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快速检索之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公民社会

　　摘要：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下，国家不断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权而又以新的形式继续保持对社会的控制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国家不断改变和调整社会控制形式的过程。而不断更新的控制形式便为社会自身的自主性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为什么国家必须要不断地放松控制?为什么国家要不断地改变和调整控制形式?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会在原有的体制之外出现一些新的事物，即存量之外作为增量的事物。例如各种社会团体等等的出现。这些增量的事物是原有的控制系统无法覆盖的，从而便产生许多新的空间。这些新的空间也为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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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应该如何来描述当前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呢?我以为可以用后全能主义模式来概括。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政治权力框架是全能主义的。这个由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所提出的概念早已为国内政治学界所接受。这就是指国家政治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与干预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全能主义模式正在向着后全能主义模式转化。这种后全能主义的特点如下：

　　1.政退市进。就是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范围在逐渐缩小，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力度在逐渐减弱，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方式在逐渐转变。但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仍处于主导的地位，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2.政退社进。即是说政府权力对社会生活支配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缩小和减弱，政府权力对社会控制和支配的形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这样，不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空间，而且还为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适宜的空间，使各种民间的组织以很快的速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

　　3.政退民进。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社会主义民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对政府权力形成有力的挑战，这一方面使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制约作用不断地加强，另一方面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也使政府不断地向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转变，从而大大地冲击了官本位和小团体利益。

　　4.权退法进。随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权大于法的状况正在逐渐有所改变，政府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而司法的独立性也不断地有所加强，从而使原来的人治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5.政退党进。由于政府在许多领域的不断退出，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增量因素的发展，使各个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政治控制的真空地带。这种真空地带会对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党的控制来把这个真空地带填补起来，于是便形成党的权力不断扩展的形势。例如，加强对城市和农村自治组织的领导，在私营企业中建党;在外企中建党，以及加强对各种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

　　除上述各点外，还可提出诸如社会文化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淡化等等。

　　把以上各点综合起来，便形成后全能主义的政治控制框架。这一政治控制框架与原来的全能主义的政治控制框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这一政治控制框架在量的方面虽然还会有所发展和变化，但是各种所谓的“进、退”也都有一定的度，在所有的“进、退”中，除了“政退党进”之外，政府的行政权力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作为后全能主义政治控制框架的基本状况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都只能在这个政治控制的框架之中发展、变化。人们要研究的不是如何去改变这个后全能主义的政治控制的框架，而是要研究这个政治控制的框架所允许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限度。从而致力于在这个现实的限度之内，使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和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得到最大的、最好的发展。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来说，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各个领域的一定程度的后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因此，总的说来，后全能主义的政治控制框架是有利于公民社会发展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政退党进”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党进”的性质。如果“党进”意味着党进一步掌握行政权力，那么，“党进”的结果必然意味着公民社会发展空间的缩小，因而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如果“党进”仅仅意味着领导权的扩展，而不是行政权力的扩展，那么“党进”则有可能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这里涉及党政关系的处理和党的作用的定位问题。在党政关系问题上，关键问题是如何将领导权与行政权力分开。党如果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便会造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的状况。事实证明，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党的领导，也不利于行政权力的发挥。但是，如果党完全不掌握行政权力，党如何坚持领导权?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坚持和完善后全能主义政治控制框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此相联系，党的作用的定位问题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过去党政不分的年代，党和行政是完全站在一起的，党就是行政，行政也是党。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党和行政是一极，而社会是另一极。这是全能主义政治控制的最主要的特征。而在后全能主义政治控制中，党的作用应该重新定位。这时，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领导者，应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充当第三者，既不完全站在国家一边，也不完全站在社会一边，而是站在二者的中间进行调节，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地调整而正常发展。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公民社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便可以健康地发展。党在进行这种调节的过程中所依靠的除了党的权威之外，更重要的是靠宪法和法律的力量。所以，如何使党摆脱行政性事务而重新定位自己的历史作用，是在后全能主义时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这是理论界应该下大力气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