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大藏经》的价值及文化蕴涵探究

　　摘要:藏文《大藏经》是一套佛教经典丛书，它涉及学科广泛，翻译准确，忠实于原文，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目录学价值，这部文献所蕴含的文化已深深融入藏族人民生活当中。

　　关键词:藏文《大藏经》;发展史;价值;文化折射

　　0引言

　　藏文《大藏经》是一部在藏区家喻户晓的古籍文献，它在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是人们研究佛学、藏学不可或缺的资料。藏文《大藏经》卷帙浩繁、内容丰富，除包括佛教经、律、论外，还涉及哲学、医药、文学、艺术等十多个学科的论著。相对其他文种的《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具有翻译准确和忠于原文的特点，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目录学价值。在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区社会，藏文《大藏经》不仅是一套丛书，也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藏文《大藏经》发展史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其他民族一起在开发西南和西北，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分别从尼泊尔和中原传入西藏，它与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苯教经过一千多年的互相排斥、互相融合，佛教逐渐形成具有自己完整体系和鲜明特色的独立流派———藏传佛教[1]。

　　藏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藏文献作为藏文化的载体，对于进一步了解藏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藏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自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字以后，藏文献便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被称为“译师”的学者为藏文《大藏经》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底吾史记》记载，译师的任务是把古印度佛经翻译成藏文。最先翻译的佛经有《宝箧庄严经》《宝集咒》《百拜忏悔经》等，后来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被翻译的佛经被存放在旁唐、噶美、钦浦等赞普寝宫。

　　那时，藏文献绝大部分是从古印度翻译过来的佛经，而佛经作为佛教三宝(佛、法、僧)之一，受到历届赞普的重视。在藏区，佛经翻译是发展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严格按照《翻译名义集》的规则翻译和译语审定，编纂出了藏文献的“三大目录”(《旁唐目录》《钦浦目录》《丹噶目录》)，三大目录被认为是藏文《大藏经》成书目录的雏形。佛教传入西藏的同时，各种佛经也从印度传入，经过多年的翻译与积累，到十四世纪初，第一部藏文《大藏经》正式诞生，被称为纳塘古版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学者在抄写、校订、编排相关典籍时，会对母版进行修订或目录增减，加之各地的组织形式、分类方法和入藏标准都会有所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不同的版本。在第一部藏文《大藏经》成书后的几百年间，先后形成了诸如纳塘新版、永乐版、北京版、德格版等十多种版本，不同版本《大藏经》收录的经典数量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典籍基本相同[2]。

　　传承和发展至今，德格版《大藏经》保存最为完整，甚至现今其印版都还在发挥作用，其雕版印刷技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而如今，其他版本如拉萨版、理塘版的《甘珠尔》保存还较为完整，其余版本印版基本已被毁坏或丢失。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经、律、论的总集，由《甘珠儿》和《丹珠儿》两部分组成，它是藏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它的产生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佛教经典的集结、藏文《大藏经》的成书以及藏文《大藏经》的雕版印刷，这些事件都是藏传佛教立足和发展的标志，在西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藏文《大藏经》的价值

　　在吐蕃时期，历代赞普都非常重视藏文《大藏经》的修订和编纂工作，不同时期的许多著名藏族学者和高僧都参与其中。到了清代，藏族、满族、蒙古族等译师们不仅对藏文《大藏经》进行了多次校勘，而且还将藏文《大藏经》翻译成满文和蒙古文。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逐渐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确定新译显、密经论的翻译规则，使翻译佛经得到统一规范。清代译师们除将藏文《大藏经》各种不同版本之间进行过多次对勘外，也将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及其他文种的《大藏经》进行过多次对勘，相互勘察异同，进行了补充和修订[3]。

　　此外，藏文《大藏经》中尚有不少经论是清代修订重译的，因此藏文《大藏经》非常准确，质量很高。正因为历代赞普高度重视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审定、编排等工作，且经千百年来陆续增补，藏文《大藏经》相对于汉文、蒙古文、巴利文等文种的《大藏经》，具有译语统一、译文准确和忠实原文等特点，被誉为佛经翻译的明珠，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目录学价值。

　　3藏文《大藏经》的文化折射

　　3.1藏文《大藏经》的装帧文化

　　藏文《大藏经》的装帧与其他民族典籍相比显得独树一帜，它的开本形式既不是左开本、右开本，也不是线装帧和无线装帧，而是把整捆藏纸做成的长条书组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汉族的手卷形式经本，而是由长方形的经叶组成，每部或若干卷，用夹板束为一箧，这种装帧形式称为“梵箧装”[11]。

　　藏文《大藏经》的装帧一般较为豪华，有些版本的每箧均有扉画，大多是藏族宗教画家手工绘制，构图别致，色彩鲜丽，颇有艺术价值。在版面的设计中，花栏是最常见的一种装饰，它就是在两条黑色的细线中雕刻一些花纹，花纹图案的种类很多，有佛像、佛画、六字真言、吉祥八宝图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云团中的莲花，这是高尚和纯洁的象征。经书的上下封面皆由夹板夹住，夹板多采用檀香木，上面一般绘有各种精细的图案，然后加以红漆描边，再用黄色绸缎包裹多层，最后用牛皮做成的丝条进行捆扎。如此讲究的装帧不仅是一种工艺艺术，而且是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更是藏族古代文化和审美的积淀，它代表着藏族文化的创造力。

　　3.2藏文《大藏经》的版印文化

　　藏文《大藏经》雕版印刷的规格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一般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多厘米，宽10多厘米，厚约3厘米。雕刻经版的木料多为秋天伐来的桦木，将无疤痕的木料劈成长块，经水煮、熏干，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再经水煮、烘干、刨平等工序，方可进行雕刻。雕刻之前，将纸张按木板的大小裁齐，把所刻写的藏文书写在纸上，然后反贴在模板上。

　　为了使字体显露，贴纸时，若用藏纸书写的可用湿布将纸浸湿;若用其他纸张，则需在纸上涂一层油脂。雕刻过程中，随雕刻进度，将要刻的部位润湿，这样不仅可使字体显露，而且可使此部位板质松软，不易损坏。印版书写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直写法，书写员直接将文字写于胚版上;另一种是间接法，先在纸上书写所要雕刻的经文，将纸张用清浆糊反贴于胚版上，待纸张上的字迹与图样转印于胚版后，再以清水清除书写样张。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书写员都严格遵守《藏文书法标准四十条》和印版尺寸内容的规则进行书写。

　　印版的刻制要求雕刻工匠技法娴熟，并具有良好藏文和绘画基础，如出现雕刻错误将带来很大麻烦和损失。印刷时，在版面涂墨，覆藏纸，然后用棕刷刷扫印成。藏纸一般用狼毒草根、白芷叶、沈皮香等为主要原料，其中白芷叶是上等材料，沈皮香为次等材料，狼毒草根则是下品材料，也是最普遍的材料。藏纸采用这些原材料保证了虫不蛀、鼠不咬，可以长久保存[12]。印刷藏文《大藏经》的用墨也是非常讲究，一般用黑墨，稍重要的用藏蓝墨或朱砂，更贵重的则用银粉、金粉，也有用玛瑙等宝石研成粉汁。

　　如今德格印经院还继续采用雕版印刷技艺进行藏文《大藏经》的印刷。在藏区，石刻藏文《大藏经》较为常见，几百卷经籍被刻在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几百万块玛尼石上。玛尼石按一定规则重叠而成，形成一堵墙，被称为石经墙，当地藏族群众称为“多卡”“多让”。

　　可以想象，把《甘珠尔》和《丹珠尔》都完整镌刻在几百万块石板上，这是一项多么繁重的工程，它不仅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劳作，而且还需要筹措大量资金。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石刻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信教群众自愿捐献的资金;二是个别活佛捐献的毕生积蓄;三是由寺庙或地方政府向百姓分摊募得的资金。据调查，在果洛地区的石经墙有十多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六七处，基本分布在甘德县和达日县境内，四川的石渠县、壤塘县也零星存在。这些被镌刻在石头上的藏文《大藏经》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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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语

　　藏文《大藏经》不仅是一套佛教经典，而且是一套涉及多学科的百科全书，它具有翻译准确、忠于原文的特点，蕴涵着较高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目录学价值。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藏经》的编纂工作，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布，历时近25年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编辑、出版工作宣告完成，它与任继愈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终成完璧。《中华大藏经》是由汉、藏两种文字组成的《大藏经》，这在《大藏经》历史上是首创，也必将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参考文献:

　　[1]窦修林，张适.《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质疑[J].东南文化，1996(4):109-111.

　　[2]方广锠.写本藏经的分期与特点[J].文史哲，2007(3):68-74.

　　[3]胡中才.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9):35-39.

　　[4]徐丽华.论《旁塘目录》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J].中国藏学，2015(3):120-127

　　作者：黄惠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