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作用机理

　　摘要：中小学科学教育是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责任。知识与价值是理解科学家参与中小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作用的两个核心要素;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作用在知识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倾向于代表学术精英教育的价值观。

　　关键词：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课程标准;政策制定;作用机理

　　从政策科学发展的早期开始，研究者就对专家在政治体制中的参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至今，已形成了众多成果[1]。科学家具备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参与公共政策(特别是科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专家角色。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政策制定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既成事实。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科技界人士就以多种模式参与了美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2-3]。2010年，美国颁布了新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从参与该标准制定的人员结构来看，科学家占有一定的比例[4]。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从1950年代起，我国中小学理科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制定时，就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以校订、顾问等角色间接参与。

　　中小学职称评定知识：中小学教育期刊征稿方向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姜伯驹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教育部立即修订《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引发了舆论关注[5]。2007年4月，教育部再次启动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经中国科协推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几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修订组都有了科学家的直接参与。这样一来，科学家以正式的制定者角色开始了直接参与我国新时期的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的制定[6]。

　　然而，2017年，浙江省出现新高考选考物理人数大幅下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对科学教育和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提出了改进建议[7]。这不禁使我们发问：科学家是如何影响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作用机理应该如何解释。阐明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作用机理，在学理上讲，属于研究专家参与社会治理的范畴，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就实践而言，有利于促进和改善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式与效率，有利于完善科技 界和教育界合作推动科学教育发展的有效机制的建立，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家在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中的主要作用

　　阐明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问题，可以从政策科学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8]50。相应地有“科技政策”“教育政策”这样的二级政策领域。

　　一方面，公共科技政策的内涵包括对一般的公共政策中所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进行规制。公共科技政策包括工程与科技教育、科学文化素养、科学技术的社会接受度、科学普及等内容[9]。以此而论，中小学科学教育政策属于公共科技政策的范畴。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关系中小学工程与科技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中小学科技教育政策的具体呈现，具有公共科技政策的理论属性。

　　另一方面，袁振国认为，“关于教育政策的定义，我是这样界定的，从国家行政机构到最小的学区行政机构做出的影响两个学校以上的行政决定。”[10]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影响到所有的中小学，是课程政策的重要文本形式，也理应属于教育政策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是中小学理科课程政策的典型代表，既属于公共科技政策也属于教育政策的范畴。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是中小学理科课程政策的典型代表，具备科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双重理论属性。根据著名决策科学家赫伯特·西蒙的观点，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

　　知识和信息是最主要的事实要素[11]。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其实也是一个特殊领域的决策过程，事实和价值也是其重要的分析要素。此外，西蒙还认为，决策者是一个“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公共决策过程中引入专家的意义就在于利用其知识和技术优势进行“理性强化”。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优势是他们被纳入决策过程的根本原因[12]。在科技政策中，这种专业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从科学家参与科技决策的情况来看，汝鹏等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总结出知识和价值是政府与科学家互动关系的核心因素。科技决策是围绕知识和价值展开的，知识和价值对政府官员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起到核心的决定作用[13]。

　　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与科学家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具有相似性。由此而论，知识和价值也是理解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作用机理的关键要素。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要素和价值要素两个方面。

　　(一)知识要素是分析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作用的关键要素之一

　　教育政策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或者对教育事业全面的规划，专门针对科学教育出台政策的情况比较少。科学教育包括课程、教学、教师和评价等各个方面。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小学科学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中小学的理科课程政策上。现阶段教育部推行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和中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几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是我国当前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的主要文本载体。

　　这些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包括在政策方案指导下的具体课程体系的开放和设计，其对专家科学知识的要求高于一般公共政策和教育政策。比如在制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时，政策制定者面临选择是否要求高中生学习相对论和量子论的问题、学生学习到什么程度、如何纳入高中物理教学之中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复杂的科学知识，需要决策者具备相对深厚的物理学知识背景和专业训练。在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具备深厚知识背景的学科专家和科学家往往具备更多的话语权。总体而言，政策的受众面越广泛，其对相关知识以及政策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反之亦然。因此，笔者认为知识要素是分析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要素之一。

　　(二)价值要素亦是分析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作用的关键要素之一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权威性的分配[8]48。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是一种教育领域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本身都代表或蕴涵着政府对于教育事务和教育问题的一种价值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14]。

　　从科学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结构来看，科学家群体无疑是科学共同体利益的最忠实代表。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家是科学教育的隐性利益主体。作为利益主体，科学家理应享有筹划课程内容的权力，科学共同体的价值理应得到彰显。然而，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是教育政策的子集。教育政策存在多元价值取向。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追求。

　　二、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知识要素

　　科学家凭借其特定的专业知识参与到各国的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而由于受到内在因素(知识、价值等)和外在因素(技术类型、制度环境等)影响，科学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模式和形态[16]。正如德国科技政策专家哈拉尔德·海因里希斯所指出的：“专家知识是如何被运用以及如何被加工的，这一问题无论是被明显地彰显出来，还是被含蓄地暗示出来，都是建立在政治功能是如何被分配的这一基础之上的。总体上来讲，4种应用专门知识的模式可以被识别出来：决策的准备、论证的支援、思想资源的增加、更加普遍的科学启蒙。”[17]具体而言，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其对科学知识的倚重情况有其特殊性，需要深入分析。唯有这样才能厘清科学家在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理。

　　三、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价值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每项教育政策决定都可被视为一项政治决定。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的制定也具有政治性。虽然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但课程决策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因素———意识形态、个人价值观、公共领域问题和利益———的影响。课程决策往往是更大规模的公共辩论的一部分，这些辩论往往超出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产品的大问题上[24]。这种辩论有时会成为政治事件。比如，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就出现过“叫停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事件。

　　2005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部分省市推行并实验。2005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姜伯驹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新课程数学课程标准的提案》，建议教育部立即修订《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姜伯驹认为：这个数学课程标准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课程体系完全另起炉灶(比如“平面几何”被取消，变成了“空间与图形”)，在教学实践中已引起混乱。在政协会议小组会议讨论时，姜伯驹教授的提案得到科技、科协两个界别委员的大力支持，短短几天时间，就有60多名政协委员在姜伯驹教授的这份提案上签名支持[5]。此事以后，教育部调整了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组的成员，科学家开始直接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的制定。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科技人才的涌现关键在于高水平的科学教育。据2015年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中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中学生比例”为16.8%，还不及OECD国家24.5%的均值(美国为38%)[31]。这说明，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国务院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中明确指出：“建立科技界和教育界合作推动科学教育发展的有效机制。”[32]科学教育是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责任。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政策的制定既是国际惯例，也是推动科技界和教育界合作以及促进科学教育发展的着力点之一。

　　通过政策科学的理论视角分析，笔者认为：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的作用在知识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理科课程标准制定，倾向于代表学术精英教育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科学家作为外援性力量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打破僵化机构自身衍生出来的制度惰性。诚如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言：“基础稳固的大规模组织常常能吸收和教化新来者，并能摧毁其不满和革新的愿望。在这一意义上，大规模的组织是导致知性枯竭的原因。”[33]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的介入会让原有的教育政策制定共同体避免陷入同质的退化状态，并时刻处于一种有活力的状态。为了整体的福祉、文明与进步，应该尊重科学家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科学教育政策制定中来。基于此，科学教育政策质量的提升才是可期待的。

　　参考文献：

　　[1]杨立华，申鹏云.中国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评《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J].公共行政评论，2013(3)：157-165.[2]丁邦平，罗星凯.美国基础科学教育改革及其主要特点———兼谈加强我国科学教育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8-103.

　　[3]梁英豪.我国近半个世纪中学化学教学大纲的回顾(下)[J].化学教育，2010，31(8)：12-16，85.

　　[4]《科学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公报[EB/OL].(2013-06-18)[2019-03-15].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level3.jsp?id=1371519788738378.

　　[5]路强.《数学新课标》遭质疑[N].人民政协报，2005-03-28.

　　[6]张正严.新中国中学物理课程政策演变研究(1949-2011)[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122.

　　[7]朱邦芬.“减负”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J].物理与工程，2016，26(4)：3-6，17.

　　作者：张正严1，李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