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探讨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高强度情绪劳动工作群体，情绪劳动强度不仅影响辅导员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本研究将情绪劳动引入到高校辅导员工作领域，探讨三维度的情绪劳动对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的影响作用。研究选取福建省普通高校的232名辅导员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表层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深层行为正向预测于积极情感;自然表达正向预测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关注情绪劳动对个体积极层面的影响，是对情绪劳动结果变量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为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辅导员;情绪劳动;主观幸福感

　　辅导员评职论文范文阅读：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路径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教育的内外环境、供求关系、资源条件、评价标准都已发生较大变化，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新形势下高校只有正视辅导员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提高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才能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解疑释惑的过程，宏观上是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微观上是为学生解答人生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样的人的过程，要及时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影视作品以及社会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1]。辅导员是组织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其工作质量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同时，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工作队伍的主要成员，处于学生工作第一线，直接面对学生，每天要与上百名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工作内容涉及到《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的三大要求和九项职责，工作内容繁多且复杂。

　　辅导员在工作中面对的学生大部分个性突出、自我意识强，存在对自己低要求、对别人高标准等各种问题，与学生的关系需要长期投入大量的爱心、耐心、热心来维持，即使在自己身体有不舒服及情绪消沉或产生突发事件时，仍要乐观积极地与学生沟通交流，工作内容千头万绪，极易产生心理疲劳与情绪耗损。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情绪劳动普遍存在。情绪劳动是指个体根据工作所要的特定情绪，调节和管理自己情绪的过程。高校辅导员普遍存在着高强度高负荷的情绪劳动，其对辅导员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从心理学视角，研究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了解辅导员工作特点，以期辅导员能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提升个人素质，增强主观幸福感，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文献回顾

　　1.情绪劳动的研究情绪劳动由Hochschild首次提出，是对他人能察觉到的身体或面部表情所做出的情绪管理，包括感受规则与表达规则。Diefendorff等人对各维度的定义为:(1)表层行为，是指个体内心感受的情绪和工作要求不一致时，个体通过假装表现出相关情绪的行为。(2)深层行为，是指当个体的内心感受与工作要求不一致时，个体通过内部心理过程转化，使情绪表达符合要求情绪的行为。

　　(3)自然表达，是指当个体内心感受的情绪与工作要求一致时，个体情绪表达与要求情绪相一致的行为。情绪劳动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结果变量方面，李明军研究证实情绪劳动与情绪体验显著负相关[2]，陈瑞君等认为情绪劳动通过员工情绪耗竭影响心理健康[3]，张妮指出护士的情绪劳动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4]，张岗英、董倩研究得出深层行为在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自然表达行为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绪之间具有中介作用[5]。

　　2.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主观幸福感由Diner提出，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从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构来看，Bradburn认为主观幸福感是由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部分组成。Stone和Kozma认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相互独立的同时也存在中等程度相关。邱林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包含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三个因子[6]。研究者普遍认同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属于认知成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属于情感成分。大量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主要聚焦于前因变量研究，如有的研究表明工作压力、工作不安全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获益支持等会影响主观幸福感。

　　3.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与主观幸福感研究现状

　　情绪劳动在就业、金融、空乘等服务业研究领域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在高校辅导员这一职业领域中，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研究成果初步表明高校辅导员是高强度情绪劳动工作。叶青调查发现辅导员情绪劳动强度处于较高水平，工作时更多地使用深层行为策略[7]。朱萌、张炜指出高校辅导员工作具有高强度情绪劳动，辅导员应关注自身心理健康，正确认识情绪劳动，理解其内涵，使用好情绪劳动策略，陪伴学生成长[8]。刘妍君、王丹平研究得出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策略与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偏相关的结论[9]。曹玉艳认为情绪劳动会对辅导员的身心健康与工作产生影响[10]。

　　杨秋玲指出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被社会、学校、家长等多方面给予厚望，工作过程中不断付出情绪劳动，容易增加内心紧张感，造成情绪耗竭[11]。近年来，有关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此类研究多聚焦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工作，对辅导员在工作中的情绪体验研究相对较少。情绪劳动是影响员工行为的一个重要情境变量，通过以往研究可以看出，情绪劳动的结果变量(如情绪耗竭、情绪体验、生活满意度等)都与主观幸福感有相关。综上，本文将对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进行初步的探讨，然后对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福建省内泉州师范学院、闽南师范大学、莆田学院等十几所高校为基础，以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在职在岗的专职辅导员作为调查对象。问卷通过寄送、培训班集中调查及网页形式向被调查对象进行发放，样本覆盖面涉及福建省内多个地区。调查问卷涉及情绪劳动、主观幸福感以及人口学变量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收回问卷237份，问卷回收率为91.2%，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无效问卷5份，有效问卷为232份。

　　2.测量工具

　　(1)情绪劳动量表，采用Diefendorff编制的情绪劳动量表，共14个条目，包含表层行为(7条目)、深层行为(4条目)和自然表达(3条目)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分别为0.82、0.76、0.894，具有非常好的信度。(2)主观幸福感量表，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三部分组成。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编制的量表，量表包含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从“1”到“7”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采用的是邱林、郑雪等人于2008年修订的、Watson于1988年编制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分量表各有9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从“1”到“5”表示“非常轻微”到“非常强烈”)。

　　四、数据分析

　　1.辅导员情绪劳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本研究对情绪劳动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层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正相关;深层行为与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无显著相关;自然表达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情绪劳动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根据相关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情绪劳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以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表达作为自变量，分别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作为因变量，用逐步进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

　　五、小结

　　1.管理启示研究表明，高校辅导员工作是高强度情绪劳动工作，辅导员作为助人群体，长期高强度情绪劳动不仅影响其身心健康，降低主观幸福感，更会影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因此，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调整辅导员情绪劳动，从而增强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从辅导员个体角度，“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积极培养工作兴趣，增强对辅导员的工作认同，实现价值认知平衡;在工作中积极运用深层行为和自然表达策略，使外部情绪表达和内心真实感受趋于一致;积极寻求情感支持，合理进行情绪宣泄，有效处理情绪劳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从学校组织角度，学校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情绪劳动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关注辅导员的情绪状态与心理健康，将其作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辅导员工作边界不清晰，岗位职责不明确，承担大量边缘性工作，因此，学校应着眼于辅导员工作特点，明确岗位职责，重视辅导员工作价值;学校要加强辅导员情绪调节技能培训，定期举办业余团队活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释放工作压力，提升辅导员情绪管理能力。

　　2.研究局限与展望本研究讨论了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关注情绪劳动对个体积极层面的影响，是对情绪劳动结果变量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在本次研究中，并未关注如组织支持、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中心性等相关变量的联合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或前因变量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此外，样本采集具有局限性，主要集中于福建省，可能会对研究结论具有限制性，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扩大调研规模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N].人民日报，2017-01-03(2).

　　[2]李明军.顾客公平、情绪体验与员工情绪劳动的关系[J].心理学探析，2011(4):359-365.

　　[3]陈瑞君，秦启文.情绪劳动与抑郁及焦虑的关系: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1(3):676-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