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论文发表范文浅论古代图书馆的历史溯源

　　摘要：京师图书馆成立于清代末年,在民国时期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当时社会各界多位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馆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遭逢大难,损失惨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新生。1998年,曾经的京师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在国家建设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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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京师图书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从此进入了内忧外患的近代史阶段。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连接失败使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维护统治和富国强民的道路。从实用救国到教育救国,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思想。

　　其中也包括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大力开办公共图书馆,以达到向普通民众普及新知、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1896年,在梁启超主编的上海《时务报》中首次出现图书馆一词,并多次刊载论述图书馆的文章,向国民阐述图书馆的重要意义。

　　同一时期,清政府内也出现了创建国家图书馆以培养人才的呼声。同年侍郎李端棻上书《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以达到增益人才的目的。1906年清政府成立学部,由洋务派重臣张之洞掌管。

　　同年,曾东渡日本考察,一直倡导建立新学制和图书馆的学部参事罗振玉上《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的条陈,建议设立京师图书馆,以达到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的目的。并在图书馆的选址、书籍的划分、收集、种类等方面提出了详尽的实施办法。1909年3月,学部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京师图书馆的名字,同时确定了经费等事宜。同月张之洞以学部名义上《分年筹备事宜折》,将当年的任务定为颁布图书馆章程,开办京师图书馆。7月,张之洞又上《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在折中力阵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必要性,他担心经籍散佚搜求不易,数年之后,将会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

　　同时,他也对图书馆设立的各项事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113。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将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北岸广化寺,任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即图书馆馆长。缪荃孙是张之洞的幕僚,曾出任江南图书馆总办。1910年,学部确立京师图书馆的宗旨为:保持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

　　同时将图书分为存档和阅览两类,并对图书馆各项事宜作了规定。而缪荃孙在京师图书馆初创时,除督促办理议程事务,还将征集来的图书进行分类。作为着名的图书金石目录学家,缪荃孙在任期间亲自编撰了京师图书馆的第一部图书馆目录《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清学部图书馆方志书目》。

　　在缪荃孙的努力下,京师图书馆在较短时间内收藏了大量书籍。包括由宫廷、政府收集的散落不完整的内阁大库残佚;国子监南学的典籍;敦煌遗书;在当时被日本觊觎不已的私人藏书,主要有南陵积学斋、归安咫进楼、常熟铁琴铜剑楼三个私人藏书楼的藏书以及中国传统工艺藏品的金石拓本碑帖。由于历史局限,京师图书馆并没有收藏外文图书。其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由江瀚任馆长,继续筹备开馆。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开馆,正式面向读者,这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完成了由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当时的京师图书馆共有藏书5424部,151375卷,52326册。1913年,江瀚调任,由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负责京师图书馆的实际管理工作。同年由于广化寺狭隘潮湿且位置偏僻,10月京师图书馆闭馆另谋新址。

　　其间于1916年行使向全国出版机构征书的权力,这是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的标志。这时期,由于鲁迅的积极斡旋与奔走,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残本等珍贵古籍成为京师图书馆的馆藏。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迁址安定门国子监南学后第二次开馆。

　　二、国立北平图书馆

　　1925年,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由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文教机构,利用较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至此,从筹备之初便一直困扰京师图书馆的经费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7月18日,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成立筹备委员会,将图书、总务两部改为总务、采访、编目三科,由此奠定了图书馆的业务基础。

　　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中海居仁堂开馆,并废除了以前购券阅览和周一闭馆的制度,实行常年免费开放。同年又与1926年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由蔡元培、袁同礼为正副馆长,并兴建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出资的文津阁新馆。1931年时,文津阁新馆落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仅1931至1932年一年间,便购入中文及满蒙藏文图书1389种14223册;西方图书7350册;日文图书993册;社会各界捐赠中文及满蒙藏文图书519种6611册;西文书籍2599册;私人藏书寄存图书25290册以及大量金石、铜印、舆图。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着中国的上空。为了防范日本人的掠夺与毁灭,为了保存中国珍贵典籍,刚刚稳定不久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不得不于1933年作出决议,将大量珍贵图书分批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存放。1935年后,形式愈发严峻。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将586箱贵重书籍转移至南京和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租界内。

　　太平洋战争前,日伪已经将上海严密控制。袁同礼通过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关系,在寄存上海的善本书籍中,挑选了最重要最珍贵102箱,历时两个月分十批秘密转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存。即便如此,最终也只抢救出约百分之十的馆藏,寄存全国多处的图书约三百多箱被日军掠去。

　　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被伪新民会提去图书4473册,其余的或被日军抢夺、焚烧、变卖,或被偷窃、破坏、虫蛀,馆藏损失极其惨重。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至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临时大学合作,成立临时大学图书馆,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1938年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临时大学一同迁入昆明,并继续与西南联大合作办图书馆,为抗战时期缺乏参考书的高校师生服务。同年5月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积极征购云南、四川等地的西南文献,并出版了《国立北京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

　　此外还设有上海、重庆、香港等办事处。留守北平的馆员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馆产,在敌伪的压迫下忍辱负重维持馆务。上海方面则积极收集抗日史料,除了国统区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沦陷区的报纸传单刊物。同时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收集到大批解放区的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珍贵书刊文献。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寻求国际上的援助,在美英各国图书馆界的帮助下收到许多捐赠图书,极大丰富了馆藏。重庆方面进行正常的印制馆刊采购图书的业务。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在对原有藏书进行清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藏书建设。

　　三、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至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1年,文化部颁布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将其改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这座命运多舛的图书馆迎来了它的第二春。

　　由于政府的支持,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即使在文革时期,业务工作虽然遭受重创,但其藏书仍然得以保全。1975年在病重中的周总理亲自指示下,北京图书馆在西直门外重新选址建造新馆,并于1987年落成使用,成为北京图书馆迈进现代化的标志。1998年12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1999年实现365天全天候开馆,同时建立国家图书馆第一家部委分馆。国家图书馆网络建设也在此时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在2003年实现了采访、编目、加工、流通等多项业务的自动化管理。2008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落成开放。

　　同年9月开启国家数字图书馆,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向数字化的重要转变,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至2009年国家图书馆百岁华诞之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国家图书馆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为宗旨,大胆开拓,锐意改革,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