛道：“金痍非战痕，峭病方在兹。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王远以“峭直刻深”论其诗，其他对贾诗的相关评价有“清新峭拔”“生峭险僻”“峭骨沉响”“声韵峭急”等，分别指出了其诗歌在总体风貌、内容、立意、格调、声律等方面“峭”的特色。“峭”在姚合诗中也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峭的自然形态，姚合偏爱那种高峻挺拔的山与壁立陡峭的岸的形态，故其诗歌中常用“峭”字来描绘山势和堤岸，姚合诗中常以峭字入诗①。其次，清与峭的对举与并用。后人评论姚贾诗风时多用“清峭”二字，姚合遣词造句之时也有意无意的将二字对举或连用，与其诗歌所呈现出的总体风貌相一致，如“昔年尝作毗陵客，石峭泉清天下稀”(《送崔郎中赴常州》)、“幽栖一亩宫，清峭似山峰”(《题厉玄侍御所居》)等。姚合与贾岛二人所追求的总体风格是相同的，只不过在具体的表现上有所侧重，这就牵扯到“峭”这一美学范畴的艺术内涵的问题。从诗歌的立意上讲，“峭”多与“孤”“高”相关联。如姚合534首诗中，“高”字的使用竟达到92次，贾岛404首诗中“高”字达72次，“孤”字54次，而运用“高”“孤”二字的许多诗句均能反映出“峭”的意味②。从格调上讲，峭则与峻、洁等相关联，一同构成了洁雅高峻的清美诗格，如“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姚合《喜览裴中丞诗卷》)。

　　从表现内容上讲，苦、寒一类的感觉若与山水风物相结合则更容易引发峭的效果③。贾岛诗中“寒”字凡88次，“苦”字凡14次，可见一斑。从诗歌的声韵方面讲，瘦硬、拗折的句法和律调与峭具有天然形貌上的近似。“峭”与“平”是相对立的一对审美范畴，姚合、贾岛追求的是一种骨峻神清的效果，就必然与元白的浅切轻艳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姚合、贾岛是沿着杜韩开创的道路一脉而下的，姚合、贾岛在吸收了瘦硬奇警、突兀峭拔的特点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韩孟诸人过于狠重险怪与生涩拗折的不足，姚合诗“新诗盈道路，清韵似敲金”(《喜览裴中丞诗卷》)，鲜明地提出了他们所追求风格的内涵。延君寿言贾岛“五律尤极瘦峭之能事”[42]，亦是一语中的。与表现的内容相一致，从诗歌的整体风格上讲，清、冷的色调则与峭的感观最为和谐。因姚合、贾岛二人诗歌具有清的主色调，在姚贾诗风所具有的多种因素中，清与峭最为根本，结合得最为完美、典型，所以不论是诗人自身的标榜还是后人评论也都好以“清峭”二字概括而非其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种必然。

　　峭的思想根源为二人性格上的特立不群，这种特立不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缺少朋友或不谙世事，而应是二人以自己的生存信念和艺术趣味为支柱，在内心深处自觉地远离整个社会的追名逐利与声色犬马之流，峭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与人格上的追求，这一点在姚合《寄贾岛浪仙》中有明确的表露，诗曰：“悄悄掩门扉，穷窘自维絷。世途已昧履，生计复乖缉。疏我非常性，端峭尔孤立。往还纵云久，贫蹇岂自习。所居率荒野，宁似在京邑。院落夕弥空，虫声雁相及。衣巾半僧施，蔬药常自拾。凛凛寝席单，翳翳灶烟湿。颓篱里人度，败壁邻灯入。晓思已暂舒，暮愁还更集。风凄林叶萎，苔糁行径涩。海峤誓同归，橡栗充朝给。”由此诗可知，姚合、贾岛在内心深处的息息相通。姚合在韩湘进士及第时写与其的诗歌《答韩湘》中对“峭”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刻苦地作诗应主要为沉潜其中自得其乐，而非人前卖弄，“把笔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识”。

　　对韩湘“致诗过相饰”的行为并不认同，进而提出作诗应与做人相同，“君子无浮言，此诗应亦直”。姚合同时提出了作为诗人异于常人的理想人格：“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岂随寻常人，五藏为酒食。”姚合因韩湘文华过饰的诗篇进而对新登高科、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的未来表示了忧虑。姚合与韩湘的差异或可从很多方面来理解，但主要是将诗歌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自身人格的凸显还是将诗歌作为博取时名进身求仕的工具的差别，这可以看作是久经风霜、聪慧睿智的老者与初出茅庐、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在不同心理层面上的一次对话，日后的韩湘或可对此能够有透彻的领悟。

　　姚合认为能够垂名后世的正是这种由孤峭的人格映射而成的诗篇，正如其在写与友人贾岛的诗中所言“吟寒应齿落，才峭自名垂”(《寄贾岛，时任普州司仓》)。虽然说“虽贾之终穷，不及姚之终达”[43]，但二人“孤峭”的性格、对诗歌创作的信念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二人达到了内心世界更深层次的同一，谈及姚贾并称时当然不能忽略了这方面的因素。总之，姚合、贾岛二人诗歌“清”的传统除了与盛中唐山水田园审美主题一脉相承外，在形式上表现为“清词丽句”，在风格上表现为清幽清苦，在诗歌的语言、格调与韵律方面，也常常体现出清绝、清整、清硬、清峭、清奇的特色。姚合、贾岛二人“清”的特质同时也与弱、浅、浮等审美风格息息相关。

　　姚合、贾岛在诗歌创作上的“刻意求新”，不仅表现为对大历元和以来主流诗风的变革，也表现为形成了一种在立意、谋篇、遣词、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全新风格的五言律体，被时人追随和后人认可。姚合诗歌的“奇”虽因“巧”而来，但同样也是其根据自身的资质与兴趣求新求变的一种尝试，可用“拙中藏巧”来概括。贾岛诗歌之“奇”主要是与其“僻”“怪”“幽”“涩”等独特的审美追求相结合，通过对诗歌中字句意格的锤炼加以落实，可用“大巧若拙”概括。在刻意求奇这一点上，姚合、贾岛二人虽然切入点不同，但最终也达到了奇巧与平淡的在更高层次中的统一。后人论姚合、贾岛诗歌时常以“峭”及其相关的审美范畴加以概括。从诗歌的立意上讲，“峭”多与“孤”“高”等概念相联系。从诗歌的声韵方面讲，瘦硬、拗折的句法和律调与峭具有天然形貌上的近似。从诗歌的整体风格上讲，清、冷的色调则与峭的感观最为和谐。峭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与人格上的追求，二人“孤峭”的性格、对诗歌创作的信念是相同的，也是二人达到了内心世界更深层次同一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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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