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文化层面培育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本文主要提出了友善价值观的养成，重点从文化层面来进行介绍，提出加强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以使之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是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关键之举。从文化层面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就是要让友善成为人的文化内核，让传统友善文化实现创新型转化重焕生机，形成党和政府、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三者共同参与的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合力机制。

　　关键词：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要使之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42。这一要求从根本上指明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所在，即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自觉，成为支撑我们文化自信的核心力量。文化作为人的内在属性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格外坚韧的生命力、格外广泛的覆盖力和格外强劲的渗透力。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实际上与他的文化修养是分不开的，因此从人的文化涵养维度来探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让友善成为人的文化内核

　　从文化层面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将友善价值观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引起人们的重视。友善价值观应该成为人的文化内核，成为我们辨识各种暴力、仇恨、冲突背后的真实人性的一面镜子。友善作为人的文化内核，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也必然会有温雅的举止、友善的言行。正如作家龙应台先生所说，“什么是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2]。

　　“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接过卖菜小贩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2]

　　这种源自生活却触及灵魂的深刻拷问，将人的文化本性展露无遗。透过这段关于文化的朴素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文化境界并不止于积累知识的多少，还包括德行修养的深浅、文化品位的高低，于是是否具有友善美德就成了文化境界高低最为常见的评判标准。人们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与社会、如何对待自己所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说都与友善价值观密切相关。一个人能否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强，能否做到尊重他人、大爱无疆，能否做到尊重自然、心怀万物，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评判人的内在文化素质高低的具体标准，构成了文化层面践行友善价值观的基础。

　　首先，对于自身而言，友善意味着自尊、自爱、自重、自强。拥有友善品质能够进行自我维护、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超越，有着基本的羞耻心，进而推动自身自觉克服和扬弃不完善的状态，积极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积极追求自我生命的丰满润泽。自轻、自贱、自顾不暇，便会因缺少追求善的意志，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其典型表现就是道德冷漠、犬儒主义、极端利己等。其次，对于他人和社会而言，友善意味着尊重他人，不霸道、不蛮横、不任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做人的道德底线，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爱的情感[3]。

　　人的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才能确保将自身置于与他人、集体相处良好的关系之中呢?友善价值观无疑为此提供了关键性的伦理指引。友善意味着与他人建立一种和谐友好的关系的可能性。

　　友善价值观指引我们对他人保持一种开放、尊重、承认和爱的心态，能够以他人的利益为重，能够主动替他人着想，并通过慈善、志愿服务等实际行动来积极帮助他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利他精神的道德根基，涵养深厚的道德义务感。特别是在当前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以友善价值观为指引，以此来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为陌生的他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现代转型与全面提升。

　　再次，对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来说，友善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尊重自然，懂得爱惜自然的一草一木，能在自然山水之中尽情舒展自己的灵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关论者所指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自然具有客观的规律，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可以发现和认识规律。人应该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尊重并利用规律，使自然界在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造福人类。”[4]

　　如果人类忽视了自然环境的生态限制，无节制地开发、掠夺自然，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污染物，这必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5]。针对这种情况，就特别需要对全社会进行生态启蒙，加强环境教育，提升公众生态意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和科学的生态道德伦理[6]，特别是涵养包括生态友善、生态节制、生态公平在内的生态伦理美德，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7]。

　　可见，从文化层面上看，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首先就应将友善内化成为人的本性，让友善成为人的文化内核。唯有如此，人才能成为有文化内涵的人，以友善为内核的文化也才能真正占据社会主流，以此夯实国人文化自信的人性基础。

　　二、让传统友善文化重焕生机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友善品质的修炼与提升，植根于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友善价值观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巨大的道德感染力与现实生命力。在当代传统文化中的友善思想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深入人心，其主要表现就是胸襟开阔、宽容待人，互谅互让、扶贫济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思想在新的时代仍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辉[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友善思想，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从认知、认同和践行三方面入手，让传统友善价值观恢复活力，重焕生机。首先，提高个人对传统友善观的认识。要避免将传统友善价值观简单地等同于好人主义、无原则主义，从人性善恶的高度深刻把握传统友善价值观在涵养人性、教化人伦方面的独特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传统的友善文化不仅存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之中，而且也存在于道家、释家文化传统之中。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表现出的包容、仁爱，这也正是友善价值观的独特魅力所在。

　　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认识，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理性平和地将传统友善价值观的合理成分据为己有，为我所用，这应该是我们对传统友善观的应有认知态度。其次，增强个人对传统友善文化的情感认同。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传统文化充满了不少偏见，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涌入更是加深了这种偏见。具体到友善价值观，有人更是主观片面地认为中国人的仁爱友善精神比不上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之爱，中国人的友善在西方理性精神的显微镜下无非就是一种不值一提的伪善之谈①。

　　但事实上经过百年来中西文化的无数次碰撞交流，至少我们可以断定一点，西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宣传无私的上帝之爱的同时，永远都夹杂着唯我独尊式的宗教仇恨因素在其中。今天，恐怖主义在西方世界几乎无孔不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不同宗教文化基础上的宗教仇恨、敌视心态的具体表现。因此，为数不少的知名人士、文化学者都非常认同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必将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

　　对此我们固然可以置之一笑，但我们绝不能无视人性中友善的力量。在当今世界文化版图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如同我们的友善观这般真正将一种大爱精神贯穿始终，无论是在日常人伦中，还是在内政外交中，这种富有浓郁友善色彩的大爱精神，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也支撑起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3]。因此，我们应该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充分认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

　　再次，充分汲取传统友善文化精华，并使之发挥润泽人心、和谐关系的功能。与古代的人相比，虽然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不少精神层面的困惑却与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传统友善文化精华对于纾解我们今天遭遇的人际困境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传统友善观注重克己、利他，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等，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有不容忽视的教化作用，这种教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营造出一种人人和善的社会文化、道德文化。今天，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国人的认可，我们也有必要通过深入挖掘、继承这种文化遗产，让友善等传统道德精华重新迸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

　　三、形成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合力机制

　　友善价值观要想从一个感性的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理性的基本伦理准则，还需要形成培育践行的合力机制。在这一合力机制中，执政党和政府、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在其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由于其特殊的角色定位，应承担起培育践行友善文化的主体责任、领导责任。

　　首先，执政党和政府应当制定较为完善的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文化政策，特别是要加强、加快与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密切相关的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如关于志愿服务在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关于民法总则中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条款的细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好人法”立法工作、关于慈善法的具体执行细则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友善文化的传承弘扬，依靠执政党和政府从政策、法规层面的正确引领和规范，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应承担起传承友善文化的伟大使命，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担当精神，为营造整体友善文化氛围夯实制度基础。

　　其次，执政党和政府应通过顶层设计，将能够体现友善精神的志愿服务活动、扶贫支教活动、文明礼仪教育活动等系统化、规范化，使之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展示人们高尚品质、友善精神的精品活动。

　　再次，执政党和政府也应做好国民教育体系设计工作，将友善价值观培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目前已经有了相关行动，例如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以加强大中小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编撰工作、发布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等举措②。

　　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最后，通过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共产党员、公务人员带头做友善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这对友善文化氛围的形成至关重要。目前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等举措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也期待着这一良好态势能长久保持下去。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时代发展的先驱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在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知识分子是“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他们“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9]。

　　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意识，一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言，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他们应该成为人类的“教养员”，应该将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更应当使自身成为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10]36-45。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在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营造友善文化氛围方面作用巨大。如作为知识分子重要代表的教师群体，其首要精神标签就是爱与奉献，他们对友善价值观的认知践行程度的高低，无疑会深刻影响着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无数学子。

　　对于教师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应该“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净化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11]，他们应当做友善价值观的践行典范。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友善文化资源的源头供给重任，他们通过文艺手段塑造的道德楷模既源自人民的日常生活，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友善价值观的理解与践行。

　　因此，一方面他们应该主动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艺术涵养、道德修养，强化其“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也应该植根于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应该充满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要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2]。

　　此外，全体青年学生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11]。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践行者，在友善文化氛围的营造乃至最终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虽然普通民众相对于社会精英来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友善文化建设就无足轻重，相反，如果友善价值观不能让普通民众接受，不能在普通民众中间扎根，如果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这个社会友善程度的改善，那绝不意味着友善价值观培育践行的成功。事实上，普通民众才是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主体和真正受益者，他们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推动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正进步。

　　首先，普通民众是传承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主要力量，他们习惯性地、顽强地保存着传统中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初性本善等最为朴素的友善美德，没有普通民众对传统道德的这种坚守，今天我们所谓的传统友善价值观显然是无从谈起的;其次，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其所能地满足群众合理需求，全力以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多了自信与从容、优雅与宽容，这也为友善文化的营造创造了条件;再次，普通民众对友善价值观的认同、践行与信仰，也进一步彰显了友善价值观无形却巨大的力量所在，这一力量推动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不断地向好向善发展。万丈高楼平地起，只要地基牢固了，这个友善社会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

　　虽然在建造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经形成就很难再倒退回去。我们坚信，普通民众对友善价值观共同的选择，既是普通民众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根本动力。正是普通民众对友善价值观的这种天长日久的践行，才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民的友善精神气质，也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宽容博爱风范。此外，通过加强社会道德舆论和媒体宣传以形成浓郁的友善文化氛围，也是从文化层面上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

　　社会道德舆论是“社会公众的道德评价意见和道德评价活动，集中表现了社会大众共同的道德意识，是社会道德意识的突出表现形式”[13]。社会道德舆论要正面引导宣扬友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对各种关乎友善美德的行为、事件进行舆论裁决和引领，各种媒体宣传也要紧紧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友善典型，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推动诸如同情、尊重、互助等富有友善蕴含的社会公德的形成，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友善文化氛围，有效引导全体公众自觉参与到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中来。

　　四、结语

　　从文化层面上展开对友善价值观培育践行路径问题的探讨，最终是为了达到将这一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人心之中、人性之中这一根本目的。唯有让友善真正生发成人的文化内核，让传统友善文化重焕生机，通过构建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合力机制，营造出浓郁的友善文化氛围，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才能将其格外坚韧的生命力、格外广泛的覆盖力和格外强劲的渗透力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并更好地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

　　注释：

　　①康德与黑格尔都认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具有伪善性，特别是康德对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进行了批判。我们认为从理论理性角度来说，这种批判不可否认有其合理之处。但一条好的伦理准则，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应该有实践中的可行性，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传统儒家伦理准则在我们今天的日常道德实践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说明其具有合理性。

　　②值得一提的是，文明用语、远离语言暴力也是营造友善文化氛围的重要一环，在新华社最新修订发布的《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中，就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文明用语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缩影，语言使用的文明情况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进而展现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龙应台.什么叫作文化[N].南方周末，2005-02-24(29).

　　[3]冯正强，何云庵.中国大爱：理解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度新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6)：83-88.

　　[4]张丽媛，李桂花.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的生态思想与习近平的生态文明观[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3)：15-20.

　　[5]李世书.生态风险发生根源与防范对策的伦理文化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3)：1-6.

　　[6]张冉.生态文化自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3)：7-10.

　　[7]冯正强，何云庵.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18(3)：130-136.

　　[8]文丰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核心价值观营养[N].光明日报，2014-11-16(07).

　　[9]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02).

　　[10]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1).

　　[1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1).

　　[13]李宏斌.试论道德舆论的功能及本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9(4)：17-19.

　　相关范文阅读：法学理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中，我国共产党在这条道路上也在不断探索，在有效的治国方针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带领下，只有根据我国国情，并且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需求，只有这样我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观，才可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面文章就主要探究法学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