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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陈云从严治党思想探析

时间:2020年01月05日 分类:政法论文 次数:

摘要:延安时期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陈云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从严治党关系到民族解放战争,关系到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不仅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严治党,而且必须在实践行动中勇于并且善于从严治党。 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

  摘要:延安时期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陈云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从严治党关系到民族解放战争,关系到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不仅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严治党,而且必须在实践行动中勇于并且善于从严治党‍‌‍‍‌‍‌‍‍‍‌‍‍‌‍‍‍‌‍‍‌‍‍‍‌‍‍‍‍‌‍‌‍‌‍‌‍‍‌‍‍‍‍‍‍‍‍‍‌‍‍‌‍‍‌‍‌‍‌‍。

  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既是对党内从严治党思想的传承与发扬,反映了从严治党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又是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的语境下,其在实践活动中的感悟和经验总结,充分体现了陈云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通过梳理延安时期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党在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如何加强自身建设,而且对今天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陈云;从严治党

党政干部论坛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积极借鉴“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1]390这自然包括党的历史上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陈云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及西北财经办事处政治部副主任(1年)的工作实践中,其党建思想不断发展,蕴涵着丰富的独到见解。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严治党思想是延安时期陈云党建思想的精髓,反映了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党建的鲜明特质。对此的回顾与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命运、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人民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中获取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这对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共产党人要重视从严治党

  历史证明,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前提。在经过长征的涅槃后,党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重担。毋庸置疑,面对着日本侵略者这个“庞然大物”,同时国民政府又在一旁“虎视眈眈”,党要争取生存空间,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从严治党来提高执政能力。

  当然,党执政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这也是领导民族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必备条件。对此,陈云提醒道:“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顺利完成。”[2]158那么,怎么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呢?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感召,是党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党成为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从严治党是一块磨刀石,洗涤杂质,百炼成钢,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党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在于形成并保持密切的党群关系,这与从严治党是分不开的。自诞生之日起,党即与工农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在经过国民大革命、苏区武装斗争和长征等一次次的考验后,这种关系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变得愈加牢固。延安时期,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在黄土漫天的西北高原开展革命运动,更要密切党群关系。密切党群关系体现在对每一个党员的严格要求上,因为“党员是最基本物质基础,基础之好处就直接影响于党”[3]181。

  党员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着自己,更是代表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一旦党员出现了违反党纪的行为,“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2]183否则其后果之严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陈云强调指出:“与群众‘融成一片’首先要能使群众与你融成一片,无纪律无信则就不能。”[3]187这实际上指出了从严治党是良好党群关系形成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对从严治党的重视,意味着党员干部要严于用权,时刻对权力心存敬畏。权力既负有社会活动的管理调节职能,又是人们获取利益的媒介,在制度、政策和规范的范围内合法地行使权力,是中国共产党治理社会的重要前提。在一定意义上,严于用权充分体现了党要从严治党的决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延安发生黄克功事件时,“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戴罪立功、杀敌赎罪”“法不可赎、情有可原”等声音掺杂在一起,再加上国统区舆论的“兴风作浪”,使得陕北的上空一时之间风起云涌。在人心浮动之时,中共中央把党的纪律与边区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依法惩罚了黄克功,向党内外表达了严于用权、权为民用的决心。那么,是否严于用权意味着牺牲党员的个人利益呢?

  陈云指出,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不保障党员的个人利益,但每个党员应该深知“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3]322。党员干部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严守权力使用的制度与规则,正是彰显了党要从严治党的决心。

  二、共产党人要勇于从严治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思想建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创新性的根本保障,也是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之所以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重视思想建党。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党在思想上不断加深对思想建党原则的认识,使得思想建党成为全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根本性原则。

  陈云指出,思想建党要求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做到“领会其中精神,观察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3]143,如此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作出科学的判断。在陈云的指导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各类培训班及夜校,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授课内容等方面科学规划、合理设置,为党员提供了多种学习渠道,为思想建党创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极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

  勇于从严治党,离不开铁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源于党的团结统一,铁的纪律是保证党团结统一的根本,是落实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延安时期,党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肩负着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必须加强纪律建设,必须以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绝不允许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保证全党团结一心去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陈云指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党的纪律是统一的,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党员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特权,“上级对下级也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3]323。每位党员都要恪守党的纪律,这不仅仅需要制定政策法规,更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3]128。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违纪行为,陈云强调要视性质、情节不同进行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处理:“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2]197事实证明,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在战争年代严峻的形势下对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勇于从严治党,离不开作风建设的加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运动中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并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从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到延安时期成为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正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奋斗史。抚今追昔,陈云语重心长地告诫:“与群众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每时每刻,深知。”[3]351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血与泪中得出的箴言。

  历史经验证明,当党紧密联系群众时,革命运动就易于发展迅猛;当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某些政策上出现偏差时,革命运动就易于受到挫折。在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抗争中,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逐步被唤醒,他们在追问:谁为我们的生存争空间?谁为我们的生活谋幸福?谁为我们的利益而鼓呼?最终,中国共产党为这几个关键问题提供了完美解答。对此,陈云明确指出:“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2]173这既是延安时期党在作风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又是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三、共产党人要善于从严治党

  要做好从严治党工作,离不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纵观党成立后的历史,无论是面对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汪精卫高举的屠刀,还是一系列武装暴动失利后的困境,抑或长征中几乎陷于绝境的劫难,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体现出了顽强生命力,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始终坚持着从严治党。尽管每个时期的从严治党面临的环境不同,理念、内容、方式也或多或少有着不同,但其经验皆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陈云从严治党的思想继承了党内从严治党思想的光荣传统。

  例如在谈到思想建党时,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部分地区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原因在于“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思想上没有从严要求,没有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4]77。这是党内第一次郑重提出要重视思想建党,对陈云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陈云认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能“仅仅做了党所分配的工作而不学习理论”,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及通晓马列主义的基础”[3]293,真正做到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对党忠诚。善于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特点。

  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历史证明,从严治党不是空洞的理论宣教,而是要由内化于心的思想自觉转化为外化于行的实践行动。党把从严治党的理论贯穿于革命实践中,而实践活动又推动着从严治党理论的不断升华。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工作实践,而丰富的工作实践又推动着其从严治党思想的不断发展。延安时期,陈云在中组部任职时大力推进组织建设,仅1937年到1938年,全国党员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陈云积累了大量党建经验。

  在党员发展迅猛之时,陈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党员在组织上入党重要,但思想上入党更为重要,这需要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从严治党,党员必须“在一切革命活动中应该安心于党所分配的任何工作,成为忠于革命事业与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3]293。陈云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在于其善于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从大量党建工作中总结出规律,其从严治党的理论之花植根于革命实践工作的土壤中。

  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永葆青春的秘诀在于与时俱进,善于根据实际环境的变化而勇于创新。因此,要做好从严治党的大工程、大文章,必须解放思想,因时因地,适时地从理念、策略到方法进行创新性的改革。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但继承了以往党建工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如在谈到对新党员新干部加强党性教育时,陈云指出,除了理想信念、理论知识、政策制度和纪律教育等内容外,还要分派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到基层锻炼。

  陈云特别强调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提醒党员干部下基层不是镀金和放松,不能比安逸讲舒适,必要时“对某些新党员新干部可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3]364,在艰难困苦中磨练其意志。当然,为了防止出现极端行为,陈云专门提醒组织部门禁止刻意地去追求“创新”,在安排工作时必须足够审慎,真正起到锻炼人培养人的目的。陈云在从严治党上的创新举措,即使以今天的要求去审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的启示

  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意蕴深刻,对当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然具有深刻启示。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梳理从严治党历史而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延安时期,陈云在领导与组织从严治党的工作中,特别注重党员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陈云指出,党员必须时刻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188。只掌握理论知识,而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很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陈云特别强调:“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3]143当然,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普遍的规律,又要考虑党员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经验者,从理论上去反省经验;无经验者,理论与实践相配合”[2]216,这是陈云特别提醒的。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广大党员一方面要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内涵;一方面要正确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民族复兴的需要去看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从严治党要坚持制度治党。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为制度治党提供了重大政策依据。

  陈云在工作实践中,其制度治党思想形成了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层面:一是自上而下的学习制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领导下,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小组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知识,有效提高了政治水平;二是形成了多渠道的教育培训机制,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三是强化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形成了稳定的调节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的行为规范,为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天对制度治党具有标志性的论述,是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强调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罚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388,这实际上是在告诫全党,制度治党要为从严治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任何人没有法律规定之外的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从严治党要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无数志在抗日救国的青年申请加入党组织。陈云强调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2]214,把人才的思想道德放在第一位。陈云指出,在党员的培养上要坚持“准入”与“考核”并重的严格标准。“准入”即在入党程序上严格要求,要让每个新入党员不仅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让那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入党组织的六条标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2]

  137-142“考核”指的是一旦入党后,对党员的考核是随时随地贯穿于其政治生涯的,“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2]363,这是衡量一名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重视人才思想品德的培养是陈云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晚年的他对此表述更为明确“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3]498。今天,社会思潮纷繁多变,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党的政治根基。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那些理想信念坚定、能力素养突出、发展潜力较大的人才放到重要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总之,延安时期是陈云从严治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表现出其在长期的党建工作所凝练的独到见解,不仅有助于理解党在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也对今天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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