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期刊发表简述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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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 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 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

　　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

　　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 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

　　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