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流动人口多维性社会融入研究

　　摘 要：城市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作为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研究新生代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有利于各地区吸引青年流动人口流入，对于推动经济与就业结构完善、发挥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全国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探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采用有序聚类对全国八大经济区社会融入进行类别划分，同时对社会融入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普遍较低，心理和经济维度融合较好，行为和文化维度融合相对一般;根据综合评价得出长江中游经济区流动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西北地区融入度最低;社会融入主要受到生命历程、流动特点、能力与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社会融入;融入度

　　一、引 言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新时代背景下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速和低生育率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资源成为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具备年龄优势与人力资本优势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社会稳定与保持地区发展活力有显著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指出促进青年发展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人口发展呈现新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方式等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在物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同时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文化习俗与原住居民相比也存在巨大差异，多方面问题严重阻碍了新生代人群的社会融入。

　　因此当前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既有助于保持社会发展活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发掘人力资源促创新的巨大潜力，又有利于年轻人更好适应流入地环境、实现个人发展。为探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实际水平以及社会融入的制约因素，本文利用 CMDS 新生代流动人口数据，系统分析其社会融合水平，以期为新生代多维社会融入提出参考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融入障碍与路径选择

　　社会融入是一个互动式、渐进式、多维度的过程，是群体和群体之间、不同个体与不同个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适应的动态过程。人口的社会融入关乎个人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经济政策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融入阻碍因素。胡宏伟(2011)[1]认为制度排斥影响融入，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和经济策略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排斥模式。

　　李强(2012)[2]认为经济排斥是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的流动人口一定程度上在工作经验、劳动技能等方面有所不足，这使得他们难以进入较高劳动报酬的高级劳动力市场。赵媛媛(2017)[3]认为性别因素不容忽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职业隔离，为了使流动人口尽快融入流入地，需要政府、用工单位、社区的支持。季素萍(2015)[4]认为政府支持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应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负责。

　　毛哲山(2016)[5]指出应以制度建设促进人口获得资源的能力，人在城市和谐中处于重要地位，社会融入提升需要公平的制度设计。简新华(2020)[6]提出用工单位支持的重要性，用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一旦雇佣了农民工，就必须依照法律相关规定，和被雇佣劳动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严格规范用工。谢启文(2011)[7]认为，城市社区在加强农民工管理的同时，应加强家政服务、医疗服务、消费服务，应建立新兴流动人口社区服务，提供例如文化服务、老年护理服务、教育服务等服务。

　　(二)社会融入评价

　　指标为研究社会融入水平，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融入需要多个维度的测量，但是由于数据与研究问题的不同，采用的维度划分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别。杨菊华(2015)[8]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数据和社区化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对社会融入进行测量，发现流动人口整体社会融入水平较差，同时各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何怡萱(2020)[9]基于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从经济、心理、行为、文化四个维度对青年流动人口融入情况做出研究，用其中 10 个指标对青年在流入地的适应情况做出分析。

　　高向东(2018)[10]从心理归属、社会接纳、文化认可、经济适合这四个维度出发，对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构建指标体系，同样发现四个维度的融合状况不够均匀。崔岩(2012)[11]指出构建的融入指标需具备一定标准，我国目前构建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主要采用系统性、简洁性、可达性、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四个指标。个体的主观心理整合是社会整合的最高状态，只有在社会整合的文化心理层面上，社会整合的过程才算完成。

　　(三)新生代流动人口研究现状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指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叫做新生代流动人口。新生代人口具有在流入地长期生活居住的规划，拥有强烈的融入流入地的意愿。在新发展阶段，国家政策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进行了重点关注，但局限于流动者自身的内部因素和流入地风俗习惯、地理区位等外部因素，新生代流动人 口 一 直 未 能 很 好 进 行 社 会 适 应 。 杨 菊 华(2016)[12]通过代际比较研究发现青年群体是流动人口主力军，对于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有重大意义。但是新生代身份认同度远低于老生代身份认同，阻碍了其社会融入。

　　张庆武(2014)[13]以北京为例构建多维指标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青年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融入度较好，在经济维度融入度较差;同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整合有正向联系，但和文化适应呈现负向联系。孙力强(2017)[14]从结构地位和社会融合两个角度考察了新生代青年人口流入意愿，得到社会排斥感和流入地人际关系对青年留居意愿有显著影响。盛亦男(2017)[15]利用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意愿呈现新特征，其变动随城市梯度变动，不同规模城市呈现不同流入意愿。以上文献为本文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研究对象方面，对老年人口的关注较多，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关注较少。

　　从研究角度来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地区，缺少对全国新生代群体的探究。在影响因素方面，对个体因素的关注较多，对整体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很少有研究从区域、个体特征等多个角度考察影响一体化的因素。上述情况导致了所谓的流动人口的融合主要是分析单个指标或单个群体，对总体影响和其他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本文将综合经济、心理、文化、行为各方面因素，对全国不同经济区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情况做出进一步研究。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 2017 年全国动态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数据来源可靠，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调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采用分层抽样、多阶段抽样、PPS 抽样方法。初级抽样单元为乡(镇、街道)，并且在不同的层内选用适合的方案。第一阶段抽样框来源于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第二阶段抽样框来源于各省市卫生计生机构统计的相关数据。研究对象为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具体指在流入地居住满一个月，且出生年份为 1980 年之后的 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

　　因此选取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 1980 年之后出生部分样本，该部分样本涵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总量为 99285。其中安徽省 3271、北京市 4145、福建省 4293、甘肃省 2255、广 东 省 6941、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3227、贵 州 省2797、海南省 2527、河北省 2910、河南省 3123、黑龙江省 1833、湖北省 2954、湖南省 2741、吉林省1936、江苏省 4904、江西省 2363、辽宁省 2525、内蒙古自治区 2494、宁夏回族自治区 2395、青海省2261、山东省 4005、山西省 2728、陕西省 3041、上海市 4226、四川省 2473、天津市 2879、西藏自治区 22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560、云南省 3441、浙江省 5974、重庆市 2821。

　　(二)研究方法

　　1. 主成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迁移所带来的人口融入问题做出系统研究，也提出很多测定标准与理论框架。本文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进行分析，结合现有理论框架下的维度标准的选择，筛选出 12个核心指标衡量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通过 PCA 对这 12 个融入指标进行整合，以便更好提取流动人口各个维度的信息。

　　2. 有序样品聚类本文利用有序聚类对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按照标准化后的综合排名进行聚类，将其按照社会融入综合得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3. 序次 logistic模型本文使用序次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多维融入的因素，探索能力、物质水平和生命历程等特征对新生代流动青年的作用效果。序次 logistic 模型可以较好地对因变量是有序分类变量的情况进行处理。本文计算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得分、经济得分、文化得分、行为得分及综合得分后，将 4 个维度与综合维度得分按照下四分位数、中位数、上四分位数划为 4个类别，类别对应为 1、2、3、4，数值由低到高表示该维度融入意愿由弱到强。

　　(三)变量选取在测度指标选择时，根据 KMO 检验选取当地居民接纳程度、被访者对流入地的喜爱程度、被访者被流入地的关注程度、对流入地的融入意愿、对当地风俗文化的适应程度、对当地卫生习惯的适应程度、被访者对当地居民的歧视感知度、平均月收入、平均月支出、参与当地组织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政治决策这 12 个变量作为测度指标。这 12 个指标用于衡量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物质经济水平、对流入地的心理适应情况、与当地文化的交互程度、行为活动的融入方面的综合融入情况。

　　本文将 PCA 得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四个主成分上得分及社会融入综合得分划分为四个组别作为序次 logistic 的被解释变量，其中低度融合=1，轻度融合=2，中度融合=3，高度融合=4。将影响新生代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能力与经济水平、生命历程、流动特点、社会保障与个体特征。能力与经济水平用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取对数衡量、生命历程用年龄与婚姻状况衡量、流动特点使用流动时长与流动范围作为衡量标准、是否参与公费医疗及是否拥有流入地居住证表示社会保障，同时选取性别、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

　　四、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分析

　　(一)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征

　　显示了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描述性特点。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52.5% 和 47.5%，青年流动人口男女比例比较均匀;民族汉族占 89.8%、少数民族占 10.2%，流动人口以汉族为主;农业户口的新生代青年占78.1%，新生代流动人口同样以显示出以农业户口居民流动为主的特点。

　　在能力与物质水平方面 ，新 生 代 流 动 人 口 以 初 高 中 学 历 为 主 ，有67.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有 6.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有 25.5%。流动人口在生命历程方面以 80 后和在婚人口为主，80 后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 62.8%，00 后占比最少仅为 0.8%，在婚人员比非在婚人员高出 46.2%。在社会保障和流动特点方面，大部分流动青年办理了居住证或者暂住证，但未参加公费医疗，流动时长平均在5.76年，并且以跨省流动为主。

　　(二)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结构分析

　　1. 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度因子结构

　　本文使用全国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新生代(1980 年之后出生)样本数据，对其中12 项有关流动人口融入度的指标(融入意愿、本地人接纳程度、对流入地喜爱程度、对流入地关注程度、平均月收入、平均月支出、卫生适应、风俗适应、歧视感知程度、组织活动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关系)使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利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提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四个公因子。分别记为 Z1 心理融入因子、Z2 经济融入因子、Z3 行为融入因子、Z4 文化融入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2.217%，提取的 4 个公因子能较大程度解释所有变量。表 1 中 KMO 值为 0.73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小于 0.05，表明选取的 12 个指标适合用于因子分析。

　　(三)各省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分类

　　为了进一步研究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从而掌握各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的特征与规律，本文采用有序聚类法，根据社会综合融入情况得分为变量，对我国除港澳台以外的 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融入进行了有序聚类分析。有序聚类可以不打破原有的排列顺序，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照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划分成若干类别。

　　第一梯队包括重庆、安徽和北京。重庆市社会融入与心理融入在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一，在经济适应和行为适应上表现中等。安徽省和北京市在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上都有很好的表现。安徽省新生代流动人口在行为维度能比较好地融入流入地，北京市流动人口在组织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表现较差。这一类省份社会总体融入感，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较强，对吸引年轻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新生代的高社会融入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和规模扩张。

　　第二梯队包括四川、山东、湖南、新疆、湖北、上海、山西、广西。这一梯队的省份虽然在综合社会融入水平同处在第二梯队，但在经济融入和行为融入存在较大的差异。

　　上海市在经济融入度上排名第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行为融入度上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这一类地区新生代社会综合融入水平较第一梯队差异较小，但个体差异较第一梯队更为显著。新疆、山西、广西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欠缺，各方面融入水平相对失衡。这类省份应在注重文化发展的同时发展对流入人员的经济友好政策，学习同梯队其他省份的融入优势，促进本地流动人口融入。

　　第三梯队包括贵州、海南、福建、内蒙古、广东、江西、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南、天津、江苏。该梯队与第二梯队相类似，个体间在不同融入维度差异较大，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流动人口在经济适应方面远高于同梯队其他地区。在这一梯队中，不同经济区综合融入水平存在较大距离。第四梯队包括青海、宁夏、云南、陕西、甘肃、河北。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在社会参与等行为适应方面表现较好，排名第三和第六。这部分地区在四个维度的融合水平上较为均衡，各排名相对综合排名较稳定，社会融入水平均衡。

　　该梯队所属地区需要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努力改进弱势，使得青年人融入感增强。第五梯队包括浙江省和西藏自治区。这两个省份虽然综合融入水平排名末位，但浙江省在经济适应维度排名第九、西藏自治区在行为适应维度排名第一。浙江省作为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具有比较先进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但是流动人员社会融入度却不高。

　　在注重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同时，流动人员的心理融入感欠缺。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风俗习惯，使得流动人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但却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形成归属意识。这一梯队应提供更宽容的社会容纳环境，增强外来流动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吸引流动人口汇入。总体来看，不同经济区有着不同的梯度分布特点。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省份多处在第三梯队，西北地区省份多处在第四和第五梯队，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经济区省份主要分布在二、三梯队，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之间地区融入度差异巨大，各省份分布在不同梯队。

　　五、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心理得分、经济得分、文化得分、行为得分及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 5 个序次logistic 模型，从能力与物质水平、生命历程、流动特点、社会保障、个体特征 5 个角度探究流动人口融入驱动因素。5 个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p值均为 0.000，小于 0.05，模型整体有显著意义。在拟合度方面偏差度卡方检验不显著，表明该模型拟合完美，认为采用序次模型对 4 类融入水平拟合程度较好。

　　从物质与能力水平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对社会综合融入水平和心理、经济、行为、文化维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融入感也随之提升。初中文化水平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的 1.63倍，高中文化水平的新生代社会融入度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 2.58倍，而专科及以上的新生代社会融入度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 4.31倍。

　　收入水平对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月平均收入每增长 1%，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变为原来的 2.41 倍，心理融入度变为原来的 1.66倍。对行为融入和文化融入存在显著消极影响，每增加 1% 的收入，行为融入感降为原来的 0.42倍，文化融入感降低 24%。随着收入的提升，新生代青年文化认同感和行为参与度降低，但是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从而对经济融入产生积极影响，使得融入度总水平提高。

　　总的来说，个人能力水平对于社会综合融入的影响是积极的，能力高低是决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否可以谋得一份好工作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收入的关键。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结婚与否对社会融入以及四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从模型可以看到新生代流动人口生命历程随着非在婚到在婚的进程转变，其心理融入、经济融入度也随之提高，在婚流动新生代的社会融入度仅为非在婚人员的1.04 倍。

　　不同年龄阶段同样影响了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年龄越大对于流入地的适应就越强。90后新生代社会融入度比 80后降低 7%，00后新生代融入感比起 80后降低了 23%。从流动特点方面来说，流动时长变量在社会、心理、经济、行为维度系数显著为正，在文化适应维度显著为负。外出流动时间每增加一年，社会融入度提高为原来的 1.04 倍，心理融入、经济融入、行为融入则增加 4.4%、1.8%、0.8%，文化融入降低 0.6%。在流动范围方面，跨省流动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的发生比都显著区别于小范围的跨县流动。

　　流动范围越大，社会融入感越低，跨省流动的融入感仅为跨县流动的 0.54 倍。长期流动使得新生代人口不断接触各方面的差异，进而不断调整面对差异的心态，从而可在文化层面适应差异、接纳差异。在社会保障和个体特征角度，公费医疗、居住证、性别、户口性质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产生显著影响，民族虽然对综合融入水平无显著影响，但对经济、行为和文化的适应产生了显著影响。

　　参加公费医疗的新生代融入度优于未参加公费医疗的新生代，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融入度优于未办理的。性别和户籍方面，女性新生代社会融入度比男性低 7.6%，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高出农业户口居民 1.22倍。此外，少数民族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经济和文化适应方面比汉族好，在行为适应方面较汉族差。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通过对选取的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得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由心理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行为融入 4 个方面交互作用的。

　　二，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整体较低，融入质量也较差，同时各维度融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心理适应和经济适应状况较好，行为适应和文化适应较差。流动青年在心理上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渴望在当地定居。但是流入地风俗习惯和区域政策较原户籍地差距较大，导致了他们在行为和文化方面融入度不足。

　　三，根据四项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得出长江中游经济区流动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其次分别为西南地区、南部沿海，融入度水平排在末位的为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各个经济区的不同个体之间融入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省份多处在第三梯队，西北地区省份多处在四、五梯队，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之间个体差异巨大，各省份分布在不同梯队。

　　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主要受能力与经济水平、生命历程和流动特点等方面的影响。物质水平和个人能力越强，新生代人口社会融入度越好。新生代流动人口生命历程随着非婚到在婚进程的转变，其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经济融入情况也随之提高。此外，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范围跨度越小，社会融入水平越高。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应帮助新生代流动人口提高受教育水平与拓宽就业范围。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其他部门，帮助新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技能提升，拉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与融入地的距离。同时为其匹配合适的就业单位，集中组织实时劳务输出[16]。

　　二，应引导原住地居民树立理性态度，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政府应发挥带头作用，宣传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为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的交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新生代流动人口自身应扩大社交范围，增强社会适应感。流动人口首先在内心上消除与当地居民的距离隔阂，参加各种当地活动展现自我，结交更多朋友，提高自身的社会融合能力。对待融入地的居民要虚心学习，看到他们好的一面，加深对当地居民的了解，从而增加城市归属感，以更好地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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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强 .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2002(3)：95-103.

　　[3] 赵媛媛 .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J]. 人口学刊，2017(5)：56-66.

　　[4] 季素萍，李涛 .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基于流动人口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8)：123-126.

　　[5] 毛哲山 .“人的城镇化”理论的建构与创新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8-92.

　　[6] 简新华，黄锟 .“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需要开展农民工市民化攻坚战[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10)：14-20.

　　[7] 谢启文 .“80 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J]. 重庆社会科学，2011(12)：57-61.

　　[8] 杨菊华 .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2)：61-79，203-204.

　　作者：李国柱，刘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