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的摇篮本采访与书目实践述略

　　摘要巴特勒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文章基于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期间的摇篮本采访与书目实践工作，梳理他在摇篮本领域的采选政策、馆藏建设和目录编纂成果，总结巴特勒在印刷史领域的学术思路，即将其放诸于社会文明中进行考察，形成基于文化史探究印刷的起源、书籍的传播、新学科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关键词巴特勒;印刷史;特色馆藏;摇篮本

　　1887年9月6日，遵从芝加哥商人沃特·纽伯里(WalterL.Newberry，1804-1868)遗嘱，芝加哥河畔北侧建立起了一座新的研究和参考型图书馆，即：纽伯里图书馆(TheNewberryLibrary)[1]。1916年，在时任纽伯里图书馆馆长卡尔顿(W.N.C.Carlton)介绍下，巴特勒加入纽伯里图书馆，先后在公共服务部门、参考咨询部门和约翰·M·温基金会任职。在15年内，巴特勒专注于摇篮本特色馆藏的建设，不仅为纽伯里图书馆构建了当时芝加哥最大的摇篮本馆藏，也为其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时期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巴特勒重回学者视线。不仅有其代表作《图书馆学导论》的翻译出版，王子舟、赵晶、徐晓东、王雨、李红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巴特勒对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著述[2-6]，笔者也先后发表了《巴特勒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7]《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8]。然而，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巴特勒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学术成果，忽视了在此之前的图书馆实践和学术积淀。纽伯里图书馆时代作为巴特勒图书馆学研究的起点，集中体现于他的摇篮本馆藏建设实践和书目成果，是他进入图书馆学领域的先声。本文主要通过对巴特勒的摇篮本采选活动和编撰的藏书目录，研究他初期的印刷史研究实践、思想以及为芝加哥时期的研究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1纽伯里图书馆与约翰·M·温基金会的建立

　　纽伯里图书馆的创始时期可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研究型图书馆为目标进行馆藏建设，创建初期便采购了普罗巴斯科藏书，包含大量摇篮本。随后集中收藏珍本书。此时馆藏建设使得后继的图书馆馆长和理事也对印刷史和书籍艺术提升了兴趣。第二阶段是从人文历史专业领域出发，加强人文方向的馆藏建设。1897年纽伯里图书馆与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约翰·克勒拉图书馆(JohnCrerarLibrary)签署图书馆专业化分工协议，逐渐将馆藏建设和教育服务向人文领域倾斜。约翰·克勒拉图书馆则转向自然科学特色的研究型图书馆。图书馆之间通过积极交换、处理超出本馆领域的文献资源，实现芝加哥城际馆藏共建共享。

　　第三阶段是随着馆藏资源的丰富，按主题进行特色馆藏组织集合阶段。纽伯里图书馆以购买普罗巴斯科藏书为契机，通过私人藏书拍卖和藏书家捐赠，形成了众多特色主题的藏书[9]。比如，1911年爱德华·艾尔(EdwardE.Ayer,1841—1927)将其早期美国史主题的私人藏书捐赠给纽伯里图书馆，受到充实资料的启发，图书馆把馆内所藏以书籍为中心，辅以特定主题相关的手稿、原稿、照片、地图进行组织，将其发展成为包含多种类型文献和二手资料的学术特色馆藏合集。1912年出版家约翰·M·温(JohnM.Wing,1844—1917)去世，其藏书悉数捐赠纽伯里图书馆，随后成立约翰·M·温基金会(以下简称“温基金会”)，专注于印刷史相关文献的收集，并逐渐成为纽伯里图书馆最为著名的主题藏书[9]。

　　1919年馆长卡尔顿写信给温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弗雷德里克·伊夫斯·卡朋特(FrederickIvesCarpenter)道：“我认为我们最初的最佳计划是任命一名图书馆员担任该职位。我心目中的人选是位出色的书目家，在特色藏书管理方面经验丰富，具有出色的外语能力，并且完全有能力在组织、安排和选择获取资料的早期阶段帮助我。”[10]45这位馆员正是巴特勒。伴随着纽伯里图书馆和温基金会对他的逐步了解和认可，1920年温基金会将巴特勒正式任命为基金会的第一任管理人，为温基金会百年历史确立了起点，也真正开启了巴特勒摇篮本馆藏建设实践和印刷史研究的道路。

　　2印刷史特色馆藏的采选政策

　　巴特勒作为温基金会的第一位管理人，对基金会的前景有着很大的期许，在他写给贺拉斯·奥克利(HoraceOakley)信中就曾讲道：“希望温基金会能够凭借其摇篮本馆藏，不仅成为国家级的藏书，而且能够世界闻名。”[10]71在巴特勒任期间，他以欧洲摇篮本为核心，一手打造了印刷史主题藏书的基础馆藏，为温基金会的创设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摇篮本”作为藏书核心，是巴特勒基于温的遗嘱、理事会的政策规定，并结合个人学术兴趣而最终确定的馆藏采选政策，从中我们也可一窥巴特勒对温基金会初期发展的规划和对印刷史的早期认识。

　　2.1温的遗嘱与理事会的政策报告中的藏书政策

　　基金会的建立是依托于温的遗产，因此温的遗嘱对基金会的整体发展和藏书政策有着决定性和指导性作用。在温的最终遗嘱中列出了可用遗产采购的资料种类，包含下列主题的文献：(1)从欧洲金属活字印刷发明之日起，印刷艺术、雕刻艺术和书籍插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2)参考书目，是指印刷书籍的科学、历史、记录和描述。在解释这些规定时，遗嘱宣称该藏书应包含“欧洲和北美在排版印刷历史中重要印刷厂的所有典型样本，以便排印工、历史学家和书目工作者可以从原始资料中直接追溯印刷和书籍制作艺术的每一个重大发展。这些书籍的内容和主题应尽可能具有文学的、传记的、历史的或艺术的、排印的兴趣和重要性”[11]。

　　1919年1月，在通过建立温基金会的决议后，理事会又将理事长爱德华·赖尔森(EdwardL.Ryerson)、图书馆长卡尔顿和麦克劳克林教授(McLaughlin)任命为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同年4月便提交了《1919年政策报告》，主要包含基金会的物理位置、行政管理和图书政策三方面。其中第三部分“图书政策”在温遗嘱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具实践性的采选方针：

　　(1)印刷艺术史第一个世纪的先锋时期中的代表性书籍(1450-1550);(2)1550年以后的特殊作品，作为精细印刷或体现了印刷艺术重大发展的著名实例;(3)样本书籍、活字版、活字字体目录;(4)铸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传记。此外，报告也指出馆藏建设的优先性和选择性。首先同时进行两个方向的馆藏建设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要优先印刷史书籍、作品的收集，推迟目录、传记等二次文献的集中采购。其次，采购应注重是取其精华而不是全面收集。所选书籍应具有文学、传记、历史、艺术趣味以及印刷价值[12]。

　　2.2巴特勒的摇篮本采选方针

　　巴特勒基于温的遗嘱和理事会的政策报告，结合纽伯里图书馆的性质和自身的学术兴趣，为印刷史馆藏建设勾画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蓝图。关于巴特勒采选方针的阐述，主要在《一个印刷图书馆：纽伯里图书馆中的约翰·M·温基金》(ATypographicalLibrary:TheJohnM.WingFoundationOfTheNewberryLibrary，1921)中，他描述了温基金会的性质和主题范围，以及指导新的馆藏开发的收集方针。巴特勒认为尽管遗嘱和政策报告规定了馆藏发展的一般原则，但这些原则应用于具体问题仍需要研究进而细化、明确具体的采选方针。他首先明确了温基金会独特的收藏兴趣和宗旨。

　　不同于现存的三所印刷主题图书馆，即德国莱比锡的书业图书馆(BibliothekofBörsenverein)、英国伦敦圣布莱德基金会(St.Bride’sFoundation)以及泽西城美国铸字公司的印刷图书馆(TypographicalLibraryofAmericanTypeFounders’Company)的附属性和不稳定性，温基金会是第一家进入这个领域的、有着稳定资金来源的纯印刷主题图书馆，它更注重收集印刷史书籍，以追求“在更高层次的印刷艺术方面指导、纠正和激励书籍的制造者和读者”[13]。其次，巴特勒认为温基金会作为“纽伯里图书馆中的图书馆”，在制定收集方针时也应尽量将纽伯里图书馆的性质纳入考量。纽伯里图书馆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研究型图书馆，巴特勒则重点考虑其人文性和学术性[13]。

　　基于上述温基金会的宗旨和纽伯里图书馆性质，巴特勒认为温基金会馆藏发展必须沿着三条明显的路线发展：(1)从历史角度，它必须累积所有原始资料、重要的关于印刷早年发明、传播和发展的二次作品，以及对之后的艺术发展具有真正重要性的每一印刷厂或出版社的相关书籍;(2)从学术角度，基金会必须涵盖排版艺术作品的实例和评论，包括诸如字母构成、页面布局和排版、装饰与插图;(3)从艺术角度，它必须为印刷工作者提供灵感来源，收集在每一种重要印刷类型中已经完成的最佳作品的精美范例[13]。巴特勒在这些收藏方针中强调的是历史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要素，基于此最终他将收集对象收束为“摇篮本”。摇篮本，也称古版书，是指欧洲印刷术发明起的15世纪50年代至15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印刷而成的书籍[14]。

　　只要是在1500年12月31日前印刷的作品，甚至一页纸、插图、大报都能称之为摇篮本[15]。在简述摇篮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余，巴特勒特别强调了摇篮本的学术价值。在巴特勒时代的印刷术研究与设计中多涉及字母和页面的样式、装饰、插图。

　　他认为温基金会藏书应该涵盖每种类型全面的实例，使印刷学者得以清晰地了解印刷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这些研究问题中字母形式无疑是最复杂的，最早期的印刷作品对学者而言具有双重价值——当时每个印刷工人都会设计自己的字母，而现在这些独立设计出来的字母样式仍然被广泛使用[13]。由此，笔者基于日本学者若松昭子的巴特勒“收集方针的展开”一图，将巴特勒最终确定的收集方针的源流进行重新绘制，以便理解巴特勒为何将摇篮本设为重点收集对象，以及他对温基金会藏书所看重的价值。

　　3摇篮本的采选活动

　　巴特勒在正式担任温基金会的管理人前便根据理事会的要求，为避免重复购买，首先对纽伯里图书馆的摇篮本馆藏进行核查，最终形成《纽伯里图书馆中的摇篮本藏书目录》(CheckListofIncunabulaintheNewberryLibrary,1919)。在进行已有馆藏调查和收集方针确定后，巴特勒便开展了积极地采选活动，为把温基金会打造成世界性的印刷图书馆而努力。大部分的摇篮本都是巴特勒亲自前往欧洲市场进行采购，占据所有摇篮本采购数量的75%[10]75，仅有小部分摇篮本来自美国当地的市场或拍卖行。巴特勒在任期间于1922、1923、1924、1926、1930年多次前往欧洲的大小市场，以温基金会的有限资金，成功地大量进行摇篮本采购。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巴特勒成功采购的原因。

　　(1)巴特勒通过亲自前往欧洲有效地控制了预算成本和采购质量。他曾探讨直跨大西洋前往欧洲采购的5个优势：①书店的架上价格比书商目录价格便宜;②书店间可以货比三家，选择价格最便宜者;③可以与书商议价;④可以亲自检查一本书的状态;⑤可以检查一本书的形式、内容是否合适，避免同种类型的重复购买[10]72-73。在这5项优势中，前3项体现了成本控制，后2项则涉及质量控制。

　　此外，巴特勒自身所掌握的宗教、历史、哲学、文学、目录学领域知识和多种语言，也有助于他对摇篮本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把控，才能真正实现以最少的价格，买到尽可能多的具有最大价值的摇篮本。(2)巴特勒对欧洲摇篮本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巴特勒在《欧洲的摇篮本市场》中较细致地叙述了前4次欧洲采购之行的体会和他对欧洲市场变迁的认识[16]。

　　巴特勒认为在欧洲的摇篮本市场中有4个重要因素：供给、需求、价格和情感;他将欧洲的摇篮本市场分为2个部分，一是以伦敦为主导的英荷或北方地区，另一则是慕尼黑-佛罗伦萨市场群(包括斯图加特中心、巴塞尔、卢加诺、米兰和罗马)。

　　两个市场群有着迥然不同的市场风格，北方市场有着“高昂的价格、兴旺的生意和显而易见的喜悦”，而南方市场则有着“极低的价格、萧条的需求和深深的悲观情绪”。以下两点最能说明巴特勒对欧洲市场的了解在其采选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其一，巴特勒对欧洲市场的了解促使他从1925年的市场混乱中全身而退。那年由于南方市场许多卖家转换成买家，期间巨大的个人购买引起了整个摇篮本市场的混乱。于是，巴特勒将视线转向获取现代作品——印刷史研究书籍、目录以及本身具有印刷价值的作品。

　　其二，北方市场售价对美国买家非常不利。美国作为摇篮本市场的主要支撑，与其有着共同语言系统和相近社会关系的英国卖家保有更大优势，因此往往售价也更高[16]。大部分美国买家会因为上述优势直接接受英国卖家的价格，而巴特勒则会凭借其经验，事先查清其他欧洲大陆相同摇篮本的价格，从中选择价格最合理的卖家。对欧洲市场的认识、与欧洲书商保持的友谊以及灵活的采选方针都使得巴特勒在欧洲摇篮本市场中的采购活动游刃有余，收获颇丰。

　　(3)巴特勒选择了最佳的时间进入了欧洲市场。1920年代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处于战后的经济危机时期，包括摇篮本在内的大量珍本书涌入市场。欧洲书商们在财政紧缩期间，疯狂地用珍本书交换美元或瑞士法郎，以保证他们在外国银行出口销售的可行性[16]。这一时期，摇篮本的价格相对极低，巴特勒曾用每本不到100美元的价格买下不少摇篮本，对于当时经济强势的美国买家而言是一个独特的机会。但随着欧洲经济的重建，他们更趋向于将珍本书带回国家而非卖给美国人，因此德国藏书家沃尔贝尔(OttoVollbehr)预言30年代之后便没有摇篮本能在500美元下买到[16]。巴特勒于1922年进入欧洲市场，1930年离开欧洲市场，并避开了1925年的摇篮本市场混乱，他把握住了欧洲摇篮本市场的黄金时期，从而为温基金会构筑了坚实的摇篮本藏书基础。

　　4摇篮本的馆藏建设成果

　　在巴特勒担任温基金会管理人期间，他尽其所能打造一个有质有量的印刷史图书馆。截止1933年，纽伯里图书馆拥有当时所存摇篮本近5%的1,613本藏书[10]71，成为美国图书馆摇篮本藏书的佼佼者。然而受制于有限的资金，在数量上温基金会的摇篮本藏书还是无法与同时期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相比。但巴特勒依旧倾尽全力希望从质量上提高藏书的品质。下文解读一下巴特勒对温基金会摇篮本的馆藏建设成果。

　　(1)巴特勒构建了芝加哥地区最大的摇篮本藏书机构。在《纽伯里图书馆和其他芝加哥地区图书馆中的15世纪书籍藏书目录》(ACheckListofFifteenthCenturyBooksintheNewberryLibraryandinOtherLibrariesofChicago，1933)中，巴特勒说明纽伯里图书馆现有摇篮本的藏书构成，其中包含1890年购买的普罗巴斯科藏书中的112本摇篮本，1890年购买的马登藏书(J.A.P.Madden)中的28本摇篮本，1901年购买的路易斯·波拿巴王子藏书(PrinceLouis-LucienBonaparte)中的14本摇篮本，1911年捐赠的艾耶尔藏书中18本摇篮本以及巴特勒负责采购的温基金会藏书中的1333本摇篮本。巴特勒为纽伯里图书馆增添80%摇篮本资源，使温基金会成为芝加哥最大的摇篮本藏书机构，占据芝加哥地区近9成资源[17]。(2)巴特勒构建了以欧洲摇篮本为主要来源的藏书体系。

　　欧洲作为西方印刷术的起源地，存有大量珍贵的印刷史文献和实例，使得许多美国学者不得不多次前往欧洲获取文献。为此，巴特勒在任期10余年间，5次前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多地，在大小书商处采够了大量摇篮本文献，其中1922年的购买量为246本，1923年为249本，1924年为127本，1926年为194本，1930年为317本，共计购买了1018本摇篮本，占据了巴特勒采购摇篮本的75%[11]，极大地为美国学者进行印刷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减小他们对欧洲图书馆藏书的依赖。

　　5摇篮本的目录编纂

　　巴特勒不仅为温基金会采购了大量的摇篮本馆藏，而且前后3次编纂并修订了纽伯里图书馆的摇篮本藏书目录并筹备了两次摇篮本展览专题目录。这5部目录皆属于当时西方分析目录学范畴，体现了巴特勒借摇篮本反映出印刷术的地理传播过程、图书形成过程以及15世纪的学术发展进程的思想。

　　5.1巴特勒的摇篮本藏书目录

　　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期间共编纂了3本藏书目录，分别是《纽伯里图书馆中的摇篮本藏书目录》(CheckListofIncunabulaintheNewberryLibrary,1919)、《15世纪印刷书籍的藏书目录》(CheckListofBooksPrintedduringtheFifteenthCentury,1924)、《纽伯里图书馆和其他芝加哥地区图书馆中的15世纪书籍藏书目录》。这三本目录的编纂方法和分类体系都采用了普罗克特规则，是具有一致性、并不断修订的藏书目录，可以较好地反映巴特勒对摇篮本的分类认识。下面主要从巴特勒所编藏书目录的两个主要特征予以阐述。

　　6结语

　　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时期，担任了温基金会印刷图书馆的第一任管理人，由此进入了印刷史研究领域。作为管理人，巴特勒主要负责印刷史相关文献的采选和目录的编撰，他在这一时期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巴特勒制定了适应于温基金会、纽伯里图书馆和个人兴趣的采选方针，为温基金会的创立和初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他对摇篮本学术价值的关注，注重字母和页面的样式、装饰、插图类型的全面性，从而使印刷学者得以清晰地了解字印刷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化，确立了温基金会印刷史学术研究机构的定位。(2)巴特勒构建了以欧洲摇篮本为主的多语言特色馆藏体系，使其成为了美国第四大，芝加哥第一大的摇篮本藏书机构[10]77。

　　(3)巴特勒编纂了基于普罗克特规则的摇篮本藏书目录，以及筹备并编写了展览专题目录。前者使其在静态的目录中得以从历史地理角度动态再现印刷术发明、发展的过程。而后者展示了书籍形成过程和书籍反映的学术领域发展进程，引出了巴特勒将印刷艺术置于整个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的思想源头。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时期的实践活动为之后的印刷史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并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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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摇篮本采选与编目实践中也始终蕴含着巴特勒的学术思想，他将印刷史研究放诸于社会文明中进行考察，形成了基于文化史探究印刷的起源、书籍的传播、新学科领域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中采选的摇篮本，使他接触到了大量15世纪的原始资料并掌握了较多印刷技术和工艺特征的知识，这些都为其在芝加哥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印刷史研究，尤其是印刷起源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巴特勒在纽伯里图书馆期间对摇篮本的采编实践，包含特色馆藏主题的确立、多元化馆藏的建设、相关馆藏目录的编制以及针对特色馆藏展开的学术研究，这些对于国内研究型图书馆构建本馆的特色馆藏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NewberryLibrary.History[EB/OL].[2021-06-15]. https://www.newberry.org/history. 

　　[2]王子舟,张歌,谢欢.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中译本导言[J].图书馆论坛,2018,38(6):56-64.

　　[3]赵晶.新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营销服务策略研究——评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J].新闻爱好者,2019(4):115.

　　[4]徐晓冬.论巴特勒对科学本质以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解[J].图书馆杂志,2019,38(7):11-15.

　　[5]王雨.知识网络背景下图书馆的理论变革——论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J].科技创新导报,2020,17(6):233,235.

　　[6]李红.从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看我馆发展困境与改进方向——以三亚学院图书馆为例[J].科技视界,2020(6):148-150.

　　作者：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