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理论视角的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变化研究基于自我民族志方法

　　摘　要：传统旅游动机研究多着眼于群体的时间断面，对个体旅游动机动态变化的揭示及其背后的理论建构关注较少。留学生在华旅游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特征均介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典型性。本研究以留学生身份的“我”为研究对象，从过程理论视角，通过自我民族志方法对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基于完整的自我叙事以及对旅游动机的过程反思，从文化接触期、初步适应期、深化适应期和生活倦怠期等几个阶段，分析在华留学生追求新奇、自我发展、建立声望、逃离惯常、健康放松和社会交往等旅游动机的变化过程，并建立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变化模型。同时，也提出了留学生在华旅游所特有的距离错位动机和文化适应动机。本研究试图阐明留学生旅游动机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自我探寻与变化逻辑，结论对入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市场开发也有一定裨益。

　　关键词：旅游动机;过程理论;自我民族志;留学生;旅居者;跨文化

　　引言

　　旅游动机研究以维度划分、影响因素及分析方法为其知识体系的主体(张宏梅、陆林，2005)。然而，现有旅游动机理论是以群体游客的时间断面为视角，忽视了旅游者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因此现有理论成果不能完整解释旅游动机演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结构性的定量研究多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验证，缺少关注意义层面的解释性研究，不易发现特殊旅游动机。鉴于单纯某一时间断面的旅游动机量化研究限制了对其真实全面性的理解，因此对旅游动机的历时性质性研究成为完善现有理论的必要补充。

　　在旅游地理学“过程转向”兴起后(李文静、张朝枝，2019)，研究者关于时间、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或者社会产生意义的探讨(孙九霞、周尚意、王宁等，2016)，为旅游动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旅居者的诸多特点契合了历时性旅游动机研究的对象需求(Llewellyn-Smith&McCabe，2008;郑鹏，2015a)。旅居是“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流动，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变化是典型的历时性过程。留学生的在华旅游行为，因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均介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之间，更具独特性和典型性(文谨、白凯、孙星，2013)。

　　旅居者指离开自身居住地，到一个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环境中居住为期6个月到5年的人，并在居住期间以学习、工作等为主要目的，而不以旅游为主要目的(陈向明，2011)，包括留学生、企业外派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外交人员、传教士等。其中，留学生占比最多，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在华留学生规模已达50万，并在持续增长。留学期间，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接触形式，能够提升留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增强其文化认同，提高其文化适应水平，而随着跨文化适应程度的增强，其旅游动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郑鹏，2015b)，这使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成为一种有趣的动态变化过程。

　　基于此，本文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通过留学生在华旅游的自我叙事，将其所有旅游经历视为一个整体，以过程理论为切入点，重点阐释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在华旅游动机的历时性变化机制，为深入理解旅游行为的决策依据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研究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内外旅游动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研究基础与理论方法

　　1.研究基础

　　(1)跨文化适应留学生来到异国他乡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文化冲击(陈向明，2011)。这种因失去熟悉的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产生的焦虑(Oberg，1960)，需要随着时间渐进、文化交流加深而慢慢缓解。留学生在两个文化体之间不断博弈互动，最终向平衡与共生之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RedfieldR，Linton&Herskovits，1936)，称为“跨文化适应”。

　　它沿着“理解→尊重→接受”方向发展，且被不同研究者划分为不同阶段。U形曲线假说是较早期的跨文化适应理论(Lysgaand，1955)，W形曲线假说是在其基础上的扩展(Gullahorn&Gullahorn，1963)。较具代表性的学者还有Oberg和Danckwortt，前者将跨文化适应过程分为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Oberg，1960)，后者将其划分为观光者阶段、深入纠葛阶段、稳定适应阶段和归国前阶段(Danckwortt，1959)。

　　因Danckwortt是以德文发表的文章，虽在德语国家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并不为国际主流学术界熟知。之后，Kim(1988)在前人基础上，强调文化适应的动态本质，认为跨文化适应是逐步、反复、向前推进的过程。诚然，跨文化适应并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像一个螺旋式的弹簧般进两步退一步的动态过程，但跨文化适应的阶段划分还是对相关理论建构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旅游动机旅游动机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张宏梅、陆林，2005)。对旅游动机维度的划分，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旅游动机生涯模型是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游客动机从低到高分为5个维度，然而，因其未能深入揭示旅游动机在旅游特定情境中的特质与变化以及应用程度不高(Llewellyn-Smith&McCabe，2008)，有效性受到学者质疑。逃避追求模型主要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将旅游动机分为“逃避”与“追求”两个维度(Iso-Ahola，1982)，但有学者批评其内容划分存在不平衡性，即“追求”包括了追求新奇、健康放松、自我发展等多个要素，而“逃避”仅包含一个要素(Özel&Kozak，2012)。

　　推拉理论模型将旅游动机划分为以追求新奇、社会交往等为主的推力因素和以景点吸引等为主的拉力因素(Dann，1977)，因其便利的操作性和较强的概括性，受到多数研究者认可。然而，对模型的高度抽象不可避免会导致模型深层结构和动态变化的不清晰(Zhang&Lam，1999;Huang&Hsu，2005)。

　　尽管旅游动机的内涵与维度复杂难辨，但已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共有的旅游动机维度，如追求新奇、建立声望、自我发展、逃离惯常、社会交往、健康放松等。这些都构成了对留学生旅游动机深入研究的前期基础。总体上，现有研究将旅游动机视为某次旅游需要的固化结果，而缺乏关注旅游动机因旅游者处于不同情境而产生的动态变化性。即这种传统的在某案例地或于某时间点的调查，缺乏动态时间轴上的持续跟踪，无法获取旅游动机的全貌。对于旅居者而言，其跨文化适应过程与旅游动机存在互动关系(郑鹏，2015b)。

　　伴随着二者的相互影响，在不同的适应情境下旅游动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历时性变化对已有旅游动机理论提出哪些挑战或扩展?目前的研究都尚未涉猎。另外，对旅游动机的研究多采用结构化的定量方法，这种调研方式限制了受访者的思维，不利于研究者获取深层次旅游动机的内涵与维度(钟士恩、徐彩霞、颜丙金等，2020)。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是机械恒定的，而是有序与无序的能动统一体(苗学玲，2016)。因此，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理论模型同样需要基于解释主义，通过深层叙事与意义解读，以典型的个案分析作为补充和修正(黄清燕、白凯，2017)，进而扩大推理、上升为理论(王宁，2002)。

　　2.理论方法

　　(1)过程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过程研究逐渐在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中流行。它本质上是一种历时性研究路径，演化经济地理学就是其中较早的一种特殊形式(斯科特·梅纳德，2012)。近年来，受演化经济地理学影响，“过程转向”在旅游地理学中兴起。

　　一些研究者开始从动态过程演化的系统视角来看待旅游地发展(Zhang&Xiao，2014)和旅游者行为(Baggio，2008;杨昀、保继刚，2016)。过程理论强调从表层描述深入事件过程背后的逻辑机制(Pentland，1999)。基于这种“事件导向型”的认识论，研究者采用“描述理论”的研究视角，认为包含因果关系的过程描述和事件叙述即理论解释，从而建构一个“过程—结构—机制”的理论解释体系(李文静、张朝枝，2019)。

　　与结构式的变量研究相比，过程研究更好地保留了问题发生的背景，并寻求问题背后的深层结构，即通过讲述一个好的故事，建构一个好的理论(DiMaggio，1995)。过程理论并非通过传统的简单线性模型来实现(Baggio，2008)，而是经过收集文本、形成故事、组成模型和形成机制4个步骤，建立起深入探讨过程背后逻辑机制的叙事性理论。就本文而言，笔者在应用自我叙事性方法解释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发展变化后，通过分析过程背后的产生机制建立起了过程理论。

　　(2)自我民族志自我(自传式)民族志是个人故事与民族志结合起来的质性研究方法(蒋逸民，2011)。该方法往往围绕某一个研究主题，通过叙事、反思的方式审视个体经历，采用第一人称写作，将自我的故事描述、情感表达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建立关联，使作者能更深入地与读者进行对话以保证研究的效度(Ellis，2000)，从而达到广泛认同与意义解释的效果(Ellis&Bochner，2000;Pak，Chang&Cho，2010)。

　　与定量研究不同，自我民族志研究的目的不是将复杂社会现象数量化、简单化，也并非专注于传统的社会科学所强调的普世性和代表性(艾利丝、博克钠，2007)，而是一种基于解释主义的补缺性方法论。这种方法不仅能够规避结构式调查可能出现的深层信息遗漏问题，也能够契合留学生在华不同阶段的旅游动机变化过程。不同于单纯讲故事，自我民族志叙事背后，还蕴藏着一套后现代的学术理念，即过程理论视角下的旅游动机变化之理论思考。因此，在清晰目标的指导下，自我民族志的信度不会被损害(殷文、张杰，2017)。

　　本文以自我为研究对象，基于在中国留学期间的个体经历阐释旅游动机发展过程。文中的“我”系本文作者之一韩国留学生李儒珍。2015年8月起至2020年1月，该作者分别以交换生、预科生和研究生的不同身份在华留学，其间在中国旅游14次。本研究基于的文本是作者的自我回忆、自我反思和访谈资料。自我回忆资料是作者追忆在华留学期间的日记(包括跨文化适应和旅游两个主题)，并按时间顺序将不同阶段的旅游事件组织成表或图等资料(Chang，2016)。

　　自我反思资料是作者的文化适应、旅游动机在认知和情绪层面发生变化的记忆再现、思考过程(Pak，Chang&Cho，2010)。访谈资料是作者以在华留学期间认识的周边人为访谈对象，收集的留学生群体在华旅游动机的文本。访谈别人有助于帮助作者唤起记忆、弥补不足，提高个人资料的合理性(Chang，2016)。同时，为避免自我民族志天然的研究缺陷(如个人经验的不稳定性、过度聚焦自我而脱离与他者互动关系的诠释等问题)，作者在完成初稿后，将研究文本与结果送递给访谈对象再次审阅与检验(白凯，2012)。

　　二、自我叙事：留学期间的跨文化适应和旅游经历

　　1.初来乍到的新鲜

　　2015年8月末，我怀着首次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激动心情来到郑州大学。初到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尽管我在读高中、本科时学习过汉语，但是到中国后仍然不能与当地人顺畅交流。尤其是在学生食堂点餐时，只能用简单的“一个这个”来指代。因羞于表达和避免尴尬，我经常在同一个食堂窗口吃同样的饭菜。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尽管一直生活在校园里，但我对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仿佛留学生活本身就是一次中国之旅，这个阶段的我更像一个“入境旅游者”。

　　初来乍到的不适并没有阻止我对国庆旅游的期待。与韩国全年最长只有三天的公共假期相比，连续7天的中国节日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事情。虽然出游前充满了对沟通、安全等问题的担忧，但追求文化新奇体验的迫切需求和受韩国综艺《新西游记》的影响，著名古都西安成为我在华旅游的第一站。之后直至学期末，我不曾出游，外出旅游的紧迫感逐渐产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深厚，初到中国的我充满了新奇感，而此时我正身处中国腹地，能够很容易到想去的城市旅游，如果等到以后再来中国旅游，我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对韩国人而言，上海和青岛在文化上相异，在距离上相近，所以上海—青岛之旅很快成行。尽管后来才知道上海—苏杭才是更经典的旅游线路，但这不妨碍我此次旅游的满足感。第二学期，我逐渐习惯了之前难以理解的一些文化差异(如小孩穿开裆裤、喝常温啤酒等)，但当地人对外国人的好奇眼光与“高傲”距离感依然让我无所适从。

　　有时，我甚至会非常生气，尤其无法忍受对我发音的“善意嘲笑”或者“刻意耐心”，无法忍受那种气氛。尽管这种描述或许会令中国人感到诧异：中国文化是鼓励人们宽厚包容的，怎么会如此对待外国求学者呢?但在那段时期，敏感的我固执己见，坚定地认为他们表面上待我和蔼平等，但内心一定是居高临下的。因此，当我的留学生朋友推荐我参加学校社团组织的凤凰古城旅游时，我犹豫不决。

　　由于抱有偏见，我对长时间与中国学生共乘之旅怀有顾虑。思来想去，我认为一定要努力适应环境，克服人际交往问题，才能感受旅游中的新奇与美好。毕竟，唯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最终，我踏上了行程，品尝了香辣诱人的美食，也领略了凤凰古城那娟秀文雅的古建筑、幽思千载的街巷所呈现的古典美，以及朦胧婆娑的烟雨、神秘古朴的民风所流露的静谧美。凤凰古城之行使我发现旅游是积累经验、加快适应的有效手段，也更坚定了我在留学期间要多出去旅游的决心。这段时间，我产生了通过外出旅游来适应中国文化的念头。之后的洛阳之行，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这一想法。文化上的差异既是吸引我到该地旅游的拉力，也是促使我尽快适应不同文化的推力。

　　2.新奇之外的诉求

　　2016年5月，我的交换生生活即将结束。彼时，我还未决定重回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所以认为今后再来旅游的机会肯定不多了。这次出游前，我努力寻找韩国人同行，甚至想为其支付一定的费用，但一次次的失望让我处于彷徨中。

　　一方面，因为韩国媒体经常报道中国刑事案件新闻，如电信诈骗、抢劫老外等，这种负面印象阻碍了我跨文化适应的进程，削弱了我与中国人交往的主动性，也增加了我对旅游途中可能会出现风险的恐惧感。所以，我是断然不会同中国人一起自由行的。另一方面，我希望检验自身的汉语沟通能力和独自旅游能力。即使未能找到同行旅伴，我也依然期待回韩国前的最后一次出游。最终，出于对异国、女性、独游等弱势境况的考虑，我选择了离郑州较近的洛阳作为目的地。

　　独自出游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之前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偏见，发现中国并不像我在新闻中看到的那样不安全，中国人也并不像我刚来时所感受到的那样冷漠高傲。我感觉更加自信了，更加能够适应在中国的生活了。离开中国半年之后，我作为语言预科生，于2017年2月再次来到郑州大学。

　　因为之前有过交换生留学的经历，我此次来华既有前期适应的熟悉感，又有对未来生活的陌生感。开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之前积累的信心逐渐被高级汉语课上的懵懂消耗，感觉其他同学都比我进步快。我再次陷入悲观情绪中，感觉自己的适应能力不如其他留学生，内心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更迫切地想要在同学面前证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因为其他留学生刚来中国，充满了对外出旅游的好奇和未知，而我作为已经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老韩侨”(类比老华侨)，自然承担起帮助、带领他们的使命。我也想再次证明自己的出游能力和语言实力。这一时期，我带领留学生同学分别前往了开封和西安，既收获了友情，又提升了自己。对于我的留学生同学而言，文化差异是吸引他们前往开封和西安的主要原因，而此时我的旅游动机则与他们有所不同。

　　3.日常生活的逃离

　　从形式上看，预科生阶段的学习生活与交换生时期非常相似，基本都是“上午去上课，下午窝宿舍”。但从本质上讲，两个阶段的心理状态差异很大。其一，在跨文化适应中，自我内心逐渐成长了。在交换生时期，我认识了我的辅导员，她同时也是在读研究生。她经常帮助我，带我去超市和医院。这让我很感激，我觉得她是我的朋友。

　　然而，我越发认可亲近她，越感到无法融入她的圈子。尤其是在她与中国同学相互开玩笑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笑，会很尴尬、很落寞。到了预科生时期，她不再是我的辅导员，但我们还是朋友。不过此时，我意识到文化差异导致的交往尴尬是正常的。我也不应依靠或附和朋友来达到自我肯定，我需要自我成长，更加独立，而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其二，对周边的环境越来越熟悉了。

　　作为交换生首次来中国时，身处异国他乡，对任何事情都好奇，充满了新鲜感;而在预科生阶段，我已经熟悉了校园的学习生活，日复一日相似的生活内容让我感到在虚度时光，想离开郑州去别的城市。正好此时，我的留学生同学向我推荐了南京。与西安、洛阳不同，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南京这个城市。文化吸引并不是出游的主要原因，当时只是想离开熟悉的郑州去外面看看，而且在经过多次出游后，我更加自信了。

　　即使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相信也能适应当地的语言、饮食，甚至能应对旅游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于是一周之后，我独自乘坐前往南京的航班。这是开始研究生生活之前的最后一次出游，算是对之前来华学习生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可能“压力山大”的奖赏。南京之旅“温润”我的不是“夜泊秦淮近酒家”的文化风情，也不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感怀，它带给我的更像是平淡生活中的一种“小确幸”，让我感念过往、继续前行。这次旅游让我感觉更像一个中国人，不再仅仅追求新奇，而开始有了摆脱日常的想法。

　　4.生活压力的纾解

　　2017年9月，我的研究生生活开始了。繁重的学业压力让我感到疲惫，想要出游放松却没有时间。直到11月，我才挤出周末的时间，再次去开封游览，使学习压力得到些许缓解。回来后，我又投入每日繁忙的学习任务中。虽然有两年的在华学习生活经验，但研究生生活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再次的开封之行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内心的压力，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又让我身心俱疲。出游计划屡次推迟，让我对旅游的渴望也越来越大。这段时间，我不断在自我怀疑与自我鼓舞中徘徊。不同于交换生、预科生时期，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同中国研究生一起上课的，老师对留学生的要求也与中国研究生一样。

　　然而，我的汉语水平怎么能跟中国学生相比呢?有很多语言中微妙的区别，我并不能理解。一次专业课上，老师提到某种方法在一篇文章中的作用如同“鸡肋”，我却以为老师说的是“积累”。对于我而言，这太难了。我需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中国学生的水平，更不要说一些专业术语了。所以，我让自己紧绷起来，完全没有了休闲娱乐活动，每天都沉浸于中文书籍和专业论文的阅读中。我常常需要熬夜才能完成作业，甚至会为了第二天的课堂汇报而整夜失眠。我迫切想要放松紧张的生活，想要逃离校园，外出旅游。

　　所以在第一学期大部分课程已经结束时，我终于与留学生朋友们一起去了北京，暂时摆脱了忙碌的校园生活。雄伟壮观的故宫、气势磅礴的长城、如诗如画的颐和园，让我心情开阔、舒畅起来。研究生第一学年第二学期的课程少了一半，再加上我对专业课程适应能力的提高，课余时间稍微宽裕起来。但是，再次面对学习压力时，我没有像第一学期那样渴望去旅游，反而像周围的中国同学一样，更愿意在宿舍休息来缓解疲惫。随着日益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我对旅游的积极主动性渐渐消减。

　　不过，由于我的家人以及韩国朋友来中国游玩，我出于陪伴的责任感和分享的喜悦感，带他们分别游览了武汉、青岛和烟台。作为家中的幼女，多年来我一直备受父母的关心。当我知晓家人要来中国时，我内心澎湃，压抑不住的喜悦油然而生，急切希望带领他们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一方面是希望报答父母之恩，另一方面也想证明自己已然长大，能够照顾好自己。

　　进入研究生第二学年后，我开始为毕业论文忙碌起来。尽管没有像研究生第一学年那样常常熬夜赶作业，但作为留学生，毕业论文带来的学业压力也常令我寝食难安。因为听闻有中国研究生推迟毕业的先例，而老师们绝不会因为我是留学生就降低对我毕业论文的要求，我也很可能面临延期毕业，这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家人朋友的支持与鼓励给了我很大动力。尤其是我的父母感受到了我的不安与焦虑，在我没有课程的情况下再次来中国探望我。我分别带他们去了我熟悉的北京与西安。这次旅游经历让我既陪伴了亲人朋友，更纾解了学业压力。

　　三、过程反思：跨文化适应各阶段的旅游动机变化

　　1.整体审视

　　上述叙事为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变化模型提供了案例基础。以过程理论视角来审视，留学生旅游动机变化受到文化适应过程中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作为与当地居民重要的跨文化接触形式，旅游增强了留学生的适应能力，而随着文化适应能力增强，旅游动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初期，留学生对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如同入境旅游者一般。随着文化适应过程的渐进，留学生自身能力与外在生活均发生变化，旅游动机也相应变化。

　　基于Danckwortt(1959)和Oberg(1960)的跨文化适应理论，本文从文化接触期、初步适应期、深化适应期和生活倦怠期等阶段反思作者在华旅游动机变化过程。跨文化适应过程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状态，而是以某些特殊事件为标志的阶段性适应(Kang，Yossuck&Panyadee，etal.，2019)。由文化接触期到初步适应期是以独游为界限的，到深化适应期以逃离为象征，研究生生活的开始则代表了生活倦怠期的开端。

　　四、讨论

　　通常情况下，在华留学生旅游的动机并非只有一个(Yoon&Uysal，2005)，而是常持有多个动机要素，它们综合决定了旅游行为(王金伟、张赛茵，2016)。总的来看，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杂糅交错、主次并存，既有一般意义的旅游动机，也有特殊层面的旅游动机(郑鹏，2019)。依据自我叙述与过程反思，作者将对旅居者而言的特殊旅游动机分别命名为距离错位动机和文化适应动机。作者以交换生身份来华留学期间，因为仅有一年在华时间，所以从时间成本、价格成本等方面考虑，迫切想要外出旅游。这是由于旅居者在空间、时间和文化距离方面的独特性所导致的。

　　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长期在常住地生活，一般不会产生空间距离、时间距离、文化距离的错位，也就是说三者存在正向关系，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越大，文化距离也越大(王丽、王诚庆、孙梦阳，2018)。然而，当以工作和学习为主要目的的旅居者来到异国他乡时，尤其在跨文化适应初期阶段，其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骤然缩短，但文化距离还没有快速减少，这种错位极大提高了旅游动机的张力，使距离“二律背反”失效(曹晶晶、章锦河、王昶，2020)，即时空距离的阻力变小，而文化距离的吸引力不减，甚至升高。

　　文化距离在给来华旅居者带来旅游新奇的同时，也会冲击他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相较于入境旅游者，旅居者在华访问时间要长得多，更容易受到文化冲击的影响，并且更希望减弱甚至克服文化冲击带来的各种不适。而旅游恰恰是缓解文化冲击的有效方式(郑鹏，2015b)。持文化适应动机的旅游者追求的就是希望旅游帮助其克服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与彷徨，重塑心理结构，从而更好地适应和重返现实世界。因此，文化适应动机是旅居者希望尽快适应在华生活的外在表现。

　　A表示入境旅游者处于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距离状态;B表示旅居者到达旅居国后，时空距离归零，但文化距离未变的状态;C表示随着对旅居国文化的适应，文化距离缩减到与国内旅游者类似的理想状态。综观距离错位动机和文化适应动机，二者的核心内涵都是文化距离，但前者是由于时空距离缩短而导致的文化相对吸引力增强，后者则是由于文化冲击影响而导致的文化距离缩减。处于B点的旅居者也就拥有了不同于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特殊旅游动机。

　　关于留学生旅游动机的研究内容极其繁杂，在包含共时维度构念的同时，也呈现历时性变化过程。回顾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他们在旅游行为方式上有很多差异，但研究的过度分化或集中，都无益于人们对现象的理解，甚至会干扰和歪曲事实本真。例如，一个外国人刚到中国时，表现出入境旅游者的诸多特征。随着居住时间增加和文化适应能力增强，该外国人会成为一个“当地人”。

　　他在两个身份状态之间的各种社会行为不应是非此即彼的，而应是既有一定的区隔又互为过渡的“连续统”状态(Ritzer，1981)。这契合了过程理论的特征，即它允许对变量的变化及变量变化的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并基于时间维度对变化的长时间演化过程进行探讨。在这一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他们通过“仪式”性的旅游活动实现心中诉求，获得或多或少的满足，最终旅居者通过旅游作出生活理念、精神状态、文化适应等方面的改变。然而，每一次的旅游活动或许只能满足这些需要的一部分，不能满足全部旅游需要(Schmidhauser，1989)。

　　对于旅居者而言，距离错位和文化适应不是每次出游的主要旅游动机，但会与追求新奇、自我发展等动机共同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旅游动机并非规律线性发展，也并非永恒不变，而会表现为反复或螺旋状，会随着旅居者生活的继续而进一步生成、增长或缩减、消逝。但整体而言，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的变化表现为：由以追求新奇、自我发展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逃离惯常、健康放松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张宏梅、陆林(2009)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即文化距离近的旅游者以健康放松为主要动机，文化距离远的旅游者以追求新奇为主要动机。但张宏梅、陆林的研究属于对不同群体的断面研究，而本文属于对某一群体的过程研究。

　　五、结论

　　旅游动机研究是旅游学科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可以探析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需求和条件，也能够为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提供正确有效的市场营销保障(郑鹏、马耀峰、王洁洁等，2014)。虽然国内外有关旅游动机的研究成果已有一定积累，但多是考察不同群体游客在某一时间断面的动机组成，鲜有从历时性角度探讨旅游动机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关注时间、空间流动及其对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影响的探讨，综合了Danckwortt、Oberg的跨文化适应和Dann、Iso-Ahola等人的旅游动机研究成果，将研究视角放在旅居者历时性旅游动机变化之上。

　　同时，本文尝试使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以作者在华日记为资料来源，探讨了“我”在华留学期间的旅游动机随着跨文化适应的发展而变化的过程。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旅游者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动性，从而更为准确地描述留学生旅游动机演变的完整过程及变化模式。主要研究贡献梳理如下：

　　(1)本文通过自我叙事将作者留学期间的一系列文化适应和旅游事件进行组织，希冀使外群体能够对内群体的经历产生共情和理解，从而达到唤起读者共鸣的旨趣。留学期间的故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黏合剂，联结了读者与作者(殷文、张杰，2017)。当然，自我民族志研究虽然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但却有着对叙事故事中的角色能动性以及对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的必要(殷文、张杰，2017)。也就是说，叙事与反思含而不露地将理论自觉嵌入其中。

　　(2)根据整个过程的时间顺序，本文将跨文化适应分为文化接触期、初步适应期、深化适应期和生活倦怠期，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旅游动机的变化过程。我们发现不同文化适应阶段直接影响了旅游动机，从历时性来看，随着跨文化适应的深入，留学生旅游动机表现为“追求新奇→逃离惯常→健康放松”的发展倾向。这种时间维度的变化并非规律和绝对的，但反映了留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旅游动机变化。

　　(3)由于留学生作为旅居者身份的特殊性，本文还提出了距离错位动机和文化适应动机等特殊层面的旅游动机。本文以特殊群体的个案观察，发现了不同于一般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正是由于留学生身份的特殊性激发了独特的旅游动机，促进了旅游活动的开展。(4)本文建构了留学生在华旅游动机变化模型，并探讨了其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关系。在留学期间，随着跨文化适应过程的渐进，复杂多元的旅游动机呈现出由异文化向同文化转变的倾向。

　　跨文化适应阶段与旅游活动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较为清晰地说明特定情境下的旅游动机变化。旅居者作为在时间、空间与文化方面都居于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之间的特殊状态，其在华期间的旅游动机可归纳为共时性并存与历时性递进的集合。这既肯定了以往旅游动机的多样性研究，又延伸出旅游动机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深化了旅游动机的理论研究。

　　总体来看，本研究成果拓展了旅游动机研究范畴，提出了一种过程理论视角的分析思路和解释路径。研究结论对旅居者旅游市场具有一定实践价值，也为入境旅游市场与国内旅游市场提供参照对比和佐证案例。尽管留学期间的旅游经历很难有感动读者的戏剧性冲突，但它确实是一名普通来华留学生的真实写照。作者希望通过质朴的语言，叙述自己作为留学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变化，并进而提炼旅游动机过程理论。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必然会受到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所得到的留学生旅游动机变化模型还需在更多留学生群体中加以印证，以及与入境旅游者、国内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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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鹏1，2李儒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