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义的创新概念维度、结构测量与绩效影响

　　摘要：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作为新时代引领企业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助力其提升可持续竞争优势并实现系统性超越的全新范式开始获得关注。 然而，相关研究体系尚未完善，尤其缺乏对相关概念的可靠测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证检验。 研究基于文献采集，对有意义的创新之理论基础进行系统性回顾，归纳与识别其基本框架与核心概念。 进而，运用访谈法与问卷法，针对内涵结构的 5 大核心维度实施“意义导向” (Meaning Orientation)的量表开发与信效度检验，形成可靠的有意义创新的测量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有意义的创新过程对创新绩效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有意义的创新;意义导向的创新;意义导向量表;量表开发;创新绩效

　　引 言

　　新形势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黑天鹅”事件频发。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激增为企业创新带来双重困境：从供给端看，非市场冲击使得上游供应链的体系的“断供”风险加剧，技术创新要素的可得性、可靠性与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需求端看，受新冠疫情等影响，全球化市场的进一步萎缩使得企业创新的目标对象变得愈发模糊，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使得创新产出盈利能力的可预测性进一步降低。 现实的挑战与发展的困境为创新管理理论范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破局技术要素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寻找动态环境下构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创新路径成为了核心议题。

　　在此背景下，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作为一种将意义识别与转化纳入企业创新过程的全新范式，开始在创新管理领域兴起并获得重要关注[1-3]。 该范式强调，企业对产品的内在意义与创新活动外部性问题的主动关注[1，2]，将有利于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塑造[4]。然而，尽管有意义的创新相关理论研究不断丰富[1-5]，但其作为一种新兴范式仍然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尤其缺乏对相关概念的可靠测度及实证研究。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

　　(1)首先基于现有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有意义的创新(MI)的基本框架与核心概念进行系统性回顾与总结，对其核心定义、构念维度与主要影响进行识别与分析。 (2) 进而，运用访谈法与问卷法，研究针对创新“意义导向”(Meaning Orientation)的五个基本维度：工具意义、价值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与未来意义，实施基于探索式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量表开发与信效度检验，形成有意义创新过程(MI)的测量模型。 (3)在此基础上，研究初步验证有意义的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结合其未来应用与启示进行讨论。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1、理论基础：范式演化与有意义的创新自 Schumpeter 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关于创新范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行。 从范式演化的理论视角[6]进行诠释性综述(Interpretive Review)，创新理论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概念范畴与认知边界逐渐扩张的过程。

　　具体来说，是从与产品研发最直接相关的技术元素、技术模块、技术架构、用户、市场竞争态势等因素，逐渐向产品与客户的关系以及产品与整个外部社会的关系方面扩张。 这一过程将创新范式的理论视野逐步拓展到产品创新的设计风格、感知价值、表达形式等内部意义，以及社会责任、公共价值等外部意义。 简单来说，这是一条从“技术与市场”到“内部与外部意义”的路径，其间涵盖了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范式(见表 1)。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周期性荣枯的关注。 20 世纪初，经济学家 Schumpeter 率先认识到了“创新”在经济发展的“景气循环”(也作“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为本领域的开创者与奠基人，Schumpeter 将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重新建立”或“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8]。创新的五种类型被提出，即推出新产品、实施新方法、开拓新市场、获取原材料的新供应、实践新组织形式。 在这一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以“市场与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创新“经典范式”逐步形成，诸多具有持续影响力的里程碑式成果次第涌现。从技术发展角度出发，在已有研究[23，24] 基础上，Ettlie 等[9] 提出了渐进式创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与突破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的分类，其中“突破性技术”被定义为与现有技术存在根本性差异并对采纳组织而言具有新颖性的那一类技术[24]，该框架为竞争环境下讨论技术变革与企业战略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25]。 基于上述分类的不完备性，Henderson 和 Clark[11] 提出了架构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与模块创新(Modular innovation)的全新分类维度，从而将技术视角下的创新范式引入四象限的全新框架。

　　从技术要素的跨边界流动角度出发，Chesbrough[13]提出了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 他认为传统的、被严格限制在企业内部的创新模式是一种“封闭式创新”，无法适应全球化视角下全方位的市场竞争，企业可以通过管理资源在组织边界内、外的主体间的“交换与沟通”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提升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Von Hippel[10]从创新主体与用户的互动的角度提出了用户创新(User Innovation)的范式。 用户创新的核心是强调创新过程是最大化搜索与组合运用知识的过程，由于散在于客户个体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26，27]具有粘性而无法直接传递到企业内部，所以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无法满足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在此情况下，企业应当将外部用户(特别是领先用户)的个体化隐性知识作为创新的重要资源，主动引入用户参与到创新的过程之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其处于隐性与显性状态的需求，从而提升创新的效率于效果。

　　从市场与技术相融合的角度，Christensen[12] 提出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理论范式，认为其是新入企业以“技术”为依托，通过低端市场战略或开拓新市场的模式，完成对在位企业的部分(或完全)替代的竞争性博弈过程。 遵循 Schumpeter 的思路，经典创新范式关注“技术与市场”因素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进入新千年以来，伴随着发达经济体从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社会浪潮，创新的过程与产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溢出市场，进而向整个社会场域弥散。

　　在市场与技术之外，创新范式开始关注外部意义。 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研究[28]的兴起，有关企业创新的探索也开始转向创新活动对社会需求的回应[2]，诸如社会创新[18]、公共创新[22]、责任式创新[29]等新范式逐渐形成。 本质上看，新兴范式所关注的是创新的外部性问题，专注于回应诸如：“哪些创新主体更关心创新的社会价值?”[22]、“哪些领域(部门) 更关注创新的社会需求?”[18，30-32]Mumford[18]以及 Nicholls 和 Murdock[19]提出了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的概念，聚焦于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组织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和扩散行为。 Swann 等[22]提出的公共创新(Common Innovation)的范式则开始关注公众利益。

　　Stilgoe 等[21]与梅亮等[33]学者提出的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强调由于创新产出的不确定性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应当让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到创新过程中。除了对外部意义的关注，创新范式发展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内在意义与感知价值的关注。 意大利学者Roberto Verganti[16]认为，在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创新者的创新目标，不仅仅是使得产品拥有更高的性能与更低的成本，更应当关注产品为用户带来的审美体验。 Verganti 据此提出设计驱动创新(Design⁃driven innovation，DDI)的理论范式，强调产品创新的过程是运用设计语言赋予产品内在意义的过程，该范式强调了意义搜索与表达的重要作用，从而拓展了借助于技术突破和消费者需求分析(市场拉动)的传统创新范式。

　　与之类似，Bi⁃anchi 和 Bartolotti[14]首先定义了形式化创新(Formal Innovation)的概念，他们将该范式定义为：在不改变产品功能与生产方法的情况下对产品做出的改变。 由此将产品创新的方向聚焦与审美的(Aesthetic) 与象征的(Symbolic)内容。 与之相似的，Cappetta 等[15]通过对 1984-2002 年间时尚产业(Fashion Industry)的纵向实证分析，提出了风格创新(Stylistic Innovation)的范式，聚焦产品与服务的美学与象征性元素对创新的重要意义。此外，Stoneman[17]在其《软创新》(Soft Innovation)一书中强调，创新不能停留于过去的工业产业范畴，应更关注文化与创意产业中的创新活动。

　　软创新( Soft Innovation) 被定义为：主要关注于产品与服务的审美(Aesthetic)与知性诉求(Intellectual appeal)而非功能表现(Functional performance)的创新范式。在创新范式从原有“关注技术、效率和市场”的维度，向兼顾“外部性和内在意义”维度转向的大背景下，陈劲和曲冠楠[1]提出了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的新范式，认为创新范式应当回应哲学思考与人文关怀在创新活动中“回归”的思潮，强调对“创新意义”的关注将有助于企业摆脱短期利益与资源稀缺的约束，“实现具有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意义的伟大创新实践”。 有意义的创新(MI)的提出将企业创新的核心关切从传统的“市场与技术”维度向兼顾“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的内、外部意义维度拓展，是新时代助力企业制定与实施高质量创新战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范式[4]。

　　2、核心概念：有意义的创新过程与维度在有意义的创新(MI)框架下，企业创新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创新主体对创新意义(内部意义与外部意义)的综合表达”[1]。 从内涵角度来看，有意义的创新是“以创新意义统筹创新元素的重新组合，以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战略价值与未来价值的创新产出的创新范式”[2]。

　　从过程视角来看，有意义的创新是企业基于推演机制(Deductive Mechanism) 与反思机制(Reflective Mechanism)[1] 不断进行意义发现(MeaningDiscovery)并实施意义转化(Meaning Conversion)[3]的系统过程。作为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创新意义(Innovation Meaning)的本质是社会复杂巨系统中的“吸引子”(Attractor)[3]，它代表了客户的更高层次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中长期方向。

　　从总体上看，创新意义可以分为内部意义与外部意义两个方面：内部意义代表了创新产出与客户之间交互所涉及的意义之和，例如满足客户都某产品功能上的需求(易用、可靠、性能优良)或是满足客户内心的高层次需求(审美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等);外部意义则代表了创新主体希望通过产品语言的群体性表达①来实现的正外部性，其涵盖了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及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等。基于以上，陈劲等[2]将企业实施有意义创新划分为 5 个主要维度，其分别代表了创新主体对“用户工具意义，用户价值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未来意义”的关注。 首先，用户工具意义是一种内部意义，其代表了产品功能对客户需求的满足[1]。

　　具体说来，其包含了诸如“产品功能与客户实际使用需求的匹配”与“功能的实用性、便捷性、耐久度”等方面，对工具意义的关注体现了有意义的创新对传统“技术与市场”范式的呼应，在该维度下，企业创新的效果是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函数。 其次，用户价值意义是同样是一种内部意义，其代表了“产品满足使用者更高级需求(尊重的需求、认知的需求、审美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的能力”[1]，其具体涵盖了为用户带来情感上的共鸣，被尊重的感觉、优秀的审美体验、精神层次的满足等方面。对价值意义的关注，体现了有意义的创新对设计驱动式创新、软创新与形式化创新等范式的整合，其体现了创新过程中对使用者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此外，是社会意义维度。

　　社会意义代表了有意义的创新过程对社会需求的回应[2]，其包含了诸如：企业创新对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节约、对积极社会价值的倡导等内容，是创新主体对即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社会中期发展的判断。 进一步的，是战略意义维度。 战略意义代表了企业创新活动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持，这一部分创新意义在短期内或无法为社会以及市场所识别，但其对于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力具有中长期的关键作用，也可为企业带来潜在的竞争优势[2]。 为了捕捉与转化这一维度的创新意义，企业需要将自身创新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挂钩并积极回应政府鼓励的产业方向。 最后，是未来意义维度。 未来意义是企业主动预见与塑造的未来，代表了创新活动的长远价值，其考虑的是尚未被识别的商业价值、社会需求、国家战略需求与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等长期价值。

　　综上，从文献角度来看，有意义的创新(MI)的 5 个维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共同组成了一个五维的创新“意义空间”。 现实中的企业创新活动可以被视作是意义空间中的一个点，其代表了企业创新活动对不同意义维度的侧重程度。 基于此， 本研究对有意义的创新 ( MI) 范式下企业创新 “ 意义导向” ( MeaningOrientation，MO)的量表进行开发，遵循上述 5 个维度的理论基础开展，并尝试从实证经验角度验证上述维度的相对独立性、有效性与可靠性。

　　量表编制与施测

　　1、量表编制根据有意义创新的理论基础与概念维度，研究进行初始量表的编制。 初始量表的条目采集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文献采集。 基于以“有意义的创新”“创新意义” “创新意义治理” “创新意义分析” “产品内在意义”等为关键词的中外文献收集，研究提取出描述企业有意义的创新过程的核心词，例如：满足客户精神需求[1，16，17，34]、提供审美体验[1，16，35]、塑造积极的社会文化[1，2，17]、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1，2，5] 等。 进一步地，将上述提取的核心词编制成为表意清晰的条目，例如：“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会考虑其带给客户情感上的共鸣”“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能够倡导积极的社会文化” “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在产品创新时考虑社会未来的发展需求”等。其二，是访谈采集。

　　研究面向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者(10 人次)与企业管理者(20 人次)实施访谈研究，运用定性方法提取企业创新中与意义导向相关的内容并编制成量表条目。 依上述方法形成的条目如：“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令其更好匹配客户需求” “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能给客户提供优秀的审美体验”“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能给客户精神层次的满足与超越感” “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在产品创新时会积极回应政府鼓励与倡导的方向”“ 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考虑到了大众(非目标客户)的利益”“ 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在产品创新时会考虑未来客户需求变革的方向与速度”。基于上述过程，研究首先提炼并编制出初级条目 40 条，根据语义对重复或相近条目进行删减与合并，并将其划分到 5 个基本维度之中，初步提纯后形成包含 25 个条目(题项)的初始量表。

　　2、量表施测对意义导向量表(Meaning Orientation Scale，MO⁃Scale)的施策采用线上问卷发放的方式进行。 考虑到本量表测量的客体是企业创新活动，需要目标企业具有较为高的创新意愿以及频繁的创新行为，研究选择在中国南方一家电子类高新科技型企业进行问卷发放。 该企业属于高新技术型企业，对创新的主观与客观要求较高，作为调研对象符合意义创新问卷的施测要求。本次问卷在 2020 年 1 月初到 3 月初进行问卷的发放，主要是以线上问卷链接的方式发送给企业的员工，员工通过链接进入到问卷页面进行回答。

　　本次数据共在线上回收问卷 800 份，去除无效问卷，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790 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98􀆰 75%。 其中，男性共 606 人，占比 76􀆰 7%，女性共 184 人，占比23􀆰 3%;年龄的范围从最小 21 岁到 52 岁，平均年龄 30􀆰 56 岁;高中及中专以下 11 人(占 1􀆰 4%)、大专 108 人(占 13􀆰 7%)、本科 589 人(占 74􀆰 6%)，研究生及以上 82 人(占 10􀆰 4%);基层员工 627 人(占 79􀆰 4%)，基层管理者 123 人(占 15􀆰 6%)，中层管理者 35 人(4􀆰 4%)，高层管理者 5 人(0􀆰 6%)。量表分析1、项目分析对意义导向量表的 25 个题项进行各项指标测量学分析，从频次分析结果来看，每个题项都具有较为合适的社会赞许性。 各个题项的均值分布范围为 3􀆰 8949 至 4􀆰 3924 之间，这说明了各个题项并没有出现“天花板效应”②或“地板效应”③。

　　同时，各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布范围是 0􀆰 59288 至 0􀆰 75546 之间，分布较为均匀，没有特异的数据出现。 各个题项的通俗性水平分布范围在 0􀆰 77898 至 0􀆰 87848 之间，这也表明了各个题项有着较为中等水平左右的通俗性。2、探索性因素分析将被试的样本数据随机分成数量相等的两组(样本量均为 n = 395)，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首先用其中一组对意义导向量表的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的 KMO 指标为0􀆰 96，高于 0􀆰 7 的标准，这表明问卷的样本量十分充足。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显著水平为 0. 000<0􀆰 001，说明适合做验证性因素分析，近似卡方分布为 8869􀆰 149，自由度为 300。 运用 SPSS22􀆰 0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斜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 Kaiser 原则，共提取 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这 5 个特征根因子共解释了 75􀆰 572%的总方差。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将因子载荷小于 0􀆰 4 或多重载荷于不同因子的条目进行逐步删除，分析删除了 4 个不适合的题项并反复进行因子分析之后，意义导向量表最终剩余 21 个题项，较为均匀并且合适的分布在 5 个因子当中，共解释了 77􀆰 224%的方差。

　　5 因子模型与问卷测量对应的假设构思一致，即意义导向量表由用户工具意义、用户价值意义、战略意义、社会意义、未来意义五个因子构成，这五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15􀆰 353%、14􀆰 330%、10􀆰 547%、20􀆰 917%、16􀆰 077%。 最终确定的具体题项也在表1 中进行了展示(每个条目都有较为类似的题项前缀描述如“我所在的企业(或团队)的产品创新(或在产品创新时)”在表格中省略)。 因子 F1 工具意义包含 4 个条目，因子 F2 价值意义包含 4 个条目，因子 F3 战略意义有 3个条目，因子 F4 社会意义包含 6 个条目，因子 F5 未来意义维度有 4 个条目。

　　有意义的创新与创新绩效为了获得更为稳健的量表，研究基于有意义的创新理论基础展开效标效度(Criterion Validity)④的检验。为此，研究初步考察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中最为基础性的研究议题———“企业实施有意义的创新行为是否会促进创新绩效”。

　　1、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基于理论基础中有意义的创新之基本框架，企业对创新意义的关注将有利于企业协调效率逻辑与意义逻辑[3]，兼顾短期与长期利益[1]，摆脱短期资源有限性带来的认知约束[2]，进而提升创新活动的整体绩效，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4]。 在此框架之下，最为基础性的研究议题可被归结为：“企业实施有意义的创新行为是否会促进创新绩效”。 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创新对(用户)工具意义、(用户)价值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与未来意义的关注是否会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运用所开发的意义导向量表，研究尝试初步验证上述关系。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研究假设：创新意义导向的 5 个维度对员工的创新绩效均能产生正向影响。

　　2、研究方法本研究的数据与意义创新问卷测量均来自中国南方一家电子类高新科技型企业，问卷也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进行发放和回收，使用总体 790 个有效样本进行数据分析。 问卷施测涉及企业的各个层级，分布较为广泛。意义导向量表采用进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后的维度和条目，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较好。 创新绩效采用 Welbourne 等[42]在研究中使用的 4 个条目。 调研问卷均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来衡量，同时，问卷还包括了企业员工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并设置了控制变量。

　　3、研究结果本研究运用 SPSS22􀆰 0 作为数据分析的软件。 意义创新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同时意义创新的信度系数 α 为 0􀆰 96，创新绩效的 α 信度系数值为 0􀆰 92，这表明变量的测量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各个变量相关系数表。

　　结论与启示研究

　　开发了意义导向量表(MO⁃Scale) ，并应用该量表对有意义的创新过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首先依据关键词对有意义的创新(MI) 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与回顾，以确定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与核心概念维度。 其次，基于文献采集与访谈采集方法，研究形成拥有 25 个条目的意义创新初始量表，并在中国南方一家电子类高新科技型企业进行问卷发放。 进而，研究基于项目分析、结构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与信效度检验最终确定了具有 5 个维度、21 个条目的意义创新的正式量表。

　　基于所开发的量表，研究基于现有理论基础与问卷数据，初步检验了有意义的创新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意义创新的 5 个维度(用户工具意义、用户价值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未来意义)对员工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各回归模型均通过 F 检验整体显著，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与启示在于：首先，研究首次开发了有意义的创新的测量模型———意义导向量表(MO⁃Scale)，为使用经验数据进行企业创新的意义分析提供了可靠与有效的分析工具，弥补了该领域长期也来缺乏实证证据支撑的短板。

　　其次，研究运用该意义导向量表，首次对企业创新的意义维度进行了测量，并对“有意义的创新过程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检验，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最后，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 研究结论显示，对于关注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在创新过程中引导员工主动关注创新活动的重要意义，将有利于促进创新活动的绩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是用于量表开发的数据收集对象仅限于一家企业，尽管样本规模较大，但其必然会影响量表的外部效度。 在未来的研究中，如可以进一步扩展数据收集的来源，将有利于量表信效度的进一步提升;其二，是绩效影响的分析结论仍比较初步，受限于数据收集的客观限制，本研究无法进行多轮次的数据采集。 尽管在量表编制的过程中使用了将问题条目打乱并随机排序等方法，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Bias)的影响。 这一主要不足之处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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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7]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作者：曲冠楠1 接 园2 陈 劲2，3 王璐瑶2，3Juan Roger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