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的历史源流与治理之道

　　河北清理5.5万人，四川清理清退2.8万人，河南清理1.5万人，吉林清理8600余人……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四省已有10万余“吃空饷”者现形。人们关注整治“吃空饷”成绩单的同时，更期待问责能让背后的“操盘手”现形。

　　“饷”本意指军粮，引申为军人的俸给。“吃空饷”本意是指军官虚报兵员冒领军饷，这种弊病在古代军队和政府机构常有。比如譬如宋神宗时，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揭去旧数而不存按检”，以致“兵数皆无籍可考”，为军官隐瞒虚报兵员和吃空饷提供了便利，士兵死亡不注销、逃亡不下编，兵额有缺不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到宋徽宗时，此风愈演愈烈，《文献通考》说，崇宁年间，仅熙河路士兵逃亡几达四万，然“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目的就是为冒领军饷。宋朝军队羸弱，不能不说与此有较大关系。

　　明朝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去，为了多吃空饷，一方面，军官向朝廷虚报兵数，如《明史?袁崇焕传》载：“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也就是说，士兵只有四万七，却虚报十万，多吃了一倍的空饷。看样子，似乎不虚报也不行，因为士兵不到二万，却设置了上千的将领，不多弄点空饷，怎么养得下这么多将领?

　　另一方面，对那些“皆苦于饥馑，迫于贪残，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会要》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十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此风在清朝仍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8年，禁烟派官员黄爵滋在奏折中说，“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爱仁则向皇帝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两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可见吃空饷现象之严重。

　　吃空饷不但在军中泛滥，在政府部门也是如此，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蔡泳受、王书常等人，采取假印舞弊、捏造大员姓名等手段共冒领银物14次，共计价值7万余两。又比如民国时江西大余县警察局，本来有正式人员123人，却上报了255人，空饷发到警局，被局长郭琰一人贪占。

　　现在，吃空饷“进步”了，娃娃还在上学，挂个名就可以吃空饷;毕业报个到，此后人影都未见，工资照领;人已经到牢房里蹲着了，名字仍在工资册上，五花八门，吃出了水平，吃出了新意。

　　自己不出一分力，仅凭自己占着一个职务上的便利，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得一份空饷，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或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中的诈骗罪或贪污罪。之所以吃空饷历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将这种行为进行问责，当成诈骗罪或贪污罪并绳之以法，避谈发响者的渎职责任与合谋问题，让吃空饷的成本太低，把发出去的空饷收回来就不了了之，吃空饷者趋之若鹜。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何真正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如何真正形成立体监督，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太大，如何实现有效监督，从根子上铲除其产生的土壤，以达治愈吃空饷这个“老顽疾”，也是做得很不够，出事完在意料之中。因此，治理吃空饷不是靠神仙，关键是前端的“一支笔”要管好，后端的“一副镣铐”要用好，成本大到不愿为之，就能最大限度减少吃空饷的事。

　　核心政法期刊论文发表范文：社科纵横期刊征稿浅论共同过失犯罪。

　　版权声明：文章来源于网络，由本平台整合撰写，版权归原作者或平台所有，分享只为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或整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