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的客家歌谣研究

　　摘要:客家歌谣是钟敬文民间文艺研究乃至民俗学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在其客家歌谣的研究历程中,钟敬文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忱与使命感,其治学思路经历了伊始的以收录文本为重,到转向时的多元视角研究,再到后期对民间与民族的回归与坚守,无不透露着钟敬文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钟敬文的治学态度也愈发成为后人学习的表率。

　　关键词:钟敬文;客家歌谣;民间文艺;学术史

　　钟敬文(1903-2002),原名钟谭宗,广东海丰公平镇人,笔名有静闻、静君、金粟等。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客家歌谣研究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开端,亦是一抹不一样的亮丽色彩。可以说,钟敬文的客家歌谣研究为其后来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客家歌谣学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材料,其价值可见一斑。钟敬文的客家歌谣研究也是在自发需要的促使之下进行的。

　　一、结缘: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纵观钟敬文的歌谣学建设历程,其以客家歌谣为主的研究主要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的“五四”前后到1928年的家乡和广州时期。这是钟敬文以极高的热情去搜集、探讨客家歌谣,并且成果颇多的一段日子,他当时对歌谣的采录、编辑工作,即便尚存缺陷,却仍是我国现代歌谣研究进程中极具意义的创造性工作。钟敬文家境颇为殷实,当他进入陆安师范读书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认为旧诗即守旧,于是他转变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尝试着写新诗,并开始记录和研究民间文学。出于其客家人的便利,钟敬文最先搜集研究的就是客家歌谣。在广州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时间里,他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整理出《粤风》。

　　随后的1927年,他又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职,这时,民俗学成为他最主要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他陆续出版了《民间趣事》和《客音情歌集》等民间文学手册。钟敬文与客家歌谣结缘的契机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与引导,于他而言,《歌谣》周刊给他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且深远的。钟敬文20岁左右在故乡海丰的小镇里教书,当时的环境让钟敬文十分反感,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环境压抑了自己的希望,也难以让自己开阔眼界,无法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样的环境,为他的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相当便捷的条件,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钟敬文开始接触到《歌谣》周刊,并开始进行客家歌谣等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和研究工作。初次阅读《歌谣》周刊,钟敬文喜不自胜,因为除欢喜之外,这本小刊物还引起了他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及对古典民歌的联想。于是钟敬文开始拼命地向周围搜求各种歌谣,获得了客家歌谣的第一手资料,并开始尝试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自此,钟敬文给他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树立了方向。

　　一段时间后,钟敬文被吸收成为歌谣研究会的通讯员。可以说,对客家歌谣的研究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钟敬文对于《歌谣》周刊的感情深厚,客家歌谣正是将他与《歌谣》周刊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当钟敬文回忆自己与《歌谣》周刊的关系时,钟敬文这样写道:“我跟她的关系,如果从寄稿算起,可以说开始于一九二四年四月。

　　在那个月份的十一日所刊行的周刊第五十四号《来件》栏里,这样记载着:‘四月十六日,收到钟敬文海丰歌谣六则。’这是我与《歌谣》有稿件联系的破题儿第一遭。第二次寄稿,约在这次以后的一个半月左右,该刊第六十一号(六月二十九日出版)《来件》栏里记载着:‘二十日,收到钟敬文《恋歌集》一册(内海丰山歌七十二则)’。这是我对她的第一件份量不薄的献礼。

　　第三次寄稿,则同在八月。该刊十月十九日出版的第六十四号,在《来件》专栏里有如下记载:‘八月九日,收到钟敬文广东海丰歌谣杂谈二册’。”[1]可见,在当时,钟敬文以自己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客家歌谣的相关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不断地搜集客家歌谣,且成绩十分显著。从这一点来看,钟敬文实则是积极呼应《歌谣》周刊搜集歌谣的号召,并且持赞同意见:“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被专门的研究。”[2]而且,钟敬文随后发表于《歌谣》周刊里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在家乡海丰一点一滴搜集到的客家歌谣资料。这也意味着,钟敬文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学者。钟敬文学术生涯早期的1924-1925年间写就的客家歌谣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歌谣》周刊中,我们也可以借此来探究钟敬文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思想。

　　他自认为自己在这一时间之内写的文章略显平庸,资料不足,甚至还会出现知识性的错误,但他也十分中肯地认为这些文章反映了自己在当时的观点和理解程度。[3]钟敬文在后来也指出,自己在研究初期,虽以搜集民俗学类的资料为主,但当时的研究视角仍然是从文艺学角度出发,而且是唯一的角度。[4] 钟敬文将自己当时向《歌谣》周刊投寄的资料及发表的文字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其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第二类是发表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小品;第三类是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信与讨论。其中,在钟敬文心中地位最高的正是那本承载着自己家乡文化的《恋歌集》。《恋歌集》记录的主要内容是广东东江一带的客家歌谣,以情歌为主。

　　钟敬文当时收到《歌谣》周刊的鼓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从当地讲客家话的人那里搜集、记录,最终掌握了几十首客家情歌。钟敬文之于《恋歌集》,不仅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搜集、考察,同时还怀抱着欣赏的心态去品读这些客家情歌。这本《恋歌集》不仅包含有钟敬文对学术最初的热忱与抱负,还有年轻人对乡土艺术满满的热爱。可惜,由于经费有限,《歌谣》周刊收到的集册都没能得到很好地处理,这本《恋歌集》也在众集册中无故消失了。

　　好在,钟敬文很快又在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并将之戏称为是《恋歌集》的“姊妹篇”,以示为对《恋歌集》的一种补偿。这本《客音情歌集》,由北新书局在1927年2月份出版发行,收录了客家情歌140余首,反映了客居五岭以东的客家人民勤劳刻苦的民风。这些情歌丝丝入扣、一往情深,十分具有客家歌谣的风采。综上,钟敬文之所以将客家歌谣的研究工作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五四”背景下歌谣运动的召唤。

　　如前所述,钟敬文一直将“五四运动”作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它不仅唤醒了钟敬文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指引着钟敬文走向新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道路。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也夹杂着部分偶然。北大歌谣运动刮起了一股不一样的文化风气,一时间,各个大大小小的刊物上都有了歌谣的影子,钟敬文所在的广东地区就有许多大报,如《群报》及其家乡的《陆安日报》一类的小报都开始刊载各类歌谣。见此状,素爱文学的钟敬文欣喜若狂,又“读过《诗经·国风》《古诗源》等作品,稍后还读了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大家知道,它里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谣谚,因此,不免‘见猎心喜’。”[5]加之他在“五四”之间就曾在古诗选集里接触过一些旧时的歌谣,本身对于歌谣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偏爱,享受回味着与歌谣碰面的“余味”,[6]因此,钟敬文会用客家歌谣敲开自己民间文学研究之门也就更显顺理成章。

　　在这之后他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活动,从各处搜集材料,走上了探索民间文艺的工作之路。第二,生活环境的渲染。钟敬文的家乡广东海丰,使用率较高的方言有粤语、闽南语和客家话,每种方言都有其使用范围,也有其专属的民间文学成果,钟敬文对这几种方言的民间文学成果均有研究。

　　不同的是,钟敬文的先祖属于客家民系,在他幼时的私塾时光里也是用客家方言交流与授课的。因此,钟敬文对于客家文化有着更深的情感基础,以至于其在搜集到的千首左右的歌谣中,客家歌谣占据了其中的全数之半。第三,对客家歌谣生活语境的考察。由于环境的便利,钟敬文对客家人的生活样貌十分熟悉。客家人受到环境的制约,大多数人每日作业于田间山岭之中,而且不论男女,都会外出做活,并无甚分别。对于这一点,钟敬文在《客音的山歌》[7]301中也有文字提及,认为大多数客家群众都是很能吃苦耐劳,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古代人民的风范,而这些都与客家歌谣的产生及内容有很大的关系。

　　二、转向: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钟敬文的客家歌谣研究方向由一般的文艺学讨论逐渐转向民俗学方向。在其最初的文艺学研究中,主要是利用对客家歌谣文本的观察,来研究歌谣的表现手法。在这一研究路径中,钟敬文通过对《诗经》的国风、乐府诗集以及搜集到的客家歌谣中的众多起兴手法类似的例子,用实证的方法探究了“起句相同,而后文各异”这一手法的成因,并利用客家歌谣中十分常见的句子“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子头来便不难”[7]311-315来强化自己论证的观点,十分有说服力。另外,在《客音的山歌》[7]300中,钟敬文除了意识到客家歌谣中多为首句三言的四句式和歌谣末尾往往附以衬词之外,还探讨了客家歌谣中善用双关语的特点,同时,他还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将客家歌谣与晋代、宋代的南方民歌进行比较,来总结它们具体用法的区别。

　　在《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7]311-315一文中,钟敬文总结出,客家歌谣爱用双关语,这与客家歌谣的“口头性”关系密切;并指出在客家歌谣的情歌中,这种表现手法更加婉转,也就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了。他还将双关语进一步细分为谐音不同字一类、用同体不同义的字以见义一类、双关与隐喻之间一类。对于这样的手法,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字游戏,钟敬文不这么认为。要知道,在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种文艺作品的表达手法,钟敬文的论证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无疑是十分新颖的。

　　三、回归:回到民间的坚守

　　钟敬文是一位十分具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中也时刻蕴含着十分强烈的人文色彩。他家境殷实,但是却十分体谅社会下层群众的生活,理解民间疾苦,而这也是其客家歌谣研究的情感回归。在《中国歌谣中所表现的醒觉意识》中,极力声讨封建地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压迫,称“他们的一举一动,差不多就是广大人民痛苦灾难的来源。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征收赋税,调用人力,强断人民的诉讼。这些固然都是对广大人民的榨取和压迫。有些时候,碰到那些特别残酷、贪婪的统治者,人民身上的灾难就更加惨重了。”[15]

　　21-44通过对不同地区民间歌谣的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劳苦大众们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对落后思想观念的痛斥与控告;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对自己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地位的赞扬与歌颂。同样的,《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15]45-73一文则浓缩了大多数底层女性的生活剪影。这篇长文在内容上涉及到了旧社会时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苦苦挣扎的惨痛人生,也借助客家歌谣之口让读者了解到这些传统的客家妇女对不正常的婚姻生活、不和谐的婆媳关系的强烈不满之心,以及她们在得到彻底的解放之后,对自己不一样人生的憧憬、对新生活的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等内容。若将本文中的众多歌谣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篇“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妇女婚姻生活的史诗性长诗”。[8]18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文艺研究》是文艺理论刊物。研究探讨古今中外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介绍各种学派，涉及思维科学、文艺学、文艺规律、艺术学、美学、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是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理论月刊。1979年5月创刊，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4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改由《文艺研究》杂志社出版。

　　综上,钟敬文的那些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元学科角度出发所撰写出来的客家歌谣的学术成果,还有那些适应于当时政治需求的学术成果,都为我国的民间歌谣学建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这里,若要细化到每一篇的价值评判,这并不能依据其在写文章时所使用的研究视角或是方法理论来定夺,而应该通过考察这些篇章的主旨、叙述、对理论知识的使用、案例材料的选取等来考察。对客家歌谣的研究开启了钟敬文的学术生涯,于他而言,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开端,其后来的研究也一直坚守着他从客家歌谣研究时就开始的那些坚守与执念。

　　参考文献:

　　[1]陈岗龙.钟敬文先生与《歌谣周刊》[J].民族艺术,2002(2):40-49.

　　[2]陈岗龙.钟敬文先生与北大《歌谣》周刊[A]//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纪念钟敬文诞辰一百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3:15.

　　[3]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J].民间文学论坛,1992(6):15.

　　[4]赵世瑜.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18-1937)[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7.

　　[5]钟敬文.我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J].文艺研究,1998(2):6.

　　[6]钟敬文,杨利慧.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5.

　　作者：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