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苏文与时文的桥梁—论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摘要]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南宋古文选家吕祖谦、楼昉、周应龙、谢枋得等检择出苏轼文中以历史人物论为主的篇目并施以评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揭示出苏文立意追求新巧奇险与行文富于转折波澜的特点，使得士子可以在研习苏文的过程中领悟时文的技法，从而在苏文与时文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选家的编选与评点对于扩大苏文在南宋科场中的影响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子对苏文的理解。

　　[关键词]南宋古文选本苏文时文科举考试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P100)这则材料经常被学者引用，用来说明南宋之后苏轼文章的流行程度以及其在科场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而苏文与南宋科举考试关系的核心，则是苏文与时文的关系。

　　不过，南宋时期时文的程式化程度已高，而苏文大多“自出机抒,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2\](P2619)在形态上与之相去甚远，而且当时苏文选本如《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等篇目数量偏多，连选篇最少的《东坡先生文粹》也有200余篇。在这一情况下，士子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研习苏文获得“时文速化之术”。\[3\](P32)南宋古文选家之所以开始从事对苏文的编选与评点工作，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四库馆臣在谈及南宋古文选本时说：“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楼)昉此书(《崇古文诀》)而已。”\[2\](P2619)以吕祖谦、楼昉、谢枋得所选作为南宋古文选本的代表。明人叶盛则云：“宋儒批选文章，前有吕东莱，次则楼迂斋、周应龙，又其次则谢叠山也。”\[4\](P103)除上述三书之外，叶盛还提到了周应龙的《文髓》。以下即围绕这4位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评点展开分析。

　　一、以历史人物论为主：

　　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之编选

　　及其动因

　　编选与评点是古文选本的两翼，以往的古文选本研究多将重点放在选家的评点上，对于选目则重视不足。选家检择哪些篇目、偏重哪类文体以及如何安排次序，都各有用意。离开选目孤立地讨论评点，则失之片面。下面就先从这4种选本的苏文选目说起。

　　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以下简称《关键》)约成书于乾道年间(1165-1173)，是4种选本中时代最早的。其中收入苏文16篇，包括论10篇，策、序各2篇，碑、赞各1篇。“论”占比高达62?5%，近2/3。对论的重视是南宋苏文选本的共同倾向。就内容看，其所选之论除《王者不治夷狄论》为苏轼嘉祐六年(1066)所作制科试论外，其余全为历史人物论。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历史人物论主要源自以下两部分：一是苏轼在嘉祐五年(1060)编定的《进论》，包括《孙武论上》《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留侯论》《晁错论》6篇;二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远谪儋州以后所作的《志林》，涉及《范增论》《秦始皇扶苏》《孔子墮三都》3篇。那么，吕祖谦选文为什么会紧扣《进论》《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呢?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解答。

　　其一，苏轼“论”文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即治平三年(1066)之前与绍圣四年(1097)之后，其中又以早年的《进论》与晚年的《志林》最具规模。《进论》出于苏轼在应制科考试时缴纳的“贤良进卷”，共25篇，包括《中庸论》等经籍论3篇、《大臣论》等主题论2篇及帝王论、名臣论、圣贤论等历史人物论20篇，具有较强的体系性，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至于《志林》，也是其加意之作。苏轼在北归时曾将此书与意欲传诸后世的《书传》相提并论，对其“竟未成”\[5\](P1675)似乎颇感惋惜。其子苏过也说：“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6\](P112)从拟定的篇目数量看，其书规模庞大，似乎苏轼有意借此总结一生读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后鉴。其书如果撰成，应当也与“贤良进卷”相近，是一部近于子书的结构整饬的著述。现存《东坡后集》卷十一《志林》之下收有13首，宋人左圭《百川学海·丙集》所收《东坡先生志林集》一卷亦同，当即此未成之作。引人注目的是，这两部成规模的著作主要内容都是历史人物论。朱熹说：“若长公之《志林》，则终身不能有以少变于其旧。”\[7\](P3500)虽是批评之语，倒也揭示出了其间的相通之处。在苏轼的著作中，《进论》与《志林》可谓遥相呼应，共同彰显出其文章学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8\](P958)的特点。要之，《进论》《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是苏“论”的精华。

　　其二，从科举考试的情况看，论，当时又称子史论，主要考察的是士子的才学，即对历代子史之书的记问情况。由于历代子史所载都已固定，所以试论的题目一般也没有太大变化，主要还是围绕三代、战国与汉唐之君臣展开。《论学绳尺》中保留了不少当时科场试论的题目，如《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论》《孟荀名世之士论》《文帝不及贾生论》《晁错不能过崔寔论》《太宗之美几成康论》《颜真卿何如人论》等，都属于历史人物论的范畴。而苏论在历史人物论的上又最为突出，某些内容甚至可以直接沿用，因此非常适合用来教导士子。就《进论》来说，苏轼本人在教导侄子时就曾以其作为指导初学的范本。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且当学此。”\[5\](P203)吕祖谦在编选《古文关键》时将目光聚焦在《进论》《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舍弃了如《屈到嗜芰论》《孔子从先进论》《儒者可与守成论》等不成体系之作，也基本不选经籍论与主题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古文关键》不仅在选目上用心良苦，在编排上也颇费斟酌。在宋刻蔡文子所注《增注东莱吕成公古文关键》中，苏文被分为7卷，自卷十一《晁错论》《范增论》《秦始皇扶苏论》始，以卷十七《孙武论》终，中间论、策、序、碑、真赞等混合排列。居首的《晁错论》等三论的评语最为详细，之后评语的数量就逐渐减少，到最后的《倡勇敢》《孙武论》等文几乎没有评语，前后差距极大‍‌‍‍‌‍‌‍‍‍‌‍‍‌‍‍‍‌‍‍‌‍‍‍‌‍‍‍‍‌‍‌‍‌‍‌‍‍‌‍‍‍‍‍‍‍‍‍‌‍‍‌‍‍‌‍‌‍‌‍。这显然出于有意安排。推想吕祖谦的用意，应当是以《晁错论》等三论作为重中之重，先仔细剖析这三篇文章以指示学者研习苏文之法，士子们如果能熟读此三论，其实也就大致了解了苏论的特点。故而在这三论之后，吕祖谦就不再逐字逐句地分析，往往只用三言两语点出要害，欲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此举真可谓循循然善诱人。在这最为重要的三论中，有两篇源于《志林》，也体现出吕祖谦对苏轼晚年之作的重视。因为《进论》与《志林》虽然关注重点无异，但毕竟功力不同。相对而言，《志林》的笔法与论断更为成熟老辣，如《范增论》之类堪称深思极构、超逸绝伦之文。清人储欣说：“东坡先生少时即以论策倾一世。及涉世既深，更变已熟，读书史益精明，故《志林》所载，比少作万万有加。”\[9\]虽稍嫌夸张，但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楼昉《崇古文诀》(以下简称《文诀》)的成书时间约在嘉定八年(1215)以后。其卷二十三至二十五所选苏文共15篇，包括上书3篇，策、记、铭各2篇，论、说、碑、赞、制、祭文各1篇。与《关键》相比，《文诀》所选苏文不仅与《关键》重合者极少，在文体选择上也与《关键》大相径庭。楼昉受业于吕祖谦，可能恰恰因为师承关系，楼昉在具体篇目的选择上有意避重，以免落入《关键》的范围，另外又新增了不少其他文体的作品，以弥补《关键》之不足，但是其关注议论的倾向其实与《关键》一致。这就使得《文诀》在继承了《关键》编选精神的同时，又展现出自身特色，可与《关键》并行而不悖。

　　周应龙的《文髓》，约成书于绍定五年(1232)至宝祐四年(1256)之间。其卷六至卷九收入苏文35篇，包括论12篇，记10篇，上书、祭文、状、赋、铭各2篇，策、序、神道碑各1篇。《文髓》选论的倾向与《关键》大体一致，其中历史人物论共有7篇，且同样在《进论》《志林》范围之内。增入的主要是几篇程试之论，包括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御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等，这与《关键》选入秘阁试《王者不治夷狄论》的目的相近。

　　谢枋得所编的《文章轨范》(以下简称《轨范》)，成书时间最晚，约在度宗初年(1267-1275)。其书选入苏文12篇，包括论6首、碑2首，书1首、铭1首、赋2首。《轨范》所选6篇全见于《关键》，且同样最重历史人物论，再加上《潮州韩文公庙碑》，共有7篇与《关键》重合，占全部12篇的58?3%，也可谓深受《关键》的影响。

　　与南宋时期苏文选本的篇目数量相比，上述4种古文选本中的苏文可谓少之又少。这就大大减轻了士子的阅读负担。如果说苏文选本源于书商的编选，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初步检择苏文之有资于场屋者，以便士子流观泛览的话，那么如吕祖谦等古文选家从事的工作则是从苏文中精简篇目，以便士子仔细研习。士子翻阅前者是为了对苏文形成一个整体印象，因此多多益善，而研读后者则是可以事半功倍，故在精不在多。两者分别适应了士子的不同需求，似相反而实相成。

　　《关键》《文髓》《轨范》三书就文体选择而言，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论为主。四书中入选超过两次的篇目共13篇，其中有6篇是论。具体来说，《范增论》入选4次，《荀卿论》《留侯论》《晁错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秦始皇论》均入选3次。这6论全部见于《关键》之中，而且有5篇是出于《进论》《志林》中的历史人物论。可见吕祖谦所确立的重历史人物论的倾向，成为古文选家编选苏文时的主导倾向。

　　在《关键》之前，苏文选本的篇目均数量较多，吕祖谦则从众多的苏文中遴选出极少数篇目将之作为苏文代表以供士子研习。这项工作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十分考验选家的水平。吕祖谦的选目的确精简而恰当，因此为后人所继承，甚至成为必选篇目。清人张云章说当时的古文选本“皆东莱先生开其宗”，\[10\](P133)诚非虚语。

　　二、立意行文之法：

　　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评点

　　及其与时文之关系

　　从大量苏文中遴选出少量篇目还只是第一步，毕竟仅仅依靠选文还无法教会士子如何时文，这时评点的功用就凸显出来了。

　　评点包括评语与圈点两部分。这一形式本身就是受科举的刺激产生的。就评语而言，更直接源于科举考试时考官对时文的批语。在南宋古文选本中，《关键》的评点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吕祖谦确立了一套灵活多样的评注方式与相对稳定的圈点符号系统，使文章的主意要语、结构脉络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此后古文选本评点的内容与形式虽仍有发展，但总体而言没有突破《关键》所确立的范式。陈振孙在评价《文诀》时说：“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谓‘为文之法’备矣。”\[11\](P313-314)这句话也完全可以视为对4种古文选本评点的通评。因此，本部分将诸家的评点视为一个整体，并参考当时“论学”的有关材料，综合分析苏文在立意、遣词方面对时文的指导作用，而不再分开讨论。

　　(一)立意：新巧奇险

　　南宋时期的作论高手陈傅良说：“凡论以立意为先。”\[12\](P4)此处之“先”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时间先后上说，立意是时需要准备的第一个步骤，只有在确定主旨之后，才可能落笔行文;二是就重要性而言，立意是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立意的高下决定了一篇文章的优劣。

　　不难想象，当成千上万的士子同题之文时，在立意上最容易出现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现象。如果考官在阅卷之时忽然见到一篇立意新颖的文章，自然会眼前一亮，从而将之擢至高等。因此，南宋古文选家在辅导士子阅读之时也首先提醒他们关注文章的立意‍‌‍‍‌‍‌‍‍‍‌‍‍‌‍‍‍‌‍‍‌‍‍‍‌‍‍‍‍‌‍‌‍‌‍‌‍‍‌‍‍‍‍‍‍‍‍‍‌‍‍‌‍‍‌‍‌‍‌‍。如吕祖谦即云：“看论须先看主意。”\[13\](P73)在指导时同样强调立意的新颖。陈傅良甚至说：“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12\](P4)

　　苏文正是在立意新颖这一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多有超越世俗、别出眼目之论，因此适宜作为时文的模拟对象。选家在评点苏文时也往往重点提示这一方面。如楼昉评《晁错论》“议论不蹈常习故”，\[14\]周应龙以《留侯论》《汉鼎铭》《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等均为“翻案体”，\[15\]都强调苏文议论出人意表的特点。

　　苏文的议论能出人意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别出眼目，得间而入。即跳出原有评价的范围，寻找一个事件的缝隙，从他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从而得出新的观点。如谢枋得评《留侯论》云：“主意谓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气刚，不能涵养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铁锤击秦始皇之类，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纳履，与之期五更相会，数怒骂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气，教之以能忍也。”\[16\]一般论张良早年偶遇圯上老人一事，关注点大多落在此事的传奇性上，世人通常认为张良日后之所以能够辅佐刘邦取得天下，《太公兵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说：“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17\](P2036)即将之落实，以为确有其事。苏轼虽然同样从老人授书、桥下取履一事说入，但却另辟蹊径，别立新说。他认为圯上老人不过是“秦之隐者”，再用“其意不在书”\[5\](P103)一句一翻，就完全消解了此事的奇遇色彩，使得对它的讨论产生了新的可能。接下来，苏轼便从“忍”字切入，并紧紧扣住此意论说，指出圯上老人的用心并不在于传授奇书，而在于教会张良能涵养忍耐。这完全跳出了之前的论说框架，显出立意之巧。

　　二是刻意相反，翻新出奇。如荀子其人，历代都颇为推崇，《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将之视为与孟子并称的大儒，韩愈也认为其人“大醇而小疵”。\[18\](P37)但苏轼在《荀卿论》中却认为“荀卿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历诋天下之贤圣而自是”，\[16\]予以酷评。又如《庄子祠堂记》，周应龙指出：“人皆以庄子为诋孔子，而公独以庄子为助孔子，出人意表之议论也。”\[15\]再如《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周应龙评云：“说着用兵，人皆以败为不幸，胜为大幸。公独以胜为不幸，败为大幸。即谚所谓‘姜在树上生’是也。”\[15\]“姜在树上生”，意指姜本来长在地中，但偏要说它长在树上，几近于颠倒是非。这里用来形容苏轼在讨论战争胜败之幸与不幸上，提供了颠覆常识的意见。凡此，都堪称险论。

　　当然，对于一篇好的议论文来说，立意之新只是第一步，在立意之后，还必须展开具体的论证说明。吕祖谦说：“文字一意贵生段数多。”\[19\](P177)即指出要将某一主意化为多段之意，以多个分论点支撑起总论点。而有心翻案甚至刻意立异在论证上的风险显然是极大的，稍不留神，就会露出破绽，被别人抓住猛烈攻击。苏文的立意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善于弥补这些看似新巧奇险的观点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始终可以自圆其说，既能够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生成反常合道的奇趣，真正令人耳目一新。以《荀卿论》为例，谢枋得将此篇的主意概括为：“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不喜之论，故其道历万世而不可易。荀卿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历诋天下之贤圣以自是。李斯学其学无忌惮、有甚于荀卿者。”\[16\]这揭示出了此篇立意的三个环节。一是高度肯定圣人立言之平易正直，不敢放言高论;二是将荀子与圣人进行比较，对荀子提出批评;三是将荀子与其学生李斯比较，拈出“异说”“高论”四字，指出李斯继承了荀子之学而变本加厉。李斯之破坏先王之法，无所忌惮，源出荀子。苏轼以圣人为参照，突出了荀子的不足，又以李斯为参照，说明了荀学的流弊。如此一来，苏轼通过将荀子放在历史脉络中考察的方式，准确地给予定位，断定了荀子之罪。论点虽然苛酷，但又让人不得不承认其中确有合理之处。

　　总之，吕祖谦等人在评语中着意揭示苏轼在立意时追求新巧奇险的特点，如果士子在熟读苏文之后能够熟练运用这种方法，自然不难在场屋中脱颖而出。

　　(二)行文：转折波澜

　　上文已经提到，自立新说、耸人眼目的奇论并不易作，稍有不慎，就容易漏洞百出，导致满盘皆输。另一方面，虽然立意新奇可能获得考官的青睐，但也完全有可能背离考官出题的用意，同样导致科场失利。因此，在考场中，士子们未必敢于冒此风险，对他们来说，确立一个不至于偏题、跑题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加以论说，才是一个更为稳妥的方式。因此，在主题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如何遣词，如何在文辞的形式技巧方面超出侪辈，就成了关键所在。苏文在结构章法、文势脉络、炼句下字以及使证省文等诸多方面，都有可供士子取法之处。

　　吕祖谦在《关键》卷首“看苏文法”之下拈出“波澜”两字，用以概括苏文的风格特色，与韩文之“简古”、柳文之“关键”、欧文之“平淡”相对，最为有识‍‌‍‍‌‍‌‍‍‍‌‍‍‌‍‍‍‌‍‍‌‍‍‍‌‍‍‍‍‌‍‌‍‌‍‌‍‍‌‍‍‍‍‍‍‍‍‍‌‍‍‌‍‍‌‍‌‍‌‍。所谓“波澜”，本指水波起伏，此处用以形容文章多转折，有如波浪一般起伏跌宕。不过，如此抽象的表述并不容易让人形成具体的感知。要理解“波澜”的意义，还有赖于选家在分析具体作品时的提示。《晁错论》第三段起首云：“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又云：“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之后忽起一句：“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5\](P107)吕祖谦评云：“此数句起得好。如平波浅濑中，忽跳起一浪。”\[20\]周应龙评云：“却起一浪头。”\[15\]这两则评语大概是对“波澜”最为形象的说明。此段的前半部分都在说欲削强势之七国，故七国之反本不足怪。接下来进一步分析晁错欲求其名而不欲居其患。如果按照常人的行文方式，此时似乎正当引出晁错受祸也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苏轼并没有直接表达这一观点，而是忽然一转，以“且夫”两句连续发问，通过明知故问的方式，断定晁错之过。连用反问增强了文章气势，并与此前的平平说来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如在一片平静的湖面中掀起波澜。如此行文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于瞬间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文章跃动生姿。换言之，“转折”或许可以视为形成“波澜”这一风貌的核心要素。当然，上文所举《晁错论》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苏文“波澜”的表现形式变化无穷，远不止于此。

　　首先，是谋篇布局层面的波澜。所谓谋篇布局，也就是选家经常提到的规模与格制。就历史人物论的结构而言，苏文运用抑扬格制造波澜最为纯熟。所谓“抑扬格”，即在总体布局上先扬后抑，或者先抑后扬，运用辩证之法论说人物功过。如《荀卿论》，吕祖谦评云：“此篇前面说荀卿不好了，后面略放一步与他，言荀卿亦是一个贤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20\]在《范增论》的评语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大凡作汉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说他好，后面须说他些子不好处。”\[20\]从这两则评语看，其所论已不限于苏文，而从之引申开去，将之提升为同一类型文章在时所要遵守的共同规范。抑扬格法的先扬后抑或者先抑后扬，与先褒后贬或者先贬后褒不同，后者截然分为两段，往往平滞呆板，而在抑扬格中，虽然其主要观点落在前半部分，但又借助结尾部分的抑扬，突起波澜，使得文章忽生转换、富于变化。在这一起一伏之间，有如峰回路转，令人寻味。而且论难一概，运用这一方法，也能够使观点不至于落于一偏，而且显得更为客观公允、圆融周密，具有辩证色彩。谢枋得评《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16\]正指出了这种写法可以取得的良好效果。

　　苏文在行文表达时讲求转折波澜之处更多，选家在评点时所说斡旋、开合、抑扬、擒纵等往往与此有关。这类评点如果离开具体作品就难以理解，因此下文即围绕入选最多的《范增论》展开说明。

　　吕祖谦、楼昉等人曾对此篇作了详尽的剖析。吕祖谦云：“渐次引入难一段，曲折。若无陈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杀卿子冠军一段去，则文字直了。无且义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后见曲折处。吾尝论一段前平平说来，忽换起放开说，见得语新意属，又见一伏一起处。”\[20\]这里提示了段落之间的三大转折之处。在此论中，苏轼先肯定范增离开项羽的决定，但认为他离去的时间不当。那么，范增当于何时离去呢?苏轼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抛出一个常见的看法，即认为范增当在劝说项羽除掉刘邦而项羽不听时离去，再针对这一观点发问，范增是否当在此时离去呢?之后又立刻给予否定的回答，再加以辩驳，指出此时项羽不杀刘邦尚有君人之度，还不是范增应当离去之时。在完成了两段自设问难之后，方才引出正意，提出范增当于项羽杀宋义之时离去的观点。因此吕祖谦说“然则当以何事去”是“先难起”，自“增劝羽杀沛公……当于是去耶”以下“渐次难入”“有此两段，然后见曲折”。\[20\]

　　接下来一般来说会继续直接申说这一观点，但苏轼也没有循规蹈矩，而是宕开一笔，从陈涉说起。先说“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5\](P162)再说项氏之兴在立楚怀王孙心，最后才点出项羽失去民心在于弑义帝。换言之，为了引入项羽之败与义帝的关系，先以陈涉与项燕、扶苏的关系及项氏之兴与义帝的关系作为陪衬，深得掩映之妙。吕祖谦指出“欲说义帝，先说陈、项”，\[20\]就点出了这第二大曲折之处。

　　不过此文的观点在于范增当在项羽杀宋义之时离去，此处引入项羽之败与弑义帝的关系，其用意何在呢?苏轼指出：“且义帝之立也，范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同祸福也。”\[5\](P162)如此斡旋转折，就揭示出了义帝与范增两人性命休戚相关之处。这是第三处转折所在‍‌‍‍‌‍‌‍‍‍‌‍‍‌‍‍‍‌‍‍‌‍‍‍‌‍‍‍‍‌‍‌‍‌‍‌‍‍‌‍‍‍‍‍‍‍‍‍‌‍‍‌‍‍‌‍‌‍‌‍。如此一来，就不难将项羽、范增、宋义、义帝四人的关系钩连起来。这样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毛病，又能够自然而然地引出正意，提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5\](P163)这一核心观点，而且使得这一论断极有分量，富于说服力。楼昉在总结此段写法时说：“项羽杀宋义，便是要迫义帝，弑义帝便是要去范增。盖宋义是义帝所爱，而义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关涉，推原得出，笔力老健，无一个字闲。”\[14\]正揭示出了此论的诀窍所在。苏轼行文运笔，每每欲言此事而先言其他，有如山间泉水，萦回曲折，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

　　进而言之，这类文章的最大困难在于，历史已经确定、无法改变，即便可以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又该如何展开论说呢?这就有必要提到苏轼运用得最为纯熟的设身处地、将无作有之法。吕祖谦评《范增论》时说：“大抵文字要用无作有说，须渐引入，转无为有。”\[20\]楼昉评《倡勇敢》时亦云：“看东坡文字，须学他无中生有。”\[14\]谢枋得在《范增论》《晁错论》《秦始皇扶苏论》的总评中也一再申说这一观点，解释得最为详尽。他在《范增论》的评语中说：“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大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若只能责人，亦非高手，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如弈棋然，败棋有胜着，胜棋有败着，得失在一着之间。棋师旁观，必能覆棋，历说胜者亦可败，败者亦可胜，乃为良工。东坡作史评，皆得此说。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长于作论。”\[16\]即将此法视为历史人物论的关键。而这一方法的诀窍在于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环境之中，替所论之人出谋划策，揣想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趋势，借助大胆的假设与合理的想象，写出历史上本无其事的内容。这种方法既能够给予历史以情景化的解释，使得文章内容丰赡，灵活生动，又能够跳出史迹的限定，以化虚为实的方式拓展文境。上举《范增论》中“增劝羽杀沛公……当于是去耶”一节，楼昉评云：“此假设。此一转，其实未正说文字节奏。”\[14\]即为一例。

　　此后苏轼在为范增设想当项羽杀宋义以后应当如何处置之时，更将此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其文曰：“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增之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5\](P163)此段设想范增在项羽杀义帝时的反应。苏轼先通过阐述范增在项梁时劝立义帝的态度，说明项羽杀义帝绝非范增本意，再一翻转，以“夫岂独”这句反诘引出范增可能采取的态度与行动，带出项羽对于范增的怀疑。这里假想的情况，已经完全超出了历史事实的层面而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苏轼通过揣测、描摹人物的心理反应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虽然于史无征，却合于情理。如此空中结撰，翻新出奇，的确为人所不及。此后的层层推进也仍以此法为主。其文曰：“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项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5\](P163)吕祖谦评云“语壮”，\[20\]楼昉评云“发明人所不及”，\[14\]谢枋得则云“此一段最妙，乃无中生有、死中求活”。\[16\]他们都高度评价了这种写法的作用与意义。在此之前，苏轼已经论证了范增当于项羽杀宋义之时离去的观点，此段更进一步，提出了“力能诛项羽则诛之”的处置方法，不仅论断清晰斩截，行文也雄健有力。借助此法，苏轼将本篇文势的波澜推向了最高潮。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写文章恰恰需要假设，可以说，苏轼将这一方法发挥到了极致。

　　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也正是时文所追求的效果。吕祖谦即认为作文贵多有转折波澜。他说“文字贵曲折斡旋”，又说“文字若缓，须多看杂文。杂文看他节奏紧处，若意思新，转处多，则自然不缓。善转者如短兵相接，盖谓不两行又转也”。\[19\]这是因为士子初学论文之时，往往会遇到前后断裂、文思艰涩乃至无话可说等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苏文则可谓对症之药。因此，选家在评点之时有意提醒士子通过熟读苏文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士子钻研这些文章，如果能领悟其间的抑扬反复、将无作有之法并加以运用的话，自然能够“笔下无竭源，亦无窘步”，\[21\]能够正说、反说、顺说、逆说乃至四面说，形成曲折有致、起伏跌宕的效果，写出夭矫百变、色彩绚烂的时文，而不至于板滞枯淡、毫无意味，更不至于面对前人的议论无从置喙、无话可说了。

　　总之，选家通过对苏文的评点，揭示出苏文在立意上追求新巧奇险与在行文中富于转折波澜的特点，而这正是时文中常用的技法。士子如果能够真正领悟其中的诀窍，便不难在考场上应对自如。因此，评点是沟通苏文与时文的关键所在。

　　三、南宋古文选本中苏文的比重

　　及其在科场的影响

　　上文分别讨论了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与评点情况，现在不妨再将眼光放宽，考察苏文在各选本中的占比情况，这将有助于了解在当时整个时代环境中苏文的影响‍‌‍‍‌‍‌‍‍‍‌‍‍‌‍‍‍‌‍‍‌‍‍‍‌‍‍‍‍‌‍‌‍‌‍‌‍‍‌‍‍‍‍‍‍‍‍‍‌‍‍‌‍‍‌‍‌‍‌‍。下面仍以成书时间为序来说明。

　　《关键》选录唐宋八家文共62篇，其中苏文16篇，占25?8%，居于首位。《文诀》收入先秦至宋代48位作家之文共193篇，其中苏文15篇，占7?8%，居于第三。《文髓》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五家之文共74篇，其中苏轼文35篇，占47?3%，也居于首位。《轨范》选录汉、晋、唐、宋15位作家之文69篇，其中苏文12篇，占17?4%，居于第二位。

　　不过仅就苏文占比位次还不易确定其影响变化的趋势，必须参照其他作家作品所占的比重才好说明。上述4种选本涉及的古文，时间跨度极大，上自先秦两汉，下至北宋中后期，不过要以后世所说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柳、欧、苏之文为中心。下文即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之文作为参照，进一步分析苏文比重及位次的变化情况。

　　在《关键》《文髓》中苏文都居于首位，不过具体情况略有不同。在《关键》中，苏文虽然居于首位，但是韩(13篇，占21%)、欧(11篇，占17?7%)、柳(8篇，占12?9%)三家之文紧随其后，特别是韩文的比重与苏文十分接近，在四家之中以韩、苏为重的情形已经初见端倪。《文髓》选入苏文最多，远远超过韩(10篇，占13?7%)、柳(10篇，占13?7%)、欧(9篇，占12?3%)三家，可谓名副其实的“尊苏”选本。但是由于其书在隐显之间，流行不如其他三种广泛，因此不宜过高估计其影响。不过综合《关键》《文髓》来看，说苏文在南宋科场之中地位显赫，苏轼甚至一度成为对时文影响最大的古文家，大概并不为过。

　　在《文诀》中，苏文居于第三，在柳文(14篇，占7?3%)之上而在韩文(25篇，占13%)、欧文(18篇，占9?3%)之后，就比重而言，四家之文实相去不远，因此在总体上仍然继承了《关键》所确立的韩、柳、欧、苏的格局。另外，这四家之文在《文诀》所占比重都不太大，这应当与楼昉所选篇目众多、跨度漫长有关。不过也应当承认，在《文诀》中苏文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韩文的地位开始上升。

　　至《轨范》时，苏文的占比居于第二，似乎有所回升，但是如果将之与居于首位的韩文(32篇，占46?4%)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差距极大，韩文所占接近一半，而苏文只占1/6左右。由此可见，至南宋末期，韩文的地位日益尊崇，而苏文的影响有所减弱。当然，并列第三的柳、欧两家之文(均为5篇，占7?2%)的比重又不及苏文，可谓韩、苏并重而又以韩为主。究其原因，则在于理学思想兴起之后，选家对于苏文议论不正颇有非议，因此他们在选文中也开始更加推崇思想纯正的韩文，在检择苏文时则日趋严格。

　　不过，正如叶适所指出的，“以文为论，自苏氏始”。\[22\](P744)苏文长于议论，在论体文的发展史上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因此对时文而言，苏文始终有着不可取代的指导作用。叶适称苏轼为“科举之宗”，\[22\](P726)也正反映了这一情况。所以，从《关键》到《轨范》苏文比重位次的变化来看，它在科场之中影响虽然略有减弱，但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风气直到明代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如万历八年(1580)敖鲲在所编《古文崇正》的序中即说：“刻中惟苏文几四之一，以其于举业尤最为近。”\[23\]苏文的占比不仅重新回归首位，而且具体的比重数值也与《关键》极为接近。这当然是一个巧合，但也反映出苏文确有近于时文的性质，因此选家始终无法忽视它的作用。在《古文崇正》中，苏文复又回到与《关键》相近的比重、位次，恰恰反映出苏文在科场中的地位虽然一度有所动摇，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在古文选家编选、评点苏文之前，世人所能接触到的苏文都是白文形态，没有人规定应该如何阅读，观者可以无拘无束、各随所得。这显然无法满足专为应举的士子们的需要。当时的问题是，士子们不可能把时间、精力完全放在苏轼一家之文上，这一时期苏文选本的篇目数量又多，难以尽览，而且只阅读白文文本，也无法从中掌握时文的技法。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可以联结苏文与时文的读本，使士子在阅读之后能够迅速掌握有关时文的一些基本方法。正是在这一刺激下，古文选家开始从事编选、评点苏文的工作。

　　南宋时期流行的苏文选本，如《东坡先生文粹》之类，所录大多“皆议论之文，盖备场屋策论之用”。\[2\](P2717)古文选家则在苏文选本以策论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删芟遴选，将眼光集中在少数篇目尤其是历史人物论上。与此同时，他们精心安排篇目次序，借助卷首的读法，卷中的眉批、夹批、圈点等评点，将理论融入到具体文章之中。借助在每篇文章之前、之中、之后的提示，选家引导士子关注与时文相通的谋篇布局、立意遣词之法。有些选家甚至直接从时文角度出发审视属于古文的苏文。如谢枋得评《王者不治夷狄论》云：“此是东坡应制科程文六论之一，有冒头，有原题，有讲题，有结尾。”\[16\]即借助南宋试论的程式术语解析苏文的章法结构，这就大大缩短了苏文与时文的距离，显示出鲜明的科举导向。

　　如果借用“副文本”\[24\]这一概念来说，古文选本中的评点也属于副文本，它们附着在正文之上，与之共生。这是一种与白文截然不同的崭新形态。在此之后，士子们不会再陷入阅读白文时仅凭一己之力、暗中摸索的困境，借助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他们获得了吕祖谦、楼昉等人的辅导。这使得士子们能够看清苏文有资时文之处，进而由熟知读法领悟作法。因此，作为载体的古文选本堪称沟通苏文与时文的桥梁。

　　要之，选家精心选择出十数篇苏文再施以评点，揭示出程式差异极大的苏文与时文的相通之处，并尝试将苏文中有益于时文之法传授给士子。选家的这种方式在最大限度上减轻了士子的负担，因此自然获得了他们的青睐，古文选本也在南宋科场中迅速流行开来。古文选本中苏文的比重是其在科场之中产生巨大影响的证明，而古文选本出现后又为扩大苏文在科场中的影响推波助澜。出于指导时文的目的，选家的关注点也不仅限于苏文本身，他们也注意从苏文的实践中提炼规律‍‌‍‍‌‍‌‍‍‍‌‍‍‌‍‍‍‌‍‍‌‍‍‍‌‍‍‍‍‌‍‌‍‌‍‌‍‍‌‍‍‍‍‍‍‍‍‍‌‍‍‌‍‍‌‍‌‍‌‍。苏文评点中涉及的翻新出奇、先抑后扬、一正一反、将无作有等方法，已经成为论体文的通则。而且，如果将之与现在的议论文原理比照，会惊异于其间的相通之处居然如此之多。换言之，选家从苏文中提炼出的一些基本文法，至今也还有其指导意义。

　　以苏文学时文对苏文的流传固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时文本身的功利性，这一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弊端。

　　由于选家在编选、评点苏文之时都带有鲜明的科举导向，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只注意到苏轼的论体文，而忽视了其他文体。与此同时，选家对于苏文议论方法的兴趣也要远大于对议论内容的兴趣，他们的关注重点始终落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论文思想层面的价值。不过即以法而论，也仍有不同层面。苏轼在自评其文时曾说：“(吾文)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5\](P2069)这里就涉及到文章当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至法。但选家所强调的议论之法，却与此无关，大多是一些基本的行文法则。如此批点，固然可以部分揭示苏轼构思行文的情形，使其方式变得具体可感、有迹可循，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苏文的理解，抹杀了苏文的丰富内涵。朱熹在谈到吕祖谦的批选时曾质疑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25\](P3321)指出了选家以一种僵化死板的眼光审视苏文的毛病。在古文选本的影响下，士子在阅读苏文时也难免形成重法而轻义、重论体而轻其他的不良倾向。明人所说“而世腐儒小生辄举一二论策为便举子，便以尽长公”\[26\](P628)之弊，已初见于南宋。

　　钱穆认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可称为“科举社会”，其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27\](P31)这一社会形态在宋代最终定型。在此之后，绝大多数士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踏入仕途、跻身上层。在这种形势下，士人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时文上，他们的一切阅读活动也是为此服务的。因此，南宋古文选家通过编选与评点的方式教导士子以苏文学时文，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形态下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以时文为出发点的剖析方式因为切于实用、受众广泛，已经逐渐成为南宋士人理解苏文的一种底色。较之专家学者对苏文的解读而言，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与评点更能代表南宋一般士人对苏文的理解与接受情况。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刊载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美学理论、音乐理论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教学研究以及有关边缘、交叉学科的优秀科研成果。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和科研工作者。获奖情况：中文核心期刊(1992)、辽宁省一级优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