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析论文发表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摘要：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目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前后则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关键词：文学评析论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张之洞,赂日阻俄,联俄抗日,结日阻俄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作用,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由于中国的边疆危机,尤其是日本问题越来越突出,清流党出身的张之洞也在有关讨论中、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观和日本观,积极言论以展示自己的政见,尤其是在处理中日俄三角关系方面,不断探索并提出调整的主张,这些主张也反映了他的日本观经历了忽视日本、仇视日本、重视日本三个阶段。张之洞的主张影响了晚清的外交、政治、军事、文化政策。

　　赂日阻俄:日本侵台吞并琉球以后张之洞的主张

　　张之洞最早发表他的外交观是在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沙俄强迫中国代表签订《伊犁条约》,侵占中国西北,使中国东西两面同时遭遇“边疆新危机”之时。当时“海防”与“塞防”的争议遍及朝野,爱发议论的清流党人张之洞自然难缄其口,从光绪五年到六年,张之洞就此问题先后11次上书,畅谈自己“联日本以伐交”即赂日阻俄的主张。

　　从这一时期张之洞的一系列言论看,这一时期他的外交主张是草率的,对俄国与日本的了解都是非常肤浅的。由于教育经历、任职经历等条件的限制,此时的张之洞对于经世外务均知之甚浅,不免意气用事,流于空论,以致缺乏主权观念。如张之洞在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详筹边计折》中提出的阻止俄国向东扩张的以下外交主张:

　　即或我军不克,我力不支,则我犹出下策,掷孤注,西委阿里以赐英吉利,使之越里海以取土尔

　　扈特旧牧地,东捐台湾山后以赐日本,使之复库页岛以断东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啖日尔曼

　　以重利使绝俄,兵连祸结,俄之精锐竭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恐比得罗堡国都,非俄之有也。

　　此论虽然显示张之洞抛弃了“守在四夷”的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但对于不同倾向的殖民主义国家不够了解,简单化地加以区分,错误地认为日本和英国一样仅是一个重视海权和贸易的国家,扩张土地的胃口没有重视“陆权”的俄国大,所以认为日本可以通商为利诱,为中国所利用。故张之洞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十Et在《谨陈海防事宜折》中继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

　　张之洞的这一时期的外交主张(包括他的日本观)集中反映在他的《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中。该折的核心思想是“联日本以伐交”、“使彼中立,不助俄势”,其策略是中日商务谈判与琉球主权争论分离,姑且概括为“政经分离”:

　　所云联日本者,专指商务。且必可允者方允,与球事无涉也。既允商务,则必与之立约。中俄有衅,彼不得助俄为寇济饷屯兵,非无故而曲徇其请也。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秦西诸族腐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溉]东洋,而借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

　　张之洞提出以上观点也是基于他塞防重于海防、朝鲜重于琉球的认识。他认为,如果让“法踞越南,英袭缅廊,俄吞朝鲜,数年之后,屏藩尽失。他国犹缓也,朝鲜一为俄有,则奉、吉两省患在肘腋之间,登莱一道,永无解甲之日矣”。针对“俄事扰扰,将及一年,庙堂无欲战之心,将相无决战之策”的局面,他提出首先应避免国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故与俄战,则不得不与倭和;与俄和,则不妨与倭战,此谋国不易之策也”,又基于他对日本的轻视,认为倭不可畏,但可贿,可以操控。因此他主张先俄后倭,对日本:“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断不敢轻与我绝,设必不复球,则撤回使臣,闭关绝市。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Iml卜72

　　张之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一方面轻视日本,故说“夫抚俄犹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场、派系倾向、情感倾向,即支持左宗棠及其塞防派,对抗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所以他批评“海防”派及其海防观:

　　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慑日本者以慑外洋各国,计孰有便于此者。徜此举再误,则中国安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师跨海,捣横滨,夺长崎,扫神户,臣雅不欲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绝市以困之,此亦平实而甚易行者矣。

　　毕竟,张之洞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能够随着时局的变化、学习的进步而与时俱进,他后来显然也认识到自己的主张不免“顾此失彼”,于是马上作了修改。光绪六年十月初一日,张之洞在《台防重要敬举人才片》中提出的主张就显得比以前的书生之言务实得多,认识到对日本不可太轻视,“夫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于是积极督促朝廷加强台湾的防务,“为保台湾计,为保闽省计,此亦不可缓者也。惟望宸断,早为决计施行”uJ 72用心委任大将加以提防。在光绪七年七月初五日的《疆寄虚悬请早处置折》中,主张启用彭玉麟等镇守东南,以期“日本闻之,必且悚惧改图,就我范围”。在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集重臣筹议急务折》中则警告朝廷“御侮豫防”:

　　日本自球案梗议,使臣遽归,目前相持未定,虽闻其饷绌船敞,人心惊惶,然彼已成骑。

　　但是在张之洞的眼中,此时的日本乃“海国”且是小国,海国只争贸易和海权,没有陆权的抱负,小国也难以威胁大国,且小国日本“与中国在利害上无大冲突”,是可以联合的。张之洞此时的立意是“联合弱小对抗强俄”、“以小抗大,以弱敌强”[2J 48。所以在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他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呈的《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提出了“散敌援”的主张,要求朝廷“宜急与英、德、美、澳、日本诸国,开陈曲直,坚立要约,务守公法”

　　19世纪70、80年代的张之洞之所以忽视日本,主要是受传统思想和教育的影响,在华夷思想的支配下,他心目中的日本只是一个落后弱小的岛国。当然,随着职务的升迁,涉外事务阅历的加深,以及参与洋务,张之洞逐渐抛开了书卷气,其外交观和日本观也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