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意义行为与先动优势协同机制研究

　　摘 要：本文关注政策调整情境下企业如何通过意义行为获取先动优势的问题，通过对 A 能源公司发展过程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案例样本在外部政策压力下的意义行为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在一贯式和趋严性特征的政策体系下，企业通过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形成价值导向主导逻辑。这种主导逻辑与相应政策体系中蕴含的政府社会治理逻辑相契合，这种契合使得企业获取先动优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意义行为和先动优势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意义行为;先动优势;意义建构;意义给赋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对外部情境的认知及反应关系其能否在相关环境中持续发展。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Kezar[1]认为，这种对环境的认知结果是组织对外部环境建构和给赋而形成的意义。Weick 等[2] 与 Rouleau[3]认为，意义行为是管理者将个人对外部情境的判断进行意义生成和意义给赋的过程。Hoyte 等[4]与 Sandberg 和 Tsoukas[4]认为，上述过程在组织遭逢重大事件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如重大制度变革和外部环境变化等，这种外部情境的变化通过管理者意义行为，实现个体认知到组织认知的传递和转化，可能引起相应的组织内部变革，如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等。

　　在现实中，中国企业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在外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形成超前的高阶认知是决定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换言之，企业如何在变化的政策情境下形成对外部政策的准确甚至超前预判，从而获取先动优势至关重要。比如，在新能源汽车政策下，部分企业获得了相关的政策红利。

　　高静美和袁桂林[6]认为，已有研究对意义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讨，基本理清从环境—个体—行为的传递路径和方式。但对于企业而言，更为重要是要阐明如何通过意义行为正确地传递信息，因而如何形成更加准确甚至更加积极的意义行为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先动优势可以促使企业在竞争中顺利胜出，那么意义行为是否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这种先动优势?对于企业如何在政策调整甚至规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准确实现提前布局，已有研究并没有展开深入讨论。

　　面对政策调整，企业如何获得先动优势?意义行为在企业先动优势形成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本文尝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先动优势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规制不断升级过程中，企业形成独特发展模式的意义行为过程。通过对国家及地区环保政策升级及演化过程进行梳理，以及企业管理者对政策的回应，探索企业获取先动优势背后的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过程，从意义行为视角打开企业获取先动优势的黑箱。

　　二、文献综述

　　(一)意义行为：

　　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Weick[7]与 Weick 等[8]认为，意义建构主要指组织中的管理者对内外部情境的认识过程，基于个体对外部情境的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具有个体特征的认知，并基于个体认知对集体行为产生影响，将个体认知转化为集体理解的过程。

　　Gioia 和 Chittipeddi[9]认为，现实中，组织层面的意义建构行为主要体现在管理者个体和组织两个方面，其中管理者在动态情境下需要构建自身的认知，并且组织行为需要在组织关键个体具备统一认知的条件下进行，因而管理者除了需要构建个体认知之外，还需要在自身认知构建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意义给赋的过程将信息进行有效的传递，从而帮助组织内部统一认识[9]。

　　苏敬勤和林海芬[10]认为，管理者的意义生成和意义给赋往往在组织变动环境下变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组织变革背景下，不同层级管理者以及组织内部不同部门员工之间对变革能否形成一致认知并构成一致行为，直接决定了组织变革的成败。高静美和袁桂林[6]认为，由于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存在明显的连贯性，学者们进一步将其归结为组织意义行为。基于已有对于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的研究，整体上组织意义行为主要经历个体—组织—个体—组织、情境—认知—行为的传递过程。

　　Malle[12]认为，组织意义行为关键在于能够在组织内部复杂个体以及组织外部复杂情境之间形成统一认知，进而保证组织内部行动的一致性。Hoyte 等[13]认为，这种行动的一致性在动态环境尤其是危机情境、变革情境下变得尤为重要。Maitlis 和 Lawrence[11]认为，考虑到组织内部往往天然存在组织结构的区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员层级的区别，因而组织内部成员个体的差异以及个体所接触到信息的差异均导致组织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如何在多元且复杂的背景下形成一致的行动认知是组织意义行为的价值所在。

　　因此，已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个体与组织的匹配过程是管理层意义给赋到员工意义建构的过程。综上所述，组织意义行为是组织应对外部政策情境的微观过程，体现了组织管理者到组织个体的认知到行为形成与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战略变革、危机事件情境下更为重要。

　　但现实中对于一般情境而言，政策调整往往是一个渐进转变的过程，组织更多的是需要在逐渐转变的政策情境下实现预判式的认知和行为，最终实现对突发事件或突发情境的有效应对。而针对渐变情境下组织意义行为内在转化过程以及转化机制，现有文献仍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考察看似突发的政策事件背后的渐进升级过程，并对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企业意义行为进行解析，最终梳理出企业在政策调整的动态情境下如何进行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丰富渐变情境下企业意义行为的转变过程以及转化机制，从而补充现有研究并从意义行为视角解析市场竞争过程中先动优势产生的内在机制。

　　(二)先动优势

　　Kerin 等[14]与 Lieberman 和 Montgomery[15]认为，组织先动优势主要指商业领域中，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或市场创新等方面第一个采取开拓性或抢先行动的组织。与先动者的开拓性行为相对应的是学者们广泛讨论的先动优势。先动优势主要强调，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先动者更容易进入竞争压力小的市场内，进而有更多获取经济利润的机会，从而使先动优势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现有研究对于先动优势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资源占有的先动优势。资源基础理论所强调的异质性资源占有，对企业竞争优势获取发挥关键作用。Barney 等[16]认为，企业先动优势来源于对特定异质性资源的占有，凭借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稀缺资源，更加迅速地实现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和把握，进而获得面向市场的先动优势。Jabbour 等[17]认为，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更需要必要的资源积累来实现。孙启新和魏谷[18]认为，在资源积累基础上，通过组织战略的制定能够更好地推动组织资源价值的实现，从而提升组织绩效。

　　基于顾客的先动优势，包括对消费市场的判断和消费者偏好的分析等。Agarwal[19]认为，基于对市场的准确判断使其能够依托于对消费者偏好的深入分析，逐渐形成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先动优势。骆阳等[20]认为，在位企业可以通过先动优势进一步提高产量，从而强化优势，而后来者则可以通过迅速建立网络来获取利润，以成功地进入市场，获取竞争优势。邵晓锋和郎骁[21]认为，消费市场中顾客的消费需求与零售企业提供的决策产品组合间也存在一定的均衡问题，但当产品固定效用满足一定条件时，零售商进入市场的顺序与均衡结果无关。因此，顾客层面的先动优势也受到产品组合和企业网络构建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基于技术的先动优势，Markides 和 Sosa[22]认为，前沿技术创新引致新产品，从而引发市场对新产品的认可，进而形成先动优势。徐明[23]认为，技术创新是组织先动优势产生的重要基础，尤其在专利制度的引导下，企业在已有技术创新基础上构建专利组合，并通过对专利组合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来扩大专利组合规模，从而建立稳定的竞争优势。资源、顾客和技术方面的先动优势本质上均为市场竞争导向的先动优势分析，市场竞争层面的先动优势无疑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利润方面的优势。而在强制度情境下，企业针对市场竞争层面的先动优势构建往往会受到合法性的制约，已有研究忽视了对合法性下先动优势的探讨。

　　Bertheussen 等[24]认为，现实中制度层面的先动优势在强制度场域下，不仅能够反映到组织市场回应上，更进一步体现了组织制度合法性。显然制度合法性水平高的组织，更有利于在强制度情境下获取更为突出的合法性优势，进而获得先动优势。制度创新也是组织获取先动优势的重要途径，但现有关于先动优势的研究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国特定制度情境下，组织对制度的快速响应对于企业获取制度合法性优势同样重要，基于制度的先动优势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面，但被现有研究所忽视。

　　此外，现有先动优势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相对宏观的视角，注重对先动优势产生的显性因素进行讨论，如技术创新、资源占有和市场分析等方面，缺少对先动优势形成背后组织内部管理者认知层面等微观机制的讨论。现实中组织先动优势的产生往往始于管理者对于外部情境的超前判断，但这种超前判断如何形成的是对先动优势研究更加本质的机制揭示，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关注政策调整情境下企业如何通过意义行为获取先动优势的问题。本文不仅丰富了组织意义行为和先动优势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Gehman 等[26]认为，考虑到组织意义行为的研究主要讨论组织管理者个体层面的认知与行为之间转化机制，而基于指标简化的定量研究方法难以通过简单的变量关系揭示出组织意义行为与制度先动优势之间的具体关系，因而需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研究。本文主要探讨面对政府政策调整，企业如何利用意义行为获取先动优势的问题。Eisenhardt 和 Graebner[25]认为，目前对于组织意义行为的作用过程和机制以及如何获取先动优势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属于现有研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即探讨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更适合采用于具有理论探索功能的案例研究方法。

　　(二)样本选择

　　为了更加细致地揭示政策调整情境下企业通过意义行为获取先动优势的过程和机制，本文在案例数量的选择上，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基于案例研究理论抽样的基本原则，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具体的样本选择上，基于对理论饱和度的要求，根据以下标准进行案例样本筛选：

　　(1)所处行业与国家及地方政策存在紧密联系;(2)企业所处行业相关政府政策具有连续性，且整体政策要求呈现不断提升和细化的趋势;(3)企业一直积极响应国家或地方政策，并根据相关政策要求进行持续改进;(4)非垄断行业，企业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并通过自身努力建立行业中的竞争优势;(5)企业发展较为成熟，成立时间 10 年以上，且业绩良好。基于上述标准，本文主要针对房地产、化工和钢铁等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且具有明显政策连续性的行业进行筛选，同时结合研究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择化工行业 A 能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A 能源公司是国内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造的领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建成了煤基多联产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当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政策背景下，A 能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和碳达峰要求，在全国众多化工企业中率先明确提出企业自身的碳中和时间表，力争用10 年完成企业 50%碳减排，用 20 年率先实现企业碳中和，成为化工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准确提出碳中和时间表的企业。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背景下，A 能源公司表现出突出的先动性。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相结合的方法，一手数据为主，二手数据为辅。其中一手数据主要依托于研究团队对 A 能源公司相关管理者的访谈和调研数据，凭借校友资源的推荐和支持，本研究团队对 A 能源公司进行了系统的访谈调研，并通过实习的方式对企业实际管理行为进行细致的观察以及资料收集，形成了数十万字的访谈记录数据，为研究的具体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一手数据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二手数据对一手数据进行补充和佐证，主要来自于公司网站资料、关键高层领导人访谈、公开讲话资源和公司年报等资料。由于本文还涉及制度层面国家相关政策的演进，主要依托于政府网站公开的政策文本，以二手资料为主，重点聚焦国家及地区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文件，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对比分析，梳理出环保政策的升级过程。

　　四、案例描述

　　(一)初创期：由房地产业务转入能源化工行业

　　A 能源公司的创始人 B 先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商贸企业工作。在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后，B 先生看到当时房地产行业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以及西夏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红利，开始尝试进入房地产行业。此后，B 先生的房地产公司陆续参与建成了西夏建材城、西夏钢材市场和物流中心等多个商业地产项目，并进一步建成了燕葆花园和花半里等房地产项目。

　　多个地产项目的成功开发让 B 先生完成了创业初始资金的积累，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地产开发政策上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体现其作为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因而 B 先生一直希望能够实现房地产企业家的转型。2005 年，宁夏政府策划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B 先生立刻认识到这是企业转型的重要时机。凭借自身成熟的商业地产开发经验，积极参与到国家级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先后将 200 亿资金注入基地核心区域，建设 A 能源公司循环经济工业基地，从而实现了由房地产企业到能源化工企业的华丽转身。

　　A 能源公司发展初期主要结合园区整体的规划要求以及宁夏的煤炭资源优势，聚焦于以煤化工为基础的系列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的研发与生产。B 先生提出“四个不做”发展原则，即国家不支持、不倡导的坚决不做，淘汰落后的产业坚决不做，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坚决不做，对社会没有价值的坚决不做。这些原则也反映在 A 能源公司后续发展历程中。

　　(二)发展期：技术与环境保护并重下的化工园区建设能源行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利用极难获得的政府批文和宁夏丰富的煤炭资源，相关企业都能够实现快速盈利。而 A 能源公司进入能源行业后，并没有像其他能源企业一样赚快钱，而是在“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的发展思路下，坚持聚焦现代煤化工主业，不挣快钱，不赚热钱。在业务发展方面，A 能源公司专注于煤炭资源的深加工，加强高新技术引进和自主技术创新。A 能源公司不追求一时之利，而是谋求长远发展。

　　五、案例分析

　　(一)不同时期环保政策的特征

　　国家的环保政策体系构成了企业发展必然面临的政策情境，本部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措施。

　　1.对立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立的。这一情况也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以规模和数量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一度对环境带来极大破坏。当时一些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快速发展，虽然带来经济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也造成自然资源减少和环境压力提升。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强调环境保护问题，并将保护环境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控制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明确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上形成了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等等。但整体上，从改革开放到 2000年的这段时期，更多是抓典型，以处理破坏环境的重大事件为主，在经济发展上并未形成注重环境保护的整体氛围。

　　2.分庭抗礼阶段

　　进入 21 世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出现多起严重破坏环境事件。政府开始转变发展思路，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计算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使用“绿色 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在出台一系列政策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同时，对于破坏环境行为也制定了严厉的规制措施，全国各地开始刮起环境保护风暴。

　　3.环境保护优先阶段

　　2010 年以后，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经济发展中明确提出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方式，对各地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明确了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减少碳排放的各类具体措施。这些措施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让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基于上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在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政府在各个时期提出的环保政策整体上呈现出一致性，即一直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不应该忽视环境保护。同时，在时间演进上，这种一贯式的环保政策体系也呈现出逐渐趋于严格的特征，即环境保护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变得愈发重要，并采取更加严厉的规制措施。因此，这种环保政策体系的一贯式和趋严性特征是相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政策情境。

　　六、研究结论、管理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关注面对政策调整，中国本土企业如何通过意义行为获取先动优势的问题。通过上文对 A 能源公司发展历程的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在中国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政策体系整体呈现出一贯式和趋严性的特征。中国独特的政治体系和发展方式，使得整体的社会治理理念及相应的政策体系显得有迹可循。中国本土企业能够在政府释放的诸多信号中获悉可能的政策走向，这种政策体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

　　第二，意义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先动优势。企业管理者的预判式意义行为，使其对政策走向产生判断，并带领企业克服逐利天性，当政策体系产生预期变化，这种提前着手的布局使其获得快速发展的先动优势。大多数企业都能感受到来自政策体系的压力，区别在于有些企业受收益权衡或组织惯性因素的影响，选择被动地适应政策压力，无法将这种信号转化为引导组织变革的力量。

　　第三，企业价值导向主导逻辑与政府社会治理逻辑是否天然契合，是衡量企业能否长期生存发展的重要标准。对于企业而言，应该考虑政府的治理导向，创造社会价值是政府治理导向的重要指标。形成价值导向主导逻辑，有利于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自身发展路径中，这一研究结论拓展了社会责任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视野。

　　(二)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政府系列政策释放的信号，并将外部政策压力转化实际的企业变革行动。管理者是企业意义行为的开端，应该加强自身认知模式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需要不断审视自身的价值导向，注重社会价值创造，这样才能从容面对政策调整。第二，政府机构是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采取措施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应该注重不同时期政策的一致性，这样才能给企业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并给予企业足够的适应政策的时间;另一方面，要善于规划政策内容，通过合理范围内的政策红利，吸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三)未来展望本文关注中国企业通过意义行为应对政策调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先动优势的形成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意义行为和先动优势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单案例研究有利于挖掘案例资料蕴含的深层次机理，但结论的普适性需要检验;另一方面，本文关注了通过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形成主导逻辑的过程，但限于篇幅，没有考察概念间具体维度要素的关系。本文是对意义行为引导企业发展路径的探索，未来研究应该更关注意义行为引致企业变革的具体机制，并通过大样本分析的方法检验两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KEZAR A. Understanding sensemaking/sensegiving in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processes from thebottom up[J]. Higher education, 2013, 65(6): 761-780.

　　[2]WEICK K E, SUTCLIFFE K M, OBSTFELD D. Organizing and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J]. Organizationscience, 2005, 16(4): 409-421.

　　[3] ROULEAU L. Micro-practices of strategic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how middlemanagers interpret and sell change every da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5, 42(7): 1413-1441

　　.[4] HOYTE C, NOKE H, Mosey S,et al. From venture idea to venture formation: the role of sensemaking,sensegiving and sense receiving[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9, 37(3): 268-288.

　　作者：孙 倩，高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