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与现代性关系再审思一种历史实践论视角

　　摘要: 本文从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历史实践论视角对生态问题的本质、根源以及治疗做出考察，探讨现代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生态危机遵行现代性实践的总体性逻辑，其根源在于现代性实践的过度与局限。生态危机治疗的关键在于现代性实践的全方位转变。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和风险。启示在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模式不能是普世性的，同时人类要走出生态困局，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根本误区在于实践上的过度与类价值的缺失。

　　关键词: 生态危机; 实践; 现代性; 总体性

　　生态问题是随人类文明进程逐渐凸显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这一问题自 19 世纪上半叶在英、德等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国家就已露端倪，其症候就是地方性的城市污染和环境恶化。20 世纪中叶以降，这一问题开始在全球变得严峻起来，表现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巨大的气候灾难、不难预期的资源危机、多物种濒临灭绝以及碳排放引发的全球性变暖。

　　这种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呈现出来的生存隐患和发展风险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其中被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家们表达为“增长的极限”、被美国环保思想家卡逊描述为“寂静的春天”、海德格尔则从一种存在论的视角揭示为“大地的毁灭”。这种关系状态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人类的未来命运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危机的根源何在? 解决途径在哪里? 文明向何处去才能走出生态困局? 本文尝试从一种历史实践论的视角对生态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做出考察，并深入探讨现代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生态治疗问题。

　　一、一种历史实践论视角:超越科学主义与文化主义生态问题的加剧

　　日益引起各国思想家的重视，他们从生态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倾向，我们称之为生态科学主义范式和生态文化主义范式。生态科学主义范式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语境下，其根本立场在于将自然生态从人的实践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对象和领域，对外在的或局部性的自然生态及其相关因素进行定量性分析。

　　生态科学主义范式的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机械因果论特征。而现代生态科学则借助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等最新的科学理论描述了自然生态的有机、共生、平衡、循环、不确定性、失调、解体等生态学属性和规律，揭示了自然生态关系领域的整体性、有机性和非线性特征。在这种范式下，生态问题被视为生态系统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失调与解体。

　　生态科学主义范式倾向于将生态问题主要看做是纯粹科学性的问题，与此相关，这种范式强调遵循自然生态的规律、依托科学的方法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生态文化主义范式是指人文领域反思和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一种立场。与生态科学主义不同，生态文化主义主要立足于内在性的思想理论逻辑和文化价值逻辑来揭示自然生态问题，主张自然生态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观念问题，并由此强调对西方文化模式以及现代性文化观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在文化主义者看来，西方的理性主义、主体性观念、西方观念论的形而上学、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长期以来大行其道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主义等对自然的毁灭和生态危机负有某种“原罪”，因此主张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要对上述思想理论、文化精神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生态文化主义特别强调文化转型和文化价值观重建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与实践策略对于反思和治疗生态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科学主义为我们思考生态问题提供了客观性视角，有助于我们对生态问题从事实层面做出准确的描述和客观的判断; 文化主义则揭示了文化观念、精神机理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一定的片面化、抽象化的局限。在生态问题上，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引入一种超越“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实践论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三个基本的观点:生态问题的人类相关性; 生态问题的实践相关性;生态问题的总体性与复杂性。

　　生态问题的人类相关性是指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从人的视角确立的问题。生态问题虽然可以从生态科学的意义上立足于生态系统的失调来表述，但是，生态危机之为“危机”从根本上说却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人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诉求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根本关切，就无所谓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因为自然无论变成何种状态，自然依然是“自然的”，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危机”。生态的“危机”之说有不言自明的人类自我相关性。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是指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矛盾、对立状态。

　　在这种关系下，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存在条件遭到严重破坏，人作为整体存在的成员和生物圈链条中的环节，与生存环境之间原有的有机联系、平衡关系和支持关系被打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之间呈现矛盾、对立的负相关关系。生态系统不再是和谐的有机联系基础之上的一种良性循环关系。这种关系境遇不仅表现在人类物质生产领域自然基础条件的恶化与资源条件的严重匮乏，也表现在人类正常生存上的难以承受和难以为继。实际上，不是自然反而是人成了生态后果的被动承受者，自然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种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失衡问题，但在其真正的意义上是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

　　生态科学主义单纯从外在于人的自然生态本身来谈论所谓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没能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生态问题的实践相关性是指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自然生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更是社会性的历史实践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和社会历史问题首要的、根本的观点。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

　　18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现实性活动，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是人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社会性活动。实践活动以多种样式展现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如生产实践、技术实践、制度实践、日常生活实践等。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 与此同时，人类实践也给自然界和人类自身不断带来新的问题和困境。就生态危机而言，实践的观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实践乃是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实际中介和相互作用的纽带。实践与生态之间是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认为，生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背景视域，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同时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人类实践活动也是生态系统的内在要素和重要参量。生态科学主义范式的困境就在于没有辩证地看待生态与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这种直接性关系。科学主义虽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因素，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生态问题主要归为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人的实践问题，其中，极端的科学主义甚至完全忽视人的因素，拒绝将人的实践因素作为分析生态问题的重要参量。生态问题的历史实践论范式一方面强调从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视角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也就是从人们实际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及其历史运行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生态危机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逐渐凸显出来的历史实践问题，是人类在特定的现代性历史条件下自我造成的实践性后果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实践论范式也主张从实践的立场出发来寻找解决生态难题的可行道路。生态危机如果在根本上不能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干预、影响和改造而发生良性转变的可能，那么人类的未来必将陷入毫无希望的宿命。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牵涉多存在领域且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性活动。这种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是具体的、总体的，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

　　生态问题由于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内在相关，也必然是具体的、复杂的。生态问题既涉及人与自然、文化与实践的关系，也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的发生是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牵涉诸多的因素: 有自然生态本身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客观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因素，也有人的情感欲望因素; 有经济、政治因素，也有文化价值因素。

　　生态问题正是这些自然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因素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相互作用、合力造成的。实践的观点要求我们在考察生态问题时保持一种总体性视野，既不赞同单纯从生态科学的视角将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实践的对象进行纯粹客观主义的考察，也反对单纯从文化哲学、存在哲学的视域对生态危机和困境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反思。

　　生态文化主义强调了思想观念的力量，但忽视了物质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由于缺乏自觉的实践视域，文化主义也没有关注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文化的转变并不总是意味着实践的转变。文化与实践具有非同一性。文化观念并不总能实际影响和支配人的社会历史实践，因为还有制度、利益、情感等其他诸多历史因素。实践具有总体性，文化因素只是实践的总体性因素之一。

　　二、生态问题的历史实践论分析

　　生态危机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逐渐凸显出来的历史性问题，是现代性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后果问题。由于现代性最早发轫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对生态问题的实践发生应当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来加以具体的考察。

　　自 17、18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确立和发展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文明形态———现代工业文明，实现了从传统手工业和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机器大生产、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的历史转变。现代工业文明造就了高度繁荣和发达的物质文明，也促进了历史进步和人的发展。

　　然而，这种文明模式自 19 世纪以降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困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在 20 世纪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性和自反性，这种自反性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就是生态问题的大爆发。从历史的角度看，严峻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历史实践，是多种实践性力量和因素合力造成的。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条件包含相互关联的三个主要方面: 现代性精神的文化驱动能力、现代技术文明的支配和创造能力与现代制度文明的支持保障能力。

　　首先，无限利用自然的文化“合理性”。西方的现代化是由现代性的文化精神推动的，是在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精神氛围中进行和完成的历史性工程。启蒙思想通过对理性、知识的高扬对自然进行了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祛魅”，自然不再是充满灵性的生命，不过是被必然性所支配的服从因果决定论的机械系统。现代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是中心、人是最高的目的。这种精神相信人的主体性，认为自然是无限的，永不枯竭的; 自然和人是对立的，人要么统治自然，要么被自然所统治。

　　所以，启蒙主张人应当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无限地统治自然界，把宇宙变为一个可以无限猎取的领域，是数千年来人们的梦想。”〔2〕235对自然的统治是现代启蒙精神的基本信念。现代性在文化精神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也肯定了追求人性解放和世俗幸福的合理性，从而在生存价值上认可了个人主义、物欲主义的合理性。

　　现代性精神对自然的无限性认知和自我中心的态度培育了一种无节制的征服欲和贪婪索取的倾向，为工业文明条件下对自然的任意索取和利用提供了合理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其次，现代技术文明的工具合理性。现代工业文明是在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及其实践应用中实现的，从机械力、电力到自动化技术的每一次深刻的科学技术革命都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能力的增长。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更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3〕62。科学技术所体现的高度有效的工具合理性，使人类实践以前所未有的能力、效率和速度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规划来改变和影响自然和人类自身。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工具合理性是现代性物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根本特征。

　　然而，这种工具合理性使我们以矛盾对立的方式远离自然本身，这构成了现代性的隐忧。查尔斯·泰勒揭示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自然存在的接触，并且被一个统治一切的命令所驱使，这个命令把我们投入到一个与我们的本性和我们外部自然的无尽的战斗中。”〔4〕108现代技术的实践性运用也产生了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后果:“在比上述所提及的更加负面和更加危险的意义上，工业主义的传播创造着‘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实际或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危害生态的变化。”〔5〕

　　67在强大的工具理性条件下，人类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2〕213再次，现代工业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合法性。西方工业文明是在资本的历史逻辑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体制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根本方面，也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构架为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和技术实践提供了运行保障。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并且是无节制的。这种本性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永不停歇地扩张，而自由主义的制度构架则为这一扩张性进程提供了可能性，也使人类向自然开战的文化观念和技术文明的手段有了更大的作用空间和实践空间。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尖锐地指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无节制性特征: “工业资本主义，大肆渲染过对所有对手的胜利，预示过建立一个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的‘新世界秩序’，但是，没有提出过任何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或生态方面的稳定状态的希望。它们压倒一切的观点是永不停息的变革、无限的可能性和无止境的创造力。”〔6〕492加拿大哲学家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则敏锐地看到了文化观念、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性社会制度框架在征服自然时表现出来的内在统一性。

　　他指出，以科学和技术手段征服自然的世俗性企图发生在一个迅速变化和各种交叉力量推动下转变的社会框架当中。这种社会框架决定了人们努力把征服自然的观念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与其伟大的期望相反，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未能逃脱以更有力的机构保持在非理性社会条件下的运动。”〔7〕165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具有破坏的潜能，但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非但不能消除科学技术的破坏性潜能，反而成了这种潜能实现的历史条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也打造着消费主义。

　　消费是生产活动的终端环节，没有不断增长的消费，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再生产，所以，资本的运行始终不遗余力地培育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这个社会不断地进行商品再生产，并借助传媒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和习惯。“宣传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主要地创造着‘我’这样才是自我实现的消费者形象，在这样的行为中消费者认识到自己并与他自己的理想相一致。”〔8〕

　　90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资本的力量所影响和控制，这使消费教”，从而现代人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自然主义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资本主义自它取得决定性的统治之后，其实践性扩张导致了极度的资源榨取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遭遇到了自身的限度。资本与生态之间的紧张与矛盾日趋严峻。“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它正在耗尽地球的自然资本———清洁的空气、清澈的水源、肥沃的土地等等———出于短期的利益。”〔9〕218“生产的自然条件正日渐背逆资本的合理性，并引发日益强烈的生态问题争论。”〔10〕

　　37总体来看，以对自然的征服欲为内涵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为根基的“强主体性”精神、以高效有效为特征的技术合理性、以捍卫个体自由为目标的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体制、以利润和财富为导向的工业资本主义等诸多现代性的力量和因素，使人类满怀信心、无所顾忌地向自然开战并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世界。这种文明及其实践取向必然是过度的、放任的和无节制的。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鲜明地表现出一种过度性、无节制性的特征: 过度的欲望、过度的需要、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消费。这种过度、放任的文明既表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也表现于文化和日常生存领域。

　　现代性文明条件下实践的无限动力、无节制性，造成了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过度消耗、过度浪费以及过度损害。这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严重的紧张以及自然对人的疯狂报复。不难看出，生态危机是由现代强大的技术力量基于文化精神、生存价值的无限性取向在资本决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历史性实践所引发的。文化驱动、技术应用、制度构架等统一于现代性的实践之中，对自然生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生态治疗与实践的总体转变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探索危机的出路迫在眉睫。许多思想家尝试通过生态伦理构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倡导回归传统生活方式等不同的方略来解决生态问题。这些方案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强调了某个特定方面。由于生态危机根源于总体性的现代性实践，所以，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应当立足于现代性实践的总体逻辑来探寻。我们认为，生态问题最根本的药方在于对现代性实践的误区和困境做出深刻诊断和反省，并从实践领域对现代性的病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和全方位的矫正。

　　结论:

　　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鲜明地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和风险，即现代性实践的矛盾性、自反性，也在一个侧面清楚地暴露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的历史限度和根本误区。现代性的历史实践及其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类、工具和价值、传统与现代之间制造了严重的断裂与鸿沟，这也是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这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 1) 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模式由于其存在严重缺陷而不能是普世的，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应当走符合时代精神和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探索和构建能够矫正、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局限的新模式;

　　( 2) 人类要走出生态困局，建构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新型文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的根本误区在于实践上的过度与类价值的缺失。新文明的建构应充分保有有限性意识和类价值关切，使人与自然、文明与生态之间不仅实现对立双方的和解，更是成为命运意义上的共同体;

　　( 3) 在生态危机的根治上，人类必须强化实践的精神，凸显实践改变的重要性。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是实践的，所以矫正现代性也必须是实践的。由人的实践产生的问题，必须经由实践加以解决。这是治疗生态疾患的真正药方，也是克服现代文明困境的真正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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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3〕[德]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4〕[加]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1.

　　〔6〕[美]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 候文蕙，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7〕[加]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李建华，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3.

　　〔8〕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1971.

　　〔9〕Seitz J L. GLBOBAL ISSUES: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T. J.Press，1995.

　　作者：王晓东，李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