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发现人:孔子人本教育思想的建构

　　摘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而由“仁”发现“人”，从“仁本”走向“人本”，是孔子教育思想体系建构的基本理路。孔子从仁本教育观出发，形成了“爱人”与以人为重的教育理念，并由此在教育内容方面呈现人本(文)主义教育色彩，即建立以“仁”“礼”为核心的世俗主义的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凸现人的主观能动特性，即以启发诱导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法的运用;按照自励、励人的原则去形成具有强烈人本色彩的教师观，即以人影响人的方式去“爱人”和教人。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本化，其实就是教育体系的道德化，其终极指向是服务于德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仁;人的发现;孔子;人本思想;建构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但这种人文主义并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与神学相对立的重视独立人的价值和地位，张扬人的理性，关心个人幸福的人文主义内涵，更多呈现的是人“类”性、世俗性、伦理性和政治性等特征，因此，准确地讲，儒家的人文主义其实便是人本主义。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特征形成的源头虽然可以上溯至三代时期的礼乐文明，但人本性真正成为先秦古典教育鲜明特征和教育理想的终极追求，其奠基者则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的开创者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伟大发现是‘人’和‘仁’德”[1]，而纵观孔子教育思想理论的架构，基本理路则是由“仁本”向“人本”的发展。

　　一、教育仁本观的形成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是其伦理思想、政治主张和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论语»中论及“仁”的地方有百余次，故孔子的学说又可以被称为“仁学”。“仁”的概念虽然出现在孔子之前，但是从孔子开始丰富“仁”的伦理和政治内涵，并在教育理论中第一次发现了“人”。据学者研究，“仁”字出现较晚，清代学者阮元考证:“‘仁’字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2]«诗􀅰郑风􀅰叔于田»和«诗􀅰齐风􀅰卢令»中，虽分别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句，但二者都是用来描写青年男子(猎人)外貌英俊威武，有男子气魄，而与道德无关。

　　春秋时期，“仁”字大量被使用，且已完全是一个道德概念，并被赋予多重含义。例如，«左传»«国语»中出现“仁”字数十次:«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僖公八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国语􀅰周语下»:“爱人能仁。”«国语􀅰晋语»:“为仁者，亲爱之谓仁。”这些“仁”字都含有“爱人”或“克己”等道德意涵。孔子论“仁”，其内涵既保留了原有“仁爱”“爱人”的基本含义，但又不仅仅将“仁”视作一个具体德目，而是有着极为丰富内涵的概念，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称”[3]，并且赋予“仁”以鲜明的人道色彩。首先，“仁”是人所特有的情感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

　　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24一个没有仁德的人，仅仅遵守外在的礼乐又有什么用呢?人必须有“仁”，人若无“仁”，则不成其为人。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5]意谓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互亲互爱，尤以孝亲为第一位。同时，仁爱之德包含着以人为人的思想，“仁者爱人”的“爱人”，并不限于对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人的仁爱，而应是“泛爱众”，因为群体之间虽然存在亲疏之别，但毕竟同为“人类”，均应是仁爱的对象。«论语􀅰乡党»记载:一次马厩被焚，时任鲁国司寇的孔子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伤人乎”“不问马”，这在马匹比底层民众还要宝贵的时代，孔子的询问体现其以人为重的思想。又，孔子反对用木人像、土人俑作为陪葬品，并诅咒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应该断子绝孙。这些事例均体现出孔子“天地之性，人为贵”[6]的人本思想。正是因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则人同此心，心心相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情感体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故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4]65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66这种以己推人的“仁”德要求，凸显了对“人”的价值与地位的肯定和尊重，“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人’的平等与亲切之情，这种把‘人’与‘己’视如一体的感情显然会引出一种‘人’应当尊重‘人’的观念”[7]。其次，孔子不仅从“仁”中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乃至人的尊严，他还由此发现了人“为仁”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种综合素质，是道德的极高境界，很少轻许于人，即使对于忠心职守的令尹子文，也不肯定其是否具备了仁德。但同时他又认为“仁”是一个过程，仁与不仁主要取决于个体自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123“仁”德的修养主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而不是取决于他人的约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

　　74“仁”弥散于人的伦常生活之中，“为仁”亦当从日常点滴去实践，尤其以孝爱亲人为“为仁”的出发点，故当学生宰予对为父母守三年之孝的规定表示异议时，孔子直接骂其“不仁”。当多言且易急躁的司马牛“问仁”时，孔子并不是从“仁”的定义予以解答，而是有针对性地回答:“仁者，其言也訒。”[4]124仁人说话要谨慎，意即克服了自己的缺点便可达到“仁”。实现“仁”德体现了人所具有的超越性。实践“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难的实践。“仁”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内心自觉向上的境界，典型的莫过于被孔子称赞“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面对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艰苦日子，“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59，这种被后世宋儒称为“孔颜之乐”的真谛，乃在于“仁者”怀有人生理想，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不会为外在境遇所左右，而感受精神上的无限快乐，故“仁者不忧”[4]95。“仁者”对自己行为有约束能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23但这种约束绝非是对外在规范的消极适应，而是一种成就自己的主动行为。

　　二、“爱人”与以人为重的教育理念

　　孔子从“仁”发现了“人”，主张“爱人”，而“爱人”的重要内涵是使人获得教育。他将“不教而杀谓之虐”[4]210列为四恶之首，又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4]147意思是爱他就要为他操劳，为他尽忠就需要去教诲他。既然教育是“爱人”的重要体现，那么这种教育就一定是以人为本、以人为重的教育，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4]61的人事范围的教育。孔子以人为重的教育，就是以培养政治贤才“士”为目的，他的学生子夏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4]202比较准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在孔子的心目中，“士”或“君子”的人格形象，首先要求是道德完善的人，是一位有道德理想、政治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界的“仁者”。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

　　36君子抛弃了仁，如何能成就名声?君子时刻都不能违背仁，匆忙时是这样，颠沛时也应如此。其次君子有着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以及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涵养。孔子说: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4]166。即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去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去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由于君子常常能自我反省，故无所忧惧。此外，君子关心的是道德修养，对于物质享受则应无所追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4]37士是以学“道”为志向，若是以物质享受不如人为耻辱的话，对于这种人就不值得与其谈论“道”了。“泛爱众”是“仁”德的应有本义，“爱人”的范围更广，受教育对象的面当然亦更大。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4]170，提出不受族类、贫贱、门第限制，绝大多数人均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如他自己所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4]67意思是只要主动送上10条干肉作为拜师礼，都能成为其学生。孔子的主张适应了“士”阶层崛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对于打破“学在官府”、扩大教育对象，以及扩张学校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等均有着积极意义。以人为重的教育，在教育内容方面主要是体现了人文(或人本)主义教育的色彩。

　　在孔子私学的教育内容中，依照“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清楚地拒斥神鬼领域的探讨，«论语􀅰先进»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更关心此时此地的现实社会的世俗问题，故教育内容主要限于君子做人的道理(德)和从政的手段(才)，具体说主要涵盖文化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论语»中曾记载孔子以“文、行、忠、信”[4]73教育学生———“文”指文献典籍，如«诗»«书»«礼»«乐»等，“行”是指躬行或品行，“忠”“信”均属于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应遵循的道德教育范围。

　　三、以“仁”“礼”为旨归的教育内容

　　孔子论述最多的是“仁”和“礼”。“仁”的含义非常广泛，几乎涵盖所有的道德准则。«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这里的“二”是指人、己二人而言，即如何处理人我关系。«论语»中孔子自己对“仁”的解释中最简洁的是“爱人”[4]131，而最经典的是“克己复礼为仁”[4]123。为此，我们可以把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简单概括为“克己”和“爱人”两个维度。所谓“礼”，是指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礼貌仪节，以及婚丧嫁娶等各种典礼仪式。就仁和礼的关系，仁是思想核心，是内在情感，礼则是规范、准则，是仁的外在体现，即仁是内核，礼是形式。具体言之，就“克己”的道德而言，即要求以礼制来约束自己，一切行为都应该循礼而行，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23。

　　其中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财富的占有上谨守等级名分，克制超越礼制的欲望。由此，他对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23。为鼓励人们更多地关心自身的道德修养，他提出了“义利之辨”的道德评价问题，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39认为一位道德修养者，应该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多太高。为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认为即使是合乎义的利，也不可过多地追求。就所谓“爱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就是对他人有同情之心、关爱之情，其中最基本的是“孝悌”之心的养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2“孝”体现父子之间纵向的血缘之亲，“悌”则呈现兄弟之间横向的血缘之爱。这一纵一横不仅建构起细密的宗法图谱，而且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基本德目，同时完成了儒家伦理教育与“亲亲尊尊”礼制思想的贯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爱人”之心并不限于亲缘之间，而是要求对普天之下所有人均抱有同情之心。不过，孔子在提出“泛爱众”的观点之时，又设计出“爱有差等”的原则，即施仁爱也要受到等级名分的约束。

　　如果超越了等级名分，就会变成僭越行为。所以他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8]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仁”是从“礼”中引申出来的。在孔子的私学中，“仁”和“礼”的教育内容最常见的是通过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传递。«论语»一书中记载了颜渊、子贡、子张、原宪、樊迟、林放等诸多弟子问“仁”、问“礼”的教学片段，这一方面说明“仁”“礼”确实是孔子私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仁”“礼”意涵深厚，确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从孔子师生之间关于“仁”“礼”问题的问答可以看出，孔子从未用“定义”的方式来解答“仁”“礼”的意涵，几乎都是根据不同场景、不同学生从“何种属于仁”的句式来回答学生的提问，更多地是让学生自己“领悟”。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礼”不仅属于道德的范畴，同样也属于社会政治治理的范围。依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66的原则，通过阅读文献典籍无疑是把握古人治国之道和领悟“仁”“礼”精神的最佳途径。孔子在文献典籍学习方面，最重要的便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诗»即流传至今的«诗经»，是孔子上采西周、下撷春秋时期的诗歌编辑成书的，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属民歌，为十五国的地方音乐;“雅”是宫廷音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祭祀用的音乐。关于孔子编删«诗»的原则，他自己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11意思是说，其思想内容都合于周礼的准则。«诗»中包含仁、礼精神的教育是不言而喻的。«书»即«尚书»，是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官方的政治历史文件汇编而成，记载了夏、商、西周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不过，孔子教授«书»的要旨在于宣扬文武之道，使学生将来能把这种被他视为理想政治楷模的古代制度推行于当前，建立一个充满仁、礼精神的德治社会。«礼»即«士礼»或«仪礼»，相传是孔子从周代礼制中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亲自编定而成。孔子重视礼的仪式，即“俎豆之事”“弦歌鼓舞”的实际训练，更注重其包含的礼的宗旨和原则。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185意思是礼与乐本义不是其外在的仪式，而是其所包含的“敬”与“和”。由礼仪到礼义，是孔子的重要贡献。«乐»即«乐经»，是有关音乐方面的书。

　　虽然有无«乐经»自古以来就有着很大争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乐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经常与礼相提并论。孔子在乐教上既重视它的美学价值，更重视它的政治伦理功能，把乐的使用当作严等级、定名分的标志，视为与礼同等重要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教育途径。«易»即«周易»又称«易经»。它是一部推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筮书。但书中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如古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的成就，并尝试对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占卜书，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历史信息。孔子重视«易»的学习，主要是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它，强调人为的作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历史书。它记载了鲁国在春秋前、中期一些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灾异等方面的材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孔子并不是为史而作，其宗旨在于用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矫正“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是一部借史喻今、进行“礼教”的政治教科书。四、凸现“人”的能动特性的教学方法从“仁”发现“人”，不仅体现在教育目标、内容等方面呈现的人文色彩，而且还反映在教育方法方面珍视人的主观能动特性，发掘人的潜能，重视启发诱导教育方法的运用。启发诱导是孔子教学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论语»中反映启发式教学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关于启发诱导的时间、具体方式等方面都有精辟论述。

　　孔子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4]68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孔子这句话解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是指学生处于想弄明白某个道理或有些兴趣而不得之时;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则是指学生想表述但却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孔子主张，教师要在学生对于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不得时，才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要在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所思考、尚未成熟、处于欲言而又无法表达清楚时，才帮助学生明确认识，弄清概念，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过，孔子启发诱导的教学实践是灵活的，而不是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视为僵死的教条，坐等学生“愤”“悱”情形的出现，对于暂时“不愤”“不悱”的学生并非放弃不教，如对于反应较为迟钝的樊迟同样耐心教诲，诲人不倦。

　　当学生一时没有疑问时，则通过主动提问激发其“愤”“悱”而加以诱导:“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9]孔子在家闲坐，子张、子贡、言游侍立在旁，轻松谈话中谈论到礼。孔子说:“你们三人都坐下，我来给你们讲一讲什么是礼，以使你们能够用礼来指导你们的一切。”子贡马上离席问道:“请问老师要讲的礼是什么样的?”子贡急不可耐地询问，显然是在孔子的激发下而产生的。孔子倡导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并不局限于知识问题的解答，更要求学生在启发后能进行积极思维，举一反三。

　　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4]68对于那些能够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的学生，孔子极为赞赏，曾称赞子夏的好问:“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4]25可见，理想的启发应是师生双向的互为启迪，正因如此，孔子虽然对能够“闻一知十”的颜渊很欣赏，但同时又不满意其“有听受而无问难”。启发诱导的教学，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为此，首先要了解学生。孔子启发诱导教学的成功，便是他对自己学生的了解、观察，“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便是他对学生性格的简练表述;其次，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

　　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4]61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在进行启发诱导时还必须注意循序渐进，高足弟子颜渊叹服自己的老师能够“循循然善诱人”，促使自己竭力钻研，“欲罢不能”[4]90。启发诱导的教学，还须以端正学生学习态度为前提。

　　“仁学是态度伦理学，其为学论学的重点亦在学习态度方面，而非在学习内容或对象方面。”[10]«论语»首章便是“学而”篇，孔子亦常以“好学”自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4]53学习不仅是求知、进德的途径与手段，而且爱好学习本身便是一种品德，“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4]67同时，学生学习的目标应以进修自身的德行为终极追求，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154前者是指求学的目的旨在为追求自己内在道德的精神需求，这是孔子所倡导的学习态度;后者则是指求学只是为取悦或迎合他人以获一己之私利，这种功利主义学习态度是孔子极为反对的。

　　五、自励而励人的教师观

　　1.“学而不厌”教育者也是学习者，«论语􀅰述而»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意思是说:将所见所闻默记在心中，努力学习而不满足、厌弃，教导他人而不倦怠，这些我做到了哪些呢?其实，这既是孔子的反躬自问，也是孔子对于一位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的看法。孔子虽然承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存在，但他自己从来不以此自许。他曾对自己的学生作过自我评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4]76«孟子􀅰公孙丑上»中也记载弟子子贡问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的回答是:“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学而不厌，首先是指一种“好学”态度。对待学习要有使命感、紧迫感，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4]

　　9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安贫力学，当学业有所未觉时，应向有道德者问其是非。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4]83学习起来就像老赶不上一样，还生怕把学到的东西又丢掉了。孔子的这段自白，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他对待学习的急切情和使命感。求学者还应该谦虚好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19«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常常“每事问”和“下问”的故事:一次，孔子到太庙参加祭祀活动，因不知一些礼器的用途和寓意，便虚心向他人求教。而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更是成为“不耻下问”的名言绝句。其次，是指一种“乐学”精神。孔子曾说，对待学问或事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4]61他称赞高足弟子颜回能够在身居陋巷且就着凉水以冷饭充饥的情形之下，犹能专心向学，并将整个身心沉醉其中。

　　孔子自己同样如此，他曾自豪地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70-71这种乐学忘忧的精神状态被后世理学家称为“孔颜乐处”。可见，好学、乐学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只是刻苦读书，更主要的是要求能够将读书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将学习的收获为快乐，以快乐的心情对待学习。此外，学而不厌对于教师而言还是指一种更强的学习能力，即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4]17。

　　2.诲人不倦如果说“学而不厌”是指教育者自身的“求智”而言，意味着作为教育者的知识需要不断地更新，才能最终完成教育的任务，那么“诲人不倦”则是指向对他者(学生)的情感要求，这既是由教育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教育者“仁爱”的具体体现，一如子贡所言:“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12]63做到“学而不厌”固然不易，能够“诲人不倦”更属难能可贵。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首先应该在情感和态度上能一视同仁、真正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孔子不仅秉持“往者不追，来者不拒”[12]336的态度，无论贫富贵贱，对于那些诚心愿意向自己求教者，均乐意收其为徒，而且在教育过程中对待所有弟子没有亲疏厚薄之分，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特别的关照。«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4]178其次，教育者对待学生的提问还应该有足够的仁心和耐心。孔子的学生来源复杂，有聪慧者也有迟钝者。对于学生的提问，孔子都能尽心回答，他曾向自己的弟子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4]72樊迟在孔门众弟子中略显愚笨且“近利”，可当其向夫子求教问题时，孔子同样予以耐心回答。

　　文学论文范文：从孔府宴看儒家

　　这篇文化论文投稿发表了迎宾宴是孔府宴中最有代表性的宴席类型，它充分反映了古代官阶制度对中国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体现了礼食宴饮的思想，现代旅游者深入曲阜感受孔府家宴，其类型也多为迎宾宴中的第二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