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者何以兼济天下高阶层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及谦卑的作用

　　摘要一些欧美研究发现高阶层者与低阶层者相比再分配偏向更低,但是这一结论尚缺少跨文化一致性的证据,而且对于这一现象的心理机制和干预策略的探讨也相对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通过3个子研究分别来关注我国民众再分配偏向的阶层差异及其心理机制,并探讨可能的干预策略。结果发现：(1)与西方社会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社会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也显著低于低阶层者;(2)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部分是通过贫富差距归因倾向起作用的：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更倾向于将贫富差距归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负等个体内部因素,进而再分配偏向更低;(3)通过启动高阶层者谦卑的心态,能够降低其贫富差距内归因倾向,进而提升其再分配偏向。此结果验证了社会阶层不平等维持模型的重要观点,同时也为推动社会再分配、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等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治理启示。

　　关键词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再分配偏向,谦卑

　　1引言

　　古语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而在现代社会,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兼善天下”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阶层冲突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事实上“达者”会“兼济天下”吗?或者,怎样的“达者”会“兼济天下”或者说较支持再分配?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研究将结合已有的理论与研究,探讨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与心理机制;并重点发现促进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预策略。

　　社会学论文范例：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1.1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

　　再分配偏向(redistributivepreferences,又译“再分配偏好”)是指人们在态度或行为上对再分配的支持倾向(徐建斌,刘华,尹开国,2013)。近年来,大量研究基于社会阶层的研究视角,发现社会阶层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再分配偏向。如Brown-Iannuzzi等(2015)基于自编的再分配偏向问卷考察个体的再分配偏向,问卷通过11道题目考察人们对个人税收、社会福利的态度,结果发现主观阶层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反对再分配政策。

　　Andersen和Curtis(2015)分析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并以“国家是否应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这一项目作为支持社会福利的度量,发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法国等所有的24个国家,与工人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经理、私营企业主更不支持社会福利。

　　Page等人(2013)得益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这一富有研究经验的机构合作,他们对排名在国家前1%的83名美国富人展开访谈,结果发现与一般公众相比,这些富人对税收、经济调控、社会福利项目的态度更保守。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常情况下,“达者”并没有那么地“兼济天下”。当然目前这些结论主要来自于欧美国家。是否在中国社会背景下,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也显著低于低阶层者?随着对社会阶层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除关注其直接的影响效应之外,也越来越关心这些影响效应在不同社会文化下的一致性与差异性(Miyamoto,2017)。基于此,本研究将首先在中国社会背景下验证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影响效应的存在。

　　1.2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

　　以上研究揭示出再分配偏向阶层差异的普遍性。那么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为何更低?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80年代Meltzer和Richard(1981)构建的经典的理性选民模型(rationalvotermodel)。

　　这一模型的一大假设即认为人之所以追求再分配是受到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当然这种自利动机的视角仍然囿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传统框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再分配偏向不仅受到自利动机的驱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平认知的影响,即发展出了再分配偏向研究的公平认知视角(Alesina&Angeletos,2005)。在此视角下研究者发现即使在控制自利动机的情况下,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仍显著低于低阶层者(Brown-Iannuzzietal.,2015);并开始探讨究竟是何种认知因素造成了再分配偏向的阶层差异(Brown-Iannuzzietal.,2017;Bullock,2017)。

　　不过在此方面目前还缺少直接的心理机制的揭示。受到社会阶层不平等维持模型(inequalityofmaintenancemodelofsocialclass,Piffetal.,2018)的启发,本研究拟提出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由Piff等(2018)提出的社会阶层不平等维持模型,其中重要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不同层级的人在适应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对经济不平等的合理化信念(如对贫富差距不同的归因倾向等),并会通过反映在其投票选举、政策偏向等不对等的政治参与中,而加剧阶层间的不平等。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不同阶层者总体的系统合理信念有所不同(Lietal.,2020;杨沈龙等,2016)。

　　而具体到对贫富差距归因上,高阶层者也更倾向于内归因,即将贫富差距归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负等个体内部因素(Krausetal.,2009;李静,2014;Whyte&Han,2008)。而这种贫富差距的内归因倾向确实会促成较低的再分配偏向。研究或从已有的CGSS数据中选取衡量再分配偏向的项目“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潘春阳,何立新,2011;徐建斌,刘华,2013),或通过问卷考察其对政府政策、社会福利、累进税、慈善等再分配政策的综合态度(Rodriguez-Bailonetal.,2017),均发现当个体越倾向于将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努力、进取心时,再分配偏向越低。

　　另一些实验则基于参与者在再分配游戏中的转移支付的额度考察其再分配偏向(Duranteetal.,2014;Krawczyk,2010),也发现与报酬由运气决定的情形相比,在最初报酬由参与表现决定时个体的平均转移支付额度更低(Krawczyk,2010)。基于以上的观点与研究发现,本研究将探讨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在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中的中介作用。

　　1.3谦卑对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促进作用

　　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高阶层者较低的再分配偏向会造成再分配的阻滞,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引发阶层冲突(Kraus&Callaghan,2014;Laurison,2016)。因此,有必要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切入,进行提升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预。这便需要进一步挖掘高阶层者为何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进行内归因。著名政治哲学家Sandel(2018)指出高阶层者过多强调个人能力、努力对财富的影响,而忽略了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源于一种精英的傲慢(meritocratichubris)。而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成人还是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确实有更多自我膨胀的想法(Belmi&Laurin,2016;Leckeltetal.,2019;Martinetal.,2016;Piff,2014);觉得自己应该比他人得到的更多、更好(Piff,2014)。

　　针对精英的傲慢,Sandel(2018)呼吁社会应关注培育高阶层者谦卑的心态。谦卑(humility)是一种传统美德。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它也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仍然会受到环境影响或是可塑造)的积极人格特质(Exlineetal.,2004);是个体拥有准确的自我看法,以及在人际中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或行为、关心他人福祉的倾向(Davisetal.,2010;Worthington&Allison,2018)。

　　大量有关谦卑与成功归因、平等主义、亲社会行为相关的研究表明谦卑使人更倾向于将个人成就归功于他人的帮助、支持(Bergetal.,2006;Blickleetal.,2012);更倾向于支持平等政策,拥有更多的捐赠、助人等亲社会行为(Exline&Hill,2012;Kruseetal.,2017;Wrightetal.,2018)。这些研究间接说明了在谦卑的状态下,个体更可能对贫富差距进行外归因、更支持再分配。基于以上的观点与研究发现,本研究将考察启动谦卑心态对高阶层者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影响,进而对其再分配偏向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将通过3个子研究分别考察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与心理机制,并重点发现促进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预策略。研究1通过大样本数据验证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预测效应的存在;对此,基于前文介绍和分析,研究提出假设1：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更低。在研究1得到直接效应的基础上,研究2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在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中的中介作用;对此,研究提出假设2：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进行内归因,进而再分配偏向更低。

　　在研究2得到心理机制的基础上,研究3从实际意义出发,专门以高阶层者为实验对象,进一步通过干预实验考察启动谦卑心态对高阶层者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影响,进而对其再分配偏向的影响;对此,研究提出假设3：与控制条件相比,在启动谦卑心态的条件下,高阶层者贫富差距内归因倾向更低,进而再分配偏向更高。总体而言,3个子研究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2研究1——预测效应：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更低

　　研究1的目的是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发布的大样本数据(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15),从中抽取衡量社会阶层、再分配偏向的指标,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效应。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hineseNationalSurveyDataArchive,CNSDA)负责收集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2003年,而本研究所使用的CGSS2015,调查内容涵盖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态度,其中也包括能够代表社会阶层、再分配偏向的一些指标。

　　3研究2——心理机制：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

　　研究2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广泛调查考察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即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

　　3.1被试

　　研究通过问卷网平台,对宁夏、山西、湖北、江苏、广东等多个省份的城乡居民(包括少量的学生)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删除规律性作答、作答时间过长(过短)以及存在做假嫌疑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21份,有效率为88.71%。所有被试的年龄在18~6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73岁(SD=8.73)。

　　3.2研究工具与程序

　　社会阶层的测量考察了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两方面的指标。主观阶层的测量是采用阶梯量表(Krausetal.,2010;Piffetal.,2010),过程是向被试呈现一个10级阶梯,要求被试想象梯子不同的层级代表不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层级越高,表示其社会阶层越高;并要求被试主观评定觉得自己当前位于1至10级的哪一层级。客观阶层的测量包括个人年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三项指标;其中个人年收入的测量是询问被试的个人年收入(含各种津贴、福利、红利、租金等),要求被试在1=“1万元及以下”、2=“10001元~2万元”、3=“20001元~3万元”、4=“30001元~5万元”、5=“50001元~7万元”、6=“70001元~10万元”、7=“100001元~20万元”、8=“200001元~50万元”、9=“500001元~100万元”、10=“100万元以上”中作出选择。受 教育程度的测量是询问被试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被试在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4=“大专/夜校/电大”、5=“本科”、6=“硕士及以上”中作出选择。

　　职业的测量是参考了社会学学者刘欣(2007)以公共权力、市场能力为基础而提出的中国城市社会分层框架,并结合该框架中所缺的社会下层及农村职业类别(陆学艺,2002),共得到社会阶层从低到高的7个类别：(1)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2)非技术工人或体力劳动者,如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3)商业服务业员工,如厨师、司机、理发师等;(4)个体自雇劳动者或办事人员;(5)中产下层,包括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小型企业经理或中大型企业基层管理人员、中级及以下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等;(6)中产上层,包括党政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大型企业上层管理人员、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等;(7)社会上层,包括党政事业机构的高层领导干部、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民营企业家。研究让受调查者选择或填写其职业,随后处理数据时按照这7个类别进行归类和赋值(1~7分)。研究最后参照同类研究(Tan&Kraus,2015)与研究1的做法,将三项指标取标准分后再平均,得到总的客观阶层分数。

　　4研究3——干预作用：谦卑对高阶

　　层者再分配偏向的促进作用研究3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法考察启动高阶层者谦卑的心态对其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及再分配偏向的影响,以此尝试探索促进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可能途径。

　　4.1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参照类似研究(e.g.,Sands&deKadt,2020;Whitson&Galinsky,2008)的逻辑或做法,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来单纯考察谦卑启动对高阶层者贫差距归因倾向的影响,进而对其再分配偏向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本研究并未纳入低阶层参与者作为被试,而仅仅以高阶层者为实验对象;因为本研究更多是从实际意义角度出发,旨在探索促进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可能途径。

　　所以,研究包括：谦卑启动组与控制对照组,即自变量谦卑启动分为2个水平;中介变量为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因变量为再分配偏向。而同时考虑到由启动视频引发的情绪状态也可能会影响被试的再分配偏向,因此研究将被试看完视频后的积极、消极情绪状态作为控制变量,予以统计上的控制。

　　4.2被试

　　在开始正式干预实验之前,本研究基于主、客 观阶层从580名大学生中筛选出出身于高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参考同类研究的做法(胡小勇等,2016),研究选取了主观阶层、客观阶层都高的被试(主观阶层的分数在6分及以上,父母较高一方的职业是管理者、经理人、企业主、技术人员)进入正式实验。其中主观阶层是基于梯子量表考察大学生对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客观阶层是基于研究2使用的职业量表考察其父母的职业。依据筛选情况以及自愿参与正式实验的情况,有104名高阶层大学生参与正式的实验。

　　删除1名在实验认真度检测题中作答不认真者,最终有效被试为103名1。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88岁(SD=2.21)。其中谦卑启动组被试51名,控制组被试52名。且两组被试并不存在主观阶层的差异,t(101)=−1.63,p=0.106>0.05;也不存在客观阶层的差异,t(101)=1.70,p=0.092>0.05。

　　4.3研究程序与工具

　　本研究的程序包括3个步骤,首先结合真实的社会分配环境,并借鉴以往的再分配的实验范式(Brown-Iannuzzietal.,2015;Xieetal.,2017),本研究程序首先是构建出了高阶层被试“在初次分配中得到更多且在再分配中扮演转出方”的微观情境。而由于本研究的高阶层被试均是大学生,因此情境的设置是以答题得报酬为背景。

　　5总讨论

　　在贫富差距相当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直接影响效应与心理机制,并发现了促进高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预策略。研究确立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这一影响效应的存在;揭示了可能的心理机制;并为推动再分配、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等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治理启示。

　　5.1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确立直接影响效应

　　伴随着以往在欧美国家开展的研究已确立了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感兴趣于：这一影响效应是否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下?结合以往的研究以及本研究的发现,这说明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负向预测作用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尽管通常跨文化研究倾向于强调不同文化下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但随着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文化与社会阶层及其它社会分类的交互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到跨文化的一致性。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亚文化下,高阶层者都比低阶层者更自信,更强调自我表达、对环境的控制(Miyamoto,2017)。

　　而同样就再分配偏向而言,无论是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还是以往对美国社会的调查,或是对多个国家的综合考量,研究都发现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普遍低于低阶层者(Andersen&Curtis,2015;Brown-Iannuzzietal.,2015;Pageetal.,2013)。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下,“达者”都没有那么地“兼济天下”。这种跨文化的一致性展现出了人性中共通的一面。

　　5.2对可能的心理机制的探讨

　　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为何普遍更低?传统的自利动机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这一视角仍具有局限性。基于此,研究者从公平认知视角出发,认为是高、低阶层者对于当前分配现状的公平认知或信念因素促成了他们不同的再分配偏向(Brown-Iannuzzietal.,2017;Bullock,2017)。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认知因素在起作用?受到社会阶层不平等维持模型的启发(Piffetal.,2018),本研究发现了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即高、低阶层者再分配偏向的差异,是源于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不同。总体来说,本研究从公平认知视角出发揭示了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

　　6结论

　　本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1)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更低;(2)在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预测效应中,贫富差距归因倾向起到中介作用;(3)通过启动谦卑心态,能够降低高阶层者贫富差距内归因倾向,进而提升其再分配偏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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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洁1杨沈龙2徐步霄3郭永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