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08月04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摘 要：泰国是一个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目前在泰国的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以上。而泰国曼谷的唐人街为华人华侨与泰国本土群众进行生产生活、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提供了重要场所和平台。泰国华人华侨的移民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商业贸易移民;二、宗教传播移民;三、谋生移民;四、战争移民。
1、商业贸易移民
早在宋元时期，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由于临近大海，成为当时外国商船与中国进行海洋贸易重要港口，加之当时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与外国加强贸易，当时很多潮州人就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远渡重洋进行海外贸易，其中一部分人就在当地居住下来。而泰国也是这些商人的选择贸易地之一。据明朝黄衷所撰的《海语》一书记载，在暹罗国都大城“虽王之妻妾，皆盛饰倚市，与汉儿相贸易。” [1]可见在大城王朝时期，就有华人在泰国做贸易。
由于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郑信王有华人血统，所以在此时，有大量的潮州人在湄南河东岸地区间里聚居区。到了 17 世纪末，泰国的华人总人口已经达到了 10000 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0%。华南福建与广东商港构成了那时的泰华主体，属于商贸移民。后来由于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王要重新建造皇宫，就将潮州人的群落迁移到现在的三聘街，而新都的建设需大量劳工，于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华工接踵而来, 尤其是潮州人。三聘就成了潮州人的主要立足点，三聘街慢慢地开始成为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十八世纪中叶，潮州人移居泰国的人数不断增加, 超过福建籍华人，位居泰国华人的首位;与此同时，故乡的潮州人和移居越南、柬埔寨的潮州人，也大量涌来泰国曼谷，于是在湄南河岸边出现了多处华人聚居点。而且由于华人移民来到泰国，首先要在三聘街落脚，所以三聘街的华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9世纪30年代，在曼谷居民中有近20万人是华人。[2]
到了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为了发展经济，由于当时国际上对砂糖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三世王就大量征召善于种植甘蔗和制糖的潮州华人，对制糖业进行贸易投资，还制定了新的土地租让政策。在新的政策下，很多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发，制糖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潮州人把制糖技术也带到了泰国，从而提高了泰国制糖的效率，增加了产量。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三世王还推行了税收承包制。很多华人借这个机会发了财，同时也确立了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此外，贸易的兴盛，使往来中泰的商船增多，这些商船将泰国的商品运送到中国，返程时再将中国的华人运送到泰国。这些华人作为华工，大部分都是通过亲缘关系被招引来的。
2、宗教传播移民
中国的唐代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都最发达国家，此时的宗教活动也非常的频繁。在这时有很多唐朝的僧人到泰国东南亚等地宣传佛法。还有就是从东南地区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去取经。[3]到了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国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僧侣在泰国受到特别尊敬和优待。这也吸引了一些华人僧侣来到泰国研究佛法，并定居泰国。[4] 位于唐人街的龙莲寺便是来自于中国的僧侣主持修建的。
3、谋生移民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大城王朝的国都周围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进行养猪的活动，而在市场中也有各种中国工匠在营业[5]。到中国明代的时候，由于中国农民的土地大都被兼并，再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且年年遇到灾荒，使许多农民走投无路，便离开家乡，前往泰国东南亚等地谋生。在明朝的时候，广西、云南等地经常发生部族的战争，此地的民众为逃避战乱和征兵，大部分青年和农民被迫逃往到泰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此外，很多潮州人、福建人，由于在中国生活贫困，更甚者在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就被迫选择了外出谋生。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来到了泰国，投靠在泰国的亲朋好友，这样他们就在泰国居留下来。久而久之，便在泰国安家落户。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来到了泰国曼谷唐人街，或在唐人街商铺当学徒或工人，或者在亲戚朋友的公司当帮手。
4、战争移民
清朝满族入关后，明朝的军民抵抗清朝军队失败，他们当中的一些有志之士不愿俯首称臣，便逃至泰国及东南亚等国，清朝统治的前期，社会极不稳定，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十分的猖獗，为了防止反清复明势力和团体的壮大，清朝对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区，实行了“清乡”运动，这一运动迫使大批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人出逃，一部分人便逃到了泰国及东南亚等国家。
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平天国的组织天地会的部分成员也纷纷逃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清朝末年，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国内动乱频繁，国力衰落，人民的生活贫穷落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便纷纷前往海外。而由于在泰国站稳脚跟的华人都发达起来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华人前来。
据《瀛环志略》记载，“暹罗流寓，闽粤人皆有之，而粤为多，约居土人六分之一。”[1]。
总之，泰国唐人街的华人来源有多种途径。但在分布上和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据史金纳估计，1917年以前泰国华人的比例是潮州人占40%、海南人占18%、客家人和福建人各占16%、广东人占9%。至20世纪50年代，各帮构成比例有所变化，其中潮州人为56%、客家人16%、海南人12%、广肇人7%、福建人7%、其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