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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际经验及中国路径》论文发表期刊:《甘肃社会科学》;发表周期:2021年03期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际经验及中国路径》论文作者信息:金仁淑( 1964—) ,女,朝鲜族,吉林汪清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森垚( 1988—) ,男,河南新蔡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提 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应百年变局的主动选择,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较研究世界经济史中荷兰、英国、日本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内外循环发展可知,能否构建一个立足国内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循环”,它是个体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循环的统一,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辩证统一的过程,是国家参与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前提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要实现经济循环和产业联通。所以,基于历史经验、原理规律和现实要求,中国应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循环,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最终形成内外循环畅通的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国际经验; 中国路径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面临的变局环境所进行的战略新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国新方略。自党中央提出这一战略以来,学界从历史沿革与现实条件、国内布局与国际环境、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升级等角度考察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原因,提出了从完善制度、遵循再生产规律到创新升级体系、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等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对策建议。学界普遍认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坚实的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和制度基础,已基本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条件0。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人类社会更是面临着疫情冲击,不确定的环境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之路不容乐观,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有可能继续,中国存在着全球产业链破裂、世界工厂地位受到冲击等可能风险日。在内外两个大局形势下,化危为机开创新局面,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赋能就成了方向选择。基于此,打通国内外循环堵点,打通创新链,补强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最终提升价值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口。一方面,要坚持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改革加快疏通堵点,为内循环赋子动力;另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开放新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赋能E。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荷兰、英国、日本等新兴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外循环情况,从历史脉络中梳理相对宏观的运行机制,有助于为认识当前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提供历史参考,并为下一步发展指明道路。一、历史上新兴国家双循环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在16至17世纪期间,荷兰通过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航运外贸成为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中心。但荷兰未能完成由外循环向内循环的转变,导致其未能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反观英国,借助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通过两大部类市场形成互补发展,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循环与整合,从而在18至19世纪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二战后,日本在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借助外循环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然而,日美“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也迈向了“由外向内循环”的经济发展转型,但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在转型过程中相继经历了经济繁荣与泡沫破灭,至今仍未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所以,以内外循环的视角考察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新兴大国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内外循环改革的契机、作用及意义,从而为中国双循环经济发展改革提供镜鉴。
(一)外循环主导下荷兰的兴表步入16世纪后,荷兰凭借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而成为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贸易中心和财富中心。在生产方面,借助先进的捕鱼技术、发达的风车技术以及填海造地形成的集约化农业,荷兰拥有了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同时,依靠繁荣的商业贸易发展刺激,荷兰在纺织业、造船业、煤矿业、制造业、化学工业和军火工业等方面形成了先进的生产体系。而作为靠海国家,荷兰围绕海运贸易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于17世纪垄断了世界的运输贸易,成为大宗产品的贸易集散中心。繁荣的商贸往来催生了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体系。在当时,阿姆斯特丹是国际支付体系和货币市场的中心,在国际货币市场占有支配地位。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越的水路交通网络和高效健全的金融体系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为荷兰“起飞并保持持续增长”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和能力[4-61
艾伦·伍德认为荷兰的经济是一种由商业主导,而非由生产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荷兰的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的商业发展模式,它依靠的是商业利益、海外贸易利益和金融交易利益,其本质是通过垄断资源渠道获取收益而非生产性积累。这种模式使国内发展依赖于海外市场,生产活动依赖于商贸活动。这导致发展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国内市场的扩大、生产技术的创新、政府服务经济能力的提升等受到了影响。从市场角度而言,荷兰依靠在海外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可以进口比本国生产价格更低的商品。而为了进一步维护贸易优势,荷兰则将大部分税收投入到军事中,以此来保护贸易通畅。从生产的角度而言,相比于扩大再生产,荷兰的商人更倾向于利用荷兰天然的贸易优势而扮演“贸易中间商”的角色。商业精英们虽然也对农业和工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其目的只是为了维持和发展海外贸易,这就导致"商贸活动和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总是隔着那么一层距离"8。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早期的荷兰共和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整个国家机器对经济发展缺少整体控制力,政府缺乏有效引导商人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机制,导致政府有效引导产业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尽管17世纪的荷兰从技术、产业到金融等体系都领先于时代,但却并未从前资本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荷兰在建立商业、金融霸权的同时,本国工业、市场却未能得到相应发展"荷兰经济的命运最终并不取决于竞争性生产者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取决于商业食利者与政府精英的利益”",因为个体资本循环没有有效参与促进社会总资本循环,这成为其后来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随着17世纪经济危机和18世纪各国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西欧各国逐渐采取提高关税、补贴本国企业的措施与荷兰展开竞争,导致荷兰的海外贸易不断受到冲击。而依赖海外放贷的金融行业又因西欧同时期的战争等因素受到严重影响。最终,荷兰因过度依赖外贸而忽视本国市场建设和物质力量积累的发展模式,在一次次贸易摩擦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荷兰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单纯具有先进的技术、优越的外贸优势、庞大的金融能力等要素,而忽视国内市场建设、产业生产发展和政府能力提升,并不能形成具有持续发展的、国际比较优势的现代经济系统。国家必须在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也要提升本国市场的竞争力,需要通过内外市场的循环,抵御因外部环境波动而带来的冲击。
(二)双循环下英国的崛起
进入17世纪后,英国的迅速崛起恰恰弥补了单纯依赖国外循环的国家发展模式的缺陷,体现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优越性。在17世纪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欧洲经历了一场著名的“普遍性危机”。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凭借着国内“农业一工业”两大部类互补的发展框架成为唯一能避开这场危机的国家。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国家依靠非生产性的“市场垄断一军事霸权”的发展模式,英国的这一发展框架是一种依靠市场经济调配资源,明确产权激发积极性等因素在内的现代市场竞争机制。
基于“地主一佃农一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农业关系,英国培育出了较为专业化的高度灵活的能够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的现代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地主依靠地租而生,佃农依靠收益而生,雇佣劳动者依靠薪资而生。这是一种带有市场竞争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农民通过土地而发生着交往关系,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他们共同致力于扩大农产品数量,提升农产品质量。英国的农业获得了巨大产能,并足以满足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的需求。不同于荷兰依靠海外贸易等非生产手段供养城镇人口的方式,它依靠的是“高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并且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参与为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消费而进行的日常物品(如食品与纺织品)的生产"因8。这是具有现代性的生产体系、商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英国的农业不仅获得发展,工业化进程也获得了必备的支撑动力。农业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潜在的工业消费品市场,为了扩大再生产,农场主需要购买一定的生产资料,这促进了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
“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的3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扩大,英国的工厂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由此形成了一个工业与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相互满足供需的消费结构,英国的国内市场随即获得了现代生产方式所需的制度框架。工业和农业两大部类的商品在统一的市场内部形成了互补和整合,社会总资本在国内市场完成了生产、交换、分配和销售的资本循环运动,支撑起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这样也反过来消除了国内市场的壁垒,建立了一个打通产业循环流通的市场运行体系。两大部门在价值形态上相互补偿,相互流通,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立。在此基础上,英国得以能够大力发展外部海洋贸易,因为国内循环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生产力为其提供了强大而又稳定的内部支撑。从宏观机制上看,两大部类为了实现互补,为了实现财富创造,满足产品供给,需要不断扩大生产力,不断提升循环的速度:从微观行为体看,在这种机制内,经济参与者为了提高收益而不断改善生产工具,政府管理者为了增加国民财富而不断完善经济制度。这种发展框架提升工农业产能,推动技术创新,使英国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得益于此,英国迅速崛起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崛起的实质是民族国家在市场竞争前提下,通过两大部类互补使商品和资本完成了循环和流通,从而促使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为欧洲经济中心的霸主。
(三)“由外向内循环”下日本经济转型的挑战二战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增长模式,又经历了“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失去的20年”,使人们重新审视大国经济由赶超发展到创新引领过渡的发展模式选择。
在“日本奇迹”发展阶段,日本政府通过政府主导,不断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优化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回。一方面,为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实现“超额利润”,日本在战后几十年内不断调整和转移产业发展的重心,工业结构经历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变: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日本不断进行制度改革,为民间企业大规模投资设备、革新技术、内外政策等方面提供了带有宏观性的、间接性的、方向性的、诱导性的政策[3.。这使得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于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是立足国内产业,把生产过程留在国内,以商品销售到国外为完成形式“使本国资本循环的流通过程在国外完成,生产过程在国内完成"1。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通过进口廉价的原材料,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重工业制成品,不仅成功地弥补了资源短缺,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日本经济体量的增大,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也开始不断升级。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经贸摩擦。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内外贸易的不平衡、劳动力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加剧引起的比较优势减弱等因素相继出现,日本海外贸易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使传统经济战略面临着巨大压力。1985年,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签订了“广场协议”。此后,日本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政府发布“前川报告",重点强调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转向需求,通过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改变“贸易立国”战略下的出口依赖状况,以应对国外发展环境的变化。1988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制订了行与世界共生的日本-经济运行5年计划》,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型”作为主要内容[]。至此,日本“由外而内”的转型确立并开始实施。
日本政府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等各个环节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在生产环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国内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新型产业。在消费环节,围绕扩大内需消费的目标,宏观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以改善居民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为了扩大民众消费水平,采取了提高个人收入、完善社保体系、降低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总体上看,日本的这场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的发展战略,是一场采取供给和需求的双轨改革,它在居民消费水平、技术产业升级、基础学科建设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这一改革虽然以刺激内需为目的,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大幅度降低了基准利率,但资金却都流入了股市、房地产等非生产性市场。从长期来看,与之相比,实体经济并未能获得实质发展,而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供给,这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经济泡沫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虽然日本这次转型并未完全成功,但是这场内循环改革还是给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回顾历史,考察曾经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荷兰、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发现,能否从“立足外部”转向“以内促外”是成长中的经济大国应对崛起的关键变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国可以立足本国的自身优势、时代机遇,充分利用外部市场资源,加速完成经济的起飞发展。但是,外部市场存在着各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贸易壁垒、周期性波动等不确定因素,使得只有立足内需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和安全发展,建立内循环畅通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波动性。所以,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充分平衡内外两个市场,尤其应该立足本国国内市场,发展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实现两大部类互补等增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循环意蕴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循环是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通畅运行。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立场,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循环的过程:货币通过购买生产要素,经历了带有价值增值的生产过程以后,通过流通交换最终转化为实现了价值增值的货币。这是一个动态的、统一的、连续的过程,一旦中间的某个环节静止或中断,那么生产过程就无法通畅地进行,资本回流就无法得到保障,商品出现过剩,物质财富不仅无法增长,价值财富还可能会缩水。马克思分析的虽然是工业资本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循环内容,但却揭示了现代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和必备条件,也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提供了理论方向。
(一)循环是个体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循环的统一
市场经济是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运行体系。这种经济运行体系是由无数的微观个体参与组成的宏观系统运行机制,它既具有个体自发性,又具有宏观规律性。微观经济行为体和宏观运行机制辩证统一,相互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作为个体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资本通过市场购买商品(G-w),进行了第一次流通。商品经历生产过程以后转变为新的商品,通过销售转化成为增值的货币(w-G),完成了第二次流通。流通以不停顿为基本前提,如果流通过程出现“阻塞”,货币资本可能会凝结为贮藏货币,生产资料会搁置,劳动力会失业,商品会堆积等。市场经济是无数微观意义上的利益个体行为组成的系统机制,个体资本循环所要解决的是可能因“阻塞”而导致的问题,对于宏观系统来说同样要解决,但这些问题在宏观的运行机制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在宏观系统中,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两大部类使用的资本总和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和社会总资本的流通,需要两大部类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置,才能实现价值上的补偿和实物上的替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为了实现更大的价值,追求更多利润,作为重要微观行为体的单个资本家有着共同的特点: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所以,一旦消费跟不上供给,供需结构就会出现失衡,经济危机就可能爆发。
(二)循环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辩证统一的过程
循环是一个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中间经过分配和交换环节的过程。四个环节的角色功能虽然不同,但彼此联系,形成了一个运动整体。生产的作用体现在生产是循环的开始,它在整个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的对象,生产规定了消费的对象、方式、内容和动力,"它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016。生产在决定消费的同时,也离不开消费。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的实质完成形态,没有消费,生产就只能处于一个潜在状态而无法变为现实。消费可以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为生产的扩大、创新提供者“作为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区分的环节,它们彼此以对方为中介而创造着对方,最终形成一个运动过程。分配和交换位于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马克思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些要素,受生产所支配,受生产关系所决定。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整体遵循着上述一般规律。其中,社会的再生产处于流通和循环的支配地位,最终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情况。随着分配和交换的变动,人们收入水平、商品交换速度、市场规模等提升,社会的生产规模也必然会得到与之相适的扩大,社会的总体消费状况最终决定着生产的实现程度。在这样一个规律下,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有着自身的资源配置机制,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在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中也确保着社会生产的有序。这些机制包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供需调节、由竞争和价格引起的优胜劣汰等。所以,无论是个体循环还是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只有遵循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才能顺利实现财富的创造。
(三)循环是国家参与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手稿时,将“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作为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最后两册,以说明“资本的一般性质”得以展开的具体形式。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国经济独特的发展优势会逐渐成为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优势,竞争就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则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机制。一国生产出来的商品要立足世界市场的需求,才能确保国家持久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一国商品要满足世界市场需求,同样要遵循循环的一般规律。在全球互联互通的背景下,更大空间的循环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时要坚持“生产的支配地位”,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避免资本在全球游离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带来的产业发展不足、金融泡沫化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国民工业体系的发展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反金融寡头的社会运动出现等各种现象而降低该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尽管人类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进程,但回顾历史,由于国家利益、资本逻辑、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围绕“主导国”为中心而存在,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实践中,面临的往往是一个不平等规则主导的外部环境[]。国际价值在循环中实现的同时,也因为“国际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而产生不平等的交换现象,价值往往会向“核心地区”转移。因此,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时,要平衡内外两个市场,实现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避免因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而导致发展的主动权丧失。
三、中国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历史经验表明,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环境相协调,同时,从生产到消费的各环节需要畅通。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为构建循环体系提供了一般的规律线索和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构建循环体系提出了指导方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改革发展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遵循般规律,又要坚持具体实践,立足内外两个大局,打通阻碍双循环畅通的堵点,扫除羁绊,破除妨碍要素资源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经济发展循环,推进更高质量发展,开拓内外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在人类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国的发展既需要平衡内外两个市场,又需要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体系,才能应对复杂的全球化发展局面。国内市场是基础。目前,我国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我国还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国、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和来源国。当前,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尤其是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赛跑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国具有市场规模大、消费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培育了世界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已逐步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成为升级社会消费结构、扩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优势。目前,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这些都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基础。立足国内市场意味着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升级生产体系,完善分配体系,畅通流通体系,升级消费体系,进一步激活优势,激发潜力。基于此,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产业投资推动内需扩大,各级政府科学探索创新筹融资手段,积极推进惠及民生的基础工程、新基建等建设项目落地,为扩大内需提供引导支撑: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解决束缚民生消费的短板。要坚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对既有国家战略政策的延续,扩大内需战略离不开供给结构的继续优化。当前我国“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这将阻碍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具体表现为:部分关键技术供给不足,原始创新力不足,产业技术含量不高,制约国内市场的高质量需求;区域发展不平衡,条块分割的体制造成地方行政保护等制约循环畅通;收入差距问题突出,6亿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力不足,制约着消费升级。基于此,必须通过打造高质量供给体系,匹配国内大体量的消费需求能力和潜力,打造牢固的战略基点。要以系统思维、改革思路、创新手段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政策工具多等优势,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循环的各处堵点:一是要以优化供给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我国产业链的整体价值。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大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在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安全发展的核心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力度,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而存在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因素。二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制度改革、政策供给,打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为循环赋能。三是要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布局新基建,解决目前我国循环过程中存在的传统产能供需失衡、能源依赖等问题。
(三)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畅通是循环的条件。目前,制约我国要素循环畅通的一些传统因素,例如交通运输条件、要素自由流通的制度条件等已得到优化,但一些制约发展、需要立足空间观念去解决的“堵点”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表现为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城市圈之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区域间的产业结构雷同带来重复性生产导致产能过剩,行业间的协同能力不足而导致创新成本增加。这些都成为阻碍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循环的空间成本。因此,要实现国内的互联互通就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分工发展,从而更好地推动供给侧结构升级。一是要发挥城市的带动效应,以各级城市为中心,开展城市之间的联动,以城市带动农村形成城乡互动,为循环赋予空间活力。二是要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打造立足于各自空间特色的城市圈,通过协同发展、科学布局,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空间布局。三是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点,培育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城乡之间、两大部类之间的互动互补,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四是要优化东、中、西部的产业分工、布局和合作,从整体上立足各自区位优势,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形成联动发展。(四)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中国与世界紧密相通,新发展格局的良性循环离不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通过独立自主地打开国门进行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经济形成了资源互补、优势互补。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以开放的态度为他国提供广阔的市场,进一步使自身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重要的贸易合作对象、金融投资对象,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市场,为世界发展提供动力、红利和机遇:进一步强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各项制度改革,要稳步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以更高的水平引进外资:不断出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发展和完善产业配套条件,为外企在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另一方面,近年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顶层设计和价值理念,中国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活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质发展:强化和谐共赢理念,倡议“一带一路",为各国共同繁荣创建共同发展的平台,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生根,强化打造高水平、高度开放的自贸区、自贸港,不断为世界打造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编织发展中国家合作网络,以多层次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最终推动中国继续参与世界经济,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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