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时代祖形器的器型分类和用途寓意

　　摘要:仰韶时代出土祖形器类型丰富，形制各种各样，具象写实和抽象概括相结合，以具象写实圆雕为主‍‌‍‍‌‍‌‍‍‍‌‍‍‌‍‍‍‌‍‍‌‍‍‍‌‍‍‍‍‌‍‌‍‌‍‌‍‍‌‍‍‍‍‍‍‍‍‍‌‍‍‌‍‍‌‍‌‍‌‍。 29处遗址中，小型器遗址14处，中型器遗址6处，大型器遗址6处，3处器型不明‍‌‍‍‌‍‌‍‍‍‌‍‍‌‍‍‍‌‍‍‌‍‍‍‌‍‍‍‍‌‍‌‍‌‍‌‍‍‌‍‍‍‍‍‍‍‍‍‌‍‍‌‍‍‌‍‌‍‌‍。 器型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古拙写意型、具像写实型、贴塑装饰型、裸人型、模拟象征型‍‌‍‍‌‍‌‍‍‍‌‍‍‌‍‍‍‌‍‍‌‍‍‍‌‍‍‍‍‌‍‌‍‌‍‌‍‍‌‍‍‍‍‍‍‍‍‍‌‍‍‌‍‍‌‍‌‍‌‍。 主要用途寓意：小型祖形器可以称为饰祖，是早期的生殖神; 大中型陶祖、石祖已经具有明显的男根崇拜特征和原始宗教特征; 烟熏和饰白粉等特殊装饰和痕迹标记具有祈育象征意义; 祭坛和大型祖形砺石已经具有了原始生殖崇拜的完整特征。 祖形器就是早期的生殖神，是以男性生殖器本相表现的生殖神。

　　关键词：仰韶时代祖形器器型用途寓意生殖神

　　一、器型大小

　　仰韶时代出土祖形器和类祖形器的29处遗址，以20厘米、10厘米为界限，划分为大中小三类。 长度10厘米以下者，为小型器物; 长度10—19.9厘米之间者，为中型器物; 长度20厘米以上者，为大型器物。 归类统计发现，仰韶时代祖形器和类祖形器以小型雕塑器物为主，但也出现了大型雕塑及大型男根象征器物。 其中，候家寨遗址[1]出土的类祖型器，既有大型器，也有小型器。

　　笔者统计显示，仰韶时代出土祖形器和类祖形器，以小型器物为主。 29处遗址中，出土小型器的遗址，有15处，占比为50%; 出土中型器的遗址6处，占18%; 出土大型器的遗址6处，占21%。 另有临潼姜寨遗址[2]，甘谷灰地儿遗址[3]，南京北阴阳营遗址[4]，这3处遗址出土的祖形器，发掘报告记述不详，器物器物大小不明，不再赘述。

　　3.宝鸡福临堡遗址出土陶祖

　　(一)小型器

　　出土小型器的遗址，有14处，分省叙述如下：

　　河南淅川下集遗址出土陶祖1件; 形似圆锥，前端较粗，并刻有凹槽一周，与男性生殖器相似[5]。 偃师高崖遗址出土陶祖1件，长6厘米[6]。 汝州中山寨遗址出土陶祖1件(图一21)，残长5.5厘米[7]。 汝州北刘庄遗址出土陶祖1件; 残长4.6厘米[8]。 汝州洪山庙遗址，M1内出土的W39：1号陶缸上，彩绘出一人,其小腹下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9]。 灵宝西坡遗址，2000年出土石陀螺形器1件(H22:9)，琢、磨结合，上部有一凹槽，高8厘米[10]。 许永生认为应该是“石祖”[11]。 2001年又出土石陀螺形器1件，标本H104B9,上部有一凹槽,残高6厘米[12]。

　　陕西铜川李家沟遗址，在半坡类型晚期的灰坑H1内，出土陶祖1件，残长8.2厘米。 [13][14][15]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陶祖3件，石祖1件。 陶祖3件，标本T800④：81，残长3.6、径3厘米; 标本H819：1，可能是从器物上脱落的鋬，长8.6、宽2.3～3.3、厚2 2厘米; 标本T810②：49，圆柱体的鋬系一磨光的完整陶祖，泥质橙黄陶。 鋬长2.9、根径2.8厘米。 石祖1件，标本H366甲：9，灰色角闪花岗岩。 中间粗，两头小，中部一圈为白色石质。 [16]

　　山西万荣荆村遗址，出土陶祖1件，长约6厘米，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7]。 候马乔山底遗址出土陶祖1件，直径3厘米，残长近8厘米。 [18]

　　内蒙古托克托海生不浪文化遗址，出土石祖1件; 残剩祖头，磨痕明显(图)。 [19]

　　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陶祖1件，残长7.7厘米，径1.5—2.5厘米。 在T78中还发现1件玉祖,残长5.8厘米,宽1.02～1.3厘米,厚0.2～0.7厘米。 在另二探方中发现2件玉祖，形状较小。 [20]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共31件，仿男性生殖器，笔者将其称为类祖形器，可能是史前陶祖。 根据陶祖形器形态大小的不同，将其分为A、B两大类型，A型30件，为大型器; B型1件，为小型器。 B型器小巧玲珑，体积较小，顶端呈蘑菇形或椭圆长锥形。 标本91T0819：169，似为陶祖前半端残件，顶端尿道口清晰可见。 陶色为红褐色，陶制细腻。 残长7cm。 [21]双墩遗址出土陶祖31件，小型器此此1件，不计入小型器遗址。

　　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1件陶塑立式男性裸体全身像，腹下两腿间塑有形态夸张的阴茎和臀部，但未塑睾丸(图3，1)。 [22]

　　吉林省东丰西断梁山遗址，出土石祖1件，微残，黑褐色，滑石磨制而成，仿男子生殖器状，残长1.5厘米。 [23]

　　(二)中型器

　　出土中型器的遗址，有6处，分别是：

　　河南荥阳楚湾遗址,调查采集陶祖1件，泥质红陶; 根部残，龟头与茎完好，残长13.6厘米。 [24]

　　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出土仰韶山文化陶祖2件。 K.6458号标本，棕色陶质，表面黑晦，其底似曾附于一容器上; K.6459号标本，棕色陶质，表面黑暗，高12cm，此件标本有一平底可立于平面上。 [25]

　　河南安阳渔洋遗址，调查采集石祖1件,呈上细下粗的圆柱形,形状仿男性生殖器,高10.9cm,底部周长17.8cm。 [26]

　　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出土石祖1件，标本编号T25②：2，扁椭体。 采用天然石料，头端稍经磨制加工。 长13.8厘米(图一，3)。 [27]

　　陕西宝鸡关桃园遗址，出土陶祖1件，残长约13厘米，直径2.5厘米。 [28]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出土陶祖模型19件，原称“支脚”，高11～14厘米，底径9厘米左右‍‌‍‍‌‍‌‍‍‍‌‍‍‌‍‍‍‌‍‍‌‍‍‍‌‍‍‍‍‌‍‌‍‌‍‌‍‍‌‍‍‍‍‍‍‍‍‍‌‍‍‌‍‍‌‍‌‍‌‍。 [29][30]

　　(三)大型祖形器

　　出土大型器的遗址，有6处，分别是：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陶祖1件; 体型硕大，呈圆柱形，顶端有一个圆孔，酷似男性的生殖器。 [31][32]引人注目的是，此陶祖器型巨大，虽已断残，但残长仍达11厘米，茎体直径达8厘米，冠状最宽处达10厘米，复原长度约在30厘米左右。

　　湖北长阳渔峡口镇清江桅杆坪遗址，在大溪文化晚期文化层，发现1件残损的大型石祖，龟头部分残长5厘米，茎体直径6厘米×4厘米。 [33]

　　江苏江阴祁头山遗址,出土陶祖1件; 已残断，残长达22厘米。 [34]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大型“祖”形砾石和祭坑。 在城头山古城内发现了属大溪文化一期前段至二期前段(距今约6400～5800年)的大型祭坛,有祭台3个。 值得关注的是属大溪文化二期的祭坑内放置“祖”形大砾石。 祭坑H011、H345、H346是三个大的浅平坑,均置放大块“祖”形砾石,且三个坑距离几乎相等,恰好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处于祭台西北)东南最高脊背上。 发掘者认为:“这种大砾石,或许就是后来‘祖’的象征物。 ”[35]我认为这种推断是合理的。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类祖形器31件，其中A型为大型器物，共30件，器形整体粗壮硕大，头部为蘑菇形或椭圆长锥形，器身呈柱状。 标本92T062217：177，残件，存上半截，红褐色陶，胎粗糙。 夹蚌末，残高24.8厘米，最大径10厘米。 [21][36]

　　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出土9件仿男性生殖器、顶端为蘑菇形或圆柱形的陶器，复原件均高达40厘米左右。 如标本T1④:133，夹砂和蚌末红褐陶。 径13.1、复原高41.8厘米。 [1]

　　二、器型分类

　　统观仰韶时代的出土祖形器，类型丰富，形制各种各样，有大有小。 根据器型大小和残器残长判断，大者如江阴祁头山、高陵杨官寨、长阳桅杆坪等遗址出土的陶祖，原长均在30厘米以上; 小者如偃师高崖遗址出土的陶祖，长度仅6厘米。 经统计对比、综合分析，仰韶时代祖形器雕塑艺术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器物类型丰富，以具象写实圆雕为主。 从塑造技法看，大可分为捏、贴、堆、泥条盘筑等方法。 塑造方法主要是用泥块泥条直接捏塑成型之捏塑法。 圆雕、贴塑、绘画与贴塑结合的绘塑法等多种雕塑手法综合运用。 从器物类型看，28处遗址出土的祖形器和类祖形器，除城头山遗址出土器物为砺石外，其余27处遗址出土的雕塑品全部都是具象圆雕，占比达96%。

　　二是具象写实和抽象概括相结合，雕塑技艺不断发展完善。 从早期的随意、稚拙、意像、神似，到中后期雕塑技法逐步提高，发展到器型规整、写实、具像、夸张、写意，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具象与抽象相结合，造型丰富，制作技艺和水平逐步提高。

　　三是独立雕塑与器物装饰构件并存。 圆雕、贴塑、绘塑等多种艺术手法结合运用，且运用自如，逐步发展到将祖形器艺术化，男根艺术形象以各种形式得以完美表现。

　　具体地说，其器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古拙写意型

　　河南郏县水泉遗址[37]出土的裴李岗时代祖形器和各地出土的仰韶时代早期祖形器，大都造型古拙，以写意为主，器形制作并不形象逼真。 这类祖形器，基本上都是泥质红陶，模仿男性生殖器形状，以写实手法手工捏塑而成。 淅川下集遗址出土的陶祖，“形似圆锥，前端较粗，并刻有凹槽一周，与男性生殖器相似”[5]，但并不逼真。

　　偃师高崖遗址出土的陶祖长6厘米，小而细长，比例不并不协调。 [6]铜川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祖，为细泥质红陶，两端均残，初看就是一个小陶棒，祖形器特征不明显。 但其表面凹凸不平，中间有一孔，表明了其陶祖性质。 [13]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出土的石祖，残剩祖头，用圆长石磨制而成，磨痕明显，龟头部分尖细，犹如钻头，与男性龟头差别明显。 [19]

　　湖北京山屈家岭陶祖，上下端略残，器表披暗红色陶衣，胎色外层灰白，中部灰色。 质软羼碎陶末。 残长7.7厘米。 [20]屈家岭陶祖制作较粗糙，虽然具像，但塑造却也够写实，初看象一个陶棒，通过龟头、尿道孔特征才能确定其陶祖属性。

　　(二)具像写实型

　　在仰韶时代祖形器中，具像写实型器物是最多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一类。 其中，年代最早最写实的陶祖，应首推江阴祁头山陶祖。

　　祁头山陶祖，年代为距今6600—6300年左右，用夹砂红陶手制，虽已残断，但断残的小半部分，残长仍达到22厘米[34]。 此陶祖具像写实，模拟充分勃起状态的男性生殖器，龟头膨起胀大，冠头沟明显，冠头部分棱角突出，茎体劲起，红陶的本红色更加强了陶祖的勃起状雄劲效果，具有强烈的视觉着击力和审美感染力，是一件成功的男根陶塑艺术品。

　　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陶祖3件，其中，陶祖标本T800④：81，残断，仅余前部，圆柱体，磨光，泥质橙黄陶。 残长3.6、径3厘米。 作品具象写实，龟头外露,前端划一道口表示尿道,造型十分逼真。 顶部有一周环形沟，代表冠状沟; 正中偏下有从上到下长1.5厘米的浅沟，表示尿道,残断处显示茎部中空。 [16]

　　2.澧县城头山遗址H011祭台祭坑和巨型祖形砾石

　　汝州北刘庄遗址出土的陶祖，为泥质红陶，后半部断残，仅余4.6厘米[8]。 制作者很善于捕捉生活瞬间，抓取了包皮微包、龟头半露的瞬间状态，属于雕塑艺术中的瞬间美感，雕塑手法高超。

　　汝州中山寨遗址出土的陶祖1件，泥质灰陶，残长5.5厘米[7]‍‌‍‍‌‍‌‍‍‍‌‍‍‌‍‍‍‌‍‍‌‍‍‍‌‍‍‍‍‌‍‌‍‌‍‌‍‍‌‍‍‍‍‍‍‍‍‍‌‍‍‌‍‍‌‍‌‍‌‍。 此器虽然已残，但其龟头和少部分茎体保存完好，龟头部分具像逼真，圆润流畅，反映出仰韶文化晚期圆雕制作已达到较高水平。

　　其它如大地湾石祖、杨官寨陶祖、关桃园陶祖、福临堡石祖、乔山底陶祖等，都是具像和圆雕作品，各具特色。

　　(三)贴塑装饰型

　　用陶祖贴塑形式装饰陶器，多见于黄河中游甘肃、陕西、河南三省。 秦安大地湾遗址、宝鸡福临堡遗址、汝州洪山庙遗址出土的陶祖，都是这类器型的代表。

　　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陶祖3件，其中，2件均为器物上贴塑的附件。 标本H819：1，基本完整，泥质红陶，两侧边缘部分稍残，大部分为茎体，呈三棱体，顶部呈圆球状，底面略呈弧形，除底面外其他部分磨光。 此标本可能是从器物上脱落的鋬，长8.6、宽2.3～3.3、厚2.2厘米，茎部与顶部结合处加贴泥条，形成半环形隆起，根部右侧有小圆形泥块，左侧残缺。 顶部正中有上下方向长0.6厘米的深沟，表示尿道，形象逼真[16]。 艺术性地表现了带包皮软缩状态的男性生殖器。

　　标本T810②：49，带鋬的器物腹部陶片，饰有细绳纹，圆柱体的鋬系一磨光的完整陶祖，泥质橙黄陶。 鋬长2.9、根径2.8厘米，鋬顶部正中有上下方向的长1.3厘米的浅沟，表示尿道，很形象。 [16]

　　宝鸡福临堡陶祖，编号T40②：11，其实是一件陶器上的贴塑附件。 此器为“泥质红陶，捏塑于盆、钵一类器物的内壁，体圆柱形，前端戳有圆孔，下边两侧各附有一个睾丸”[27]。 这件陶祖的特点：一是仿生，阴茎前端略带夸张地戳一圆孔，两侧附带阴囊睾丸，自然真实，艺术形象地模仿现实生活中软缩状态的男性生殖器。 二是综合运用了多种雕塑技法，把圆雕、捏塑、贴塑、堆塑等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写实、对称、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运用自如，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四)裸人型

　　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马家浜文化陶塑立式男性裸体全身像1件(图三，1)，标本T114②：18，挺胸直背，上肢残缺，两短腿微屈，稍向两侧分开，腹下两腿间塑有形态夸张的阴茎，但未塑睾丸[22]。 该陶塑全形为一捏塑人体立像。 泥质灰红陶，色泽不甚均匀，残长为6.5 厘米。 胸腹外鼓，背部内凹，两只短腿微屈，稍向两侧方向分开。 其上肢已经残缺，两腿之间塑有造型十分夸张的呈锥形的男性生殖器。 在陶塑人像上特别突出地表现男性生殖器官，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意识到男性在生命繁衍当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

　　汝州洪山庙遗址，M1内出土有在陶缸进行泥塑的男性生殖器,编号W39：1号陶缸上彩绘出一人,“其小腹下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形体粗大,龟头部分涂有红色,中间刻有较长的凹槽,代表尿道口,因为在平面上无法绘出男性生殖器的立体形状,所以只好用泥条塑出。 ”[9]。

　　这件陶祖的特点：一是绘画雕塑两种艺术形式有机结合。 陶缸上先绘画出一平面裸人形象; 然后又在平面裸人下身处贴塑上一个圆雕陶祖。 这在仰韶时代陶祖中，是仅见的一例。 二是圆雕仿生。 陶祖形体粗大，远超人物比例，阴茎体和龟头具象写实，龟头刻划有沟槽，模仿尿道口，龟头部分涂有红色，略带夸张地表现劲起状态的男生生殖器。 平面人体与贴塑的圆雕陶祖巧妙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裸人形象。

　　(五)模拟象征型(支脚型)

　　这类器物，主要是指祖形支架、祖形支脚和祖形砺石。 它们本身并不是写实的仿生雕塑，而是在局部特征或功能上模拟男性生殖器，因此均被列为类祖形器。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一批仿男性生殖器、顶端为蘑菇形或圆柱形的陶器，共31件。 双墩遗址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双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祖形器可能是支撑炊煮器的支架，陈艳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勉强，应该是淮河中游史前陶祖。 [36]笔者赞同此说。 双墩遗址共出土陶祖形器31件，其中大型的A型陶祖形器器形整体粗壮硕大，头部为蘑菇形或椭圆长锥形，器身呈柱状。

　　双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祖形器状微弯曲，器底呈圆柱体或抹角方柱体，少数底部中空。 陶质多红褐色夹蚌末，胎质粗糙。 器物多素面，部分器物背部饰有脊梁或泥丁。 其中，标本92T062217：177，残件，存上半截，红褐色陶，胎粗糙。 夹蚌末，残高24.8厘米，最大径10厘米。 少数祖形器外弧顶端饰有竖装脊梁。 器物呈红褐色或黑色，陶质为泥质陶或夹蚌末陶。 标本91T0819：169似为陶祖前半端残件，顶端尿道口清晰可见。 陶色为红褐色，陶制细腻。 残长7cm。 [21]

　　侯家寨遗址也出土了9件陶制仿男性生殖器的类祖形器，底座为抹角方柱体，形体都比较大。 标本T1④：130，夹砂和蚌末红褐陶。 径11.6、复原高40.2厘米。 标本T1④:131，夹砂和蚌末红褐陶。 径12.2、复原高41.6厘米‍‌‍‍‌‍‌‍‍‍‌‍‍‌‍‍‍‌‍‍‌‍‍‍‌‍‍‍‍‌‍‌‍‌‍‌‍‍‌‍‍‍‍‍‍‍‍‍‌‍‍‌‍‍‌‍‌‍‌‍。 [1]

　　与双墩文化相类似的陶器，还有福建省平潭县壳丘头遗址，出土陶祖模型19件。 发掘者称其为陶“支脚”，夹砂陶制作，多为蘑菇形项，圆柱状器身，中空通顶或不通顶，底座外敞，呈喇叭口，周身戳印点线叉纹、菱格纹、三角纹。 有的顶腹间还有明显的手制抹痕，高11～14厘米，底径9厘米左右。 其外形及中空通顶的内部结构，酷似男性生殖器[29][30]。 笔者认为，这些陶“支脚”应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物，可以列为类祖形器。

　　三、用途寓意

　　在最近40多年的长时间里，一些学者不顾仰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脱离中国土壤和时代背景，用西方话语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用贞节说、巫术说、图腾说、泛性论等理论解释中国新石器时代祖形器，得出破贞器、巫术法器、触器、自慰器等说法，以及唯图腾论、泛性器论等观点，不仅主观片面，臆想武断，而且荒唐荒谬。

　　文化具有传承性、延续性; 中国的文化产生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承、延续; 因此，我们现代人很难从遥远的澳州、北美等海外原始部落找到产生上古中国文化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传说和现代民俗中都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很难从外国现代原始部落、民俗、传说、图腾中找到根据; 从外国，特别是从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及世界各地找来的神话传说、图腾文化、民俗资料等依据，很难解释中国文化; 即便是解释了，说服力也不强，其结论也未必可靠。 中国的文化基因，存在于中国人的身上; 中国的历史文化难题，还得从中国人身上和中国的土地上寻找答案。

　　(一)小型祖形器可以称为饰祖，是早期的生殖神灵

　　从各遗址发掘报告提供的数据可知，这些小型祖形器，器型大小从3厘米到8.6厘米不等，平均仅5.8厘米，大多在6厘米左右。 这些小型祖形器究竟有何用途或寓意呢? 仰韶时代13处遗址出土的小型祖形器，大都没有明确的功能特征。 但是，双墩遗址出土的B型小型祖形器，其末端有穿孔，与淅川下王岗遗址中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祖穿孔类似，当为系绳用[38]。

　　民间收藏的仰韶、红山、龙山、齐家等诸文化小玉祖中，大都留有对穿孔，用于穿绳佩戴; 有的器中龟头部钻一小孔，与底部相通，也用于系绳。 孙保瑞将这一类祖形器叫“饰祖”[39]陈艳认为，从全国发掘出土的遗址来看，这类体积较小的陶祖、玉祖或木祖，似装饰物，可以称为饰祖，是生殖崇拜表现形式之一，它应为随身携带或悬挂在某处以求生育或辟邪之用[36]。

　　迄今在许多民俗中仍然流传着随身携带的小型男性生殖器雕塑或男性生殖器尤其突出的人像，以祈求生育或辟邪之用，有的甚至将多个小饰祖串联成首饰，挂在身上。 在我国云南、西藏等省区一些少数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有些地区仍然流行将男祖竖立在门外、挂在房子或者画在墙上等处，以祈求生育、丰收、祛除邪气。 对此，我基本表示赞同。 但是，我认为仅仅把它们称为饰祖，并没有反映出它们的本质寓意。

　　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这种观念延续了数万年，生殖器也有灵性，祖形器就是主宰生殖的灵物或神灵，可称为生殖灵，也就是早期的生殖神。 这种生殖神，到商周时期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高禖”。 关于“高禖”为何方神圣，笔者另外撰文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二)精细制作的大中型陶祖已经具有明显的男根崇拜特征

　　仰韶先民，耗时耗力费神制作这些大型的祖型器和类祖型器，究竟作何用途呢? 笔者认为，一为祭祀，二为生殖崇拜求育。

　　6处出土中型祖形器的遗址，有两处遗址各出土一件中型石祖，长度均超过10厘米。 其中，福临堡石祖[27]，长13.8厘米; 渔洋石祖高10.9cm。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仰韶时代中晚期，磨制一件超过10公分的中型石祖，并非易事。 那么，当时先民为什么要耗时耗力制作这类没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呢? 答案只能是对生殖的渴望和对生殖神灵的崇拜。 渔洋石祖“磨制光滑,距顶部0.9cm处,有一周特意刻出的0.6cm宽的细小条纹。 ”[26]

　　长阳桅杆坪遗址出土的大型石祖，器体较粗大，但已严重残损，仅剩余龟头部分; 石祖由黑色墨石琢制，石质坚硬龟头形态逼真，尿道口呈张开状，冠状沟也十分明显，可惜阴茎体已残断，原器物长度不明，现残余部分长5厘米，茎径6×4厘米，经过修理，仍有光亮。 [33]发掘者根据残长比例修配了茎体，长度达30厘米左右。

　　在距今5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晚期，制作这样一件材质坚硬的大型石祖，不仅费时耗力，还要怀有虔诚的敬仰之情。 结合这些特征，笔者认为仰韶时代先民已经具有以陶祖、石祖为媒介物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崇拜的对象是祖形器，崇拜的目的是祈育生殖，祈求繁衍足够多的人口。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明确崇拜对象的原始崇拜，祖形器已经具有神的性质和地位。 仰韶时代先民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也就是对生殖神的崇拜,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来自于生殖神，来自于神圣的男性生殖器。

　　(三)特殊装饰和痕迹标记具有祈育象征意义

　　在小型祖形器上，已经很难找到使用痕迹。 但是，在大中型器物，或多或少都会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痕迹标记或特殊装饰，从中可窥探其用途和寓意。

　　双墩遗址和侯家寨遗址出土的类祖形器，粗壮硕大，部分支架上有烟熏痕迹，应和云南施甸出土的青铜时代陶祖一样，为举行男根祭祀仪式时所制[40]。 有的陶祖底座中空，这和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祖或石祖极为相似，底端中空应为插佩，以便在祭祀时插于祭台上进行膜拜[41]。 这种将男根的模拟物置于祭台上加以膜拜的遗风，迄今仍然能在江苏连云港、山东日照、枣庄、四川木里、云南西双版纳、贵州黔西南州清水江、西藏林芝等地的民俗中得到证实。

　　民国时代，山东日照涛雒镇下元一村有一男根庙，供奉的是一粗大男根，据说直径有3～5m，长度自地面一直到屋梁，然后捅开房顶，在房顶上还有3m多高。 据传说，这个男根是远古传下来的，有人工雕刻的痕迹，是远古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遗存。 [42]四川木里卡瓦村的岩洞内有个石祖“久木鲁”，汉意为男性生殖器，顶端凹坑不断有水滴入，求育妇女向石祖跪叩念经，并将细竹管一端口含，一端插入水内吮吸三次，象征吸入男子精液，然后诵经求子。

　　诵毕，按着巫师的示意，当事人提起百褶裙，在“久木鲁”上坐一下，象征求育妇女与石祖交合，借助石祖神灵保佑，才能怀孕。 [43]可见，至今对男根崇拜的遗风在很多地方仍很盛行，虽然崇拜的仪式不同，崇拜的物体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不同，从最初的类似于男性生殖器的山岗、自然石等，发展到人工雕琢的石祖、烧制的陶祖到后期的木祖、玉祖、铜祖等，但归根结底，是对男根模拟物的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衍。

　　细心的考古发掘者发现，祁头山陶祖上饰有白粉。 考古中发现的饰白粉现象比较少见。 这种白粉可能是石灰，与中原地区以朱砂殓葬有相似功能，起干燥作用。 但是，在灰坑中为一个陶祖专门施以白粉，仅仅为了干燥无论如何说不通。 笔者认为，红色陶祖上饰以白粉，可能是模拟男性白色精液，在崇拜或祭祀时祈育。

　　白色，在古代有很多涵义。 商代祭祀中均使用宰杀后脱毛洗干净的白猪白羊，如日本天理大学所藏甲骨中有一片：“丙午卜，御方九羊，百白豭‍‌‍‍‌‍‌‍‍‍‌‍‍‌‍‍‍‌‍‍‌‍‍‍‌‍‍‍‍‌‍‌‍‌‍‌‍‍‌‍‍‍‍‍‍‍‍‍‌‍‍‌‍‍‌‍‌‍‌‍。 ”(《天理》300) 白色表示干净纯洁、洁白无瑕，也表示事物的起始和原初的形态。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白色主要在人神相会、沟通生者与死者时使用，白色对于生死轮回和生殖意义重大，因为白色代表精液和乳汁，象征着生命的延续。 在这里，以白粉涂在陶祖上代表精液，表示人类生命的原初状态，祈愿新的生命轮回。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洪山庙遗址出土陶缸上的射精纹彩绘。

　　在河南汝州洪山庙瓮棺丛葬墓中，不仅发现了泥条塑的男根，男根头部刻有尿道口并涂红彩，而且还发现了四幅男性生殖崇拜的图案，这在仰韶文化彩陶中属首次发现。 四幅图案对男性生殖器极尽渲染。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前三幅图案所属瓮棺中的人骨，经鉴定都是成年女性，其中一位年龄在20—25岁左右，正当生育期。 在她们的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作者将其解释为祈求生育之意[9]。 在年轻女性瓮棺葬具上绘制这些男根纹饰，也可能还有其它的寓意，例如祈求生男孩、多生多育、氏族兴旺、阴阳和谐等。 同时，W71陶缸上还发现了以棕、白、红三彩绘出的特别纹饰绘画。

　　洪山庙遗址W71：1陶缸“腹的中部绘有四幅极其抽象化的图案,其周边轮廓似人头形。 先用白彩作底,以深棕色彩画出周边,中间以红彩、深棕彩在白底上画出主体图案,四幅主图案大同小异，依次编为甲、乙、丙、丁”[9]。 以甲图为例,“中间用红彩又绘出二个顶宽、底部略窄的似椭圆形的小窗图案,左边较矮,右边较高,左边窗高11、宽7.2厘米,右边窗高12、宽7.6厘米,其中部以窄条白彩分开,窗顶以深棕彩粗弧线镶边,底部用白彩画二个半圆形,左边半圆略大,右边较小,其下又画出二条深棕色短线相托,窗顶深棕色边的中部以红彩绘出较细的一束射线,中间的较长,两侧的稍短,呈扇形分布,射线不十分清晰,有的已剥落,可辨出左边五条,右边六条,两小窗下至底为白底。 ”[9]。

　　发掘者将这一组纹饰其解释为“似人面具图案”。 有的学者直接将其称为“巫师做法的面具”。 笔者认为，这些图案既非人面，又非人的面具。 在史前社会，无论人面图案，还是面具图案，都具有明确的人类五官特征。 而W71：1陶缸上的四幅图案大同小异，但均无人的五官特征，不可能是人类面具图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图案呢? 它是以另一种新的形式表现的男根纹。 W71：1四幅图案中，每幅图案中分别绘制了两具勃起直立的男根纹，上部的椭圆形的小窗代表膨胀的男根龟头，中部的窄条白彩表示冠状沟; 男根龟头顶端的放射状线条，表示射精; 丁图射线上方点一深棕色圆点，表示已经从男根中射出的精液。

　　因此，W71：1上绘色制的四幅图案，不仅分别绘制了两具勃起直立的男根，而且在男根龟头顶端部位，还绘制出表示射精的放射状线条。 这说明，生活在仰韶时代洪山庙遗址的人们，不仅已经认识到了男根的生育功能，而且已经认识到了女阴、男根、射精、精液与人类生育之间的必然关系，特别是已经认识到了精液的种子作用。 在人类社会慢长的历史进程中，史前人类长时期对性交和怀孕的关系一片无知; 对男性的生育功能和男性精液的作用也是盲然无知。 上述这些男根射精纹清晰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射精和精液的重视，以及对男性精液的珍视，这是人类对自身身体功能认识的重大进步和飞跃。

　　(四)祭坛和大型祖形砺石已经具有了原始生殖崇拜的完整特征

　　杨官寨巨型陶祖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器型巨大，虽已断残，但残长仍达11厘米，茎体直径达8厘米，冠状最宽处达10厘米; 如果按比例复原，此陶祖长度可达30-40厘米。 祁头山陶祖虽已残断，但小半部分残长仍达22厘米; 如果按比例复原，此陶祖长度可达40-50厘米。 如此巨大陶祖，其功能和寓意非崇拜、祭祀无法解释。

　　在城头山古城内发现了属大溪文化一期前段至二期前段(距今约6400～5800年)的大型祭坛,有祭台3个。 三个祭台均近圆形。 祭台2、3边沿皆有明确的烧砖垒筑的约30厘米高的边墙,边墙内是用纯黄土堆筑的中间高四周低的土台。 祭台1较大,南北长径约16米、东西短径约15米、面积超过200M2。 祭台由椭圆形大型土坛和深超过1米的40多个祭祀坑组成。 祭祀坑内或放陶器,陶器内有大米等祭品,或放置红烧土、砾石,或放置大兽骨,或积满草木灰。 [35]大型祭坛相邻的地区,发现3座5800年前的并列墓葬M678、M679、M680。 这3座并列大墓所葬可能是部落中具有高级身份并有权势的一家人[4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属于大溪文化二期的祭坑内放置着“祖”形大砾石。 祭坑H011、H345、H346是三个大的浅平坑,均置放大块“祖”形砾石,且三个坑距离几乎相等,恰好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处于祭台西北)东南最高脊背上。 发掘者认为:“这种大砾石,或许就是后来‘祖’的象征物。 ”[35]这种推断应该是合理的，这种祭祀就是对“祖“的崇拜，就是男根崇拜。 这种男根崇拜现象不只在城头山遗址有发现，在邻近的大溪文化中晚期的其他遗址也有发现。 如:长阳桅杆坪遗址发掘出土大溪文化中晚期大型石祖(T3:5)(17),京山屈家岭遗址中出土屈家岭文化早期陶祖(T117:5A(1)(18)。

　　祭祀、烧香和跪拜是中国原始崇拜、民间崇拜的基本崇拜形式; 祭祀对象(神主)、祭坛、祭台、祭品(酒、牺牲、粮食)祭祀仪式是原始崇拜的基本组成元素。 以稻作生产为物质基础的城头山祭坛，已经具有了原始生殖崇拜的完整特征。

　　四、祖形器就是早期的生殖神

　　仰韶时代29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类祖形器和类祖形器，累计数量达近百件。 其中，有小型饰祖，有制作精细、具象写实的大中型陶祖、石祖，还有圆雕型裸人陶祖和平绘贴塑结合的装饰型陶祖。 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祖形器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喜欢亦步亦趋追随西方话语的脚步，热衷于寻找维纳斯、女神、地母神之类的文化艺术证据，而对中国的考古成果不太关注或缺乏深入探究。 其实，中国史前和仰韶时代不乏生殖神。 在考古发掘遗迹中，此类雕像的确不多。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稍稍移向民间，就会发现，类似地母神、生殖神之类的史前女性雕像、男性雕像并不少见，只不过得不到文物部门承认罢了‍‌‍‍‌‍‌‍‍‍‌‍‍‌‍‍‍‌‍‍‌‍‍‍‌‍‍‍‍‌‍‌‍‌‍‌‍‍‌‍‍‍‍‍‍‍‍‍‌‍‍‌‍‍‌‍‌‍‌‍。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两大生产，其中又特别重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殖崇拜现象的探索。 近40多年来，中国学者从历史考古、民族民俗、神话传说、图腾文化等各个方面对生殖崇拜现象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 论及石祖、陶祖等各类祖形器，宋兆麟说：“我国各地发现的男根遗迹，就是‘象征形体’，是相当原始的形态。 ”[44]于锦绣称其为“生育灵”，认为“‘且’崇拜和男性祖先崇拜均是父系制血缘群体的伴生物和共存体。 ”[46]

　　杨学政认为陶石祖等男根性器象征物，是“表示生殖中的超自然力量，即神或‘精灵’的象征。 由于男女性器官表现了被反映的神或精灵的属性，因而成了神圣的生殖神或不可捉摸的生殖神灵。 ”[45]杨知勇称其为“祖灵”，是男根本相，且认为这些石祖和玉祖，完全以写实手法表现勃起的男根，“显然是远古时代的崇拜对象”[46]这些观点和结论，我都赞同。 但我认为，这些还不够，还应再进一步给这些器物一个直接的定名：生殖神! 这些以陶祖、石祖为主的祖形器，就是中国最早的生殖神。 其中，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裸人陶雕像，距今6000年，是我国迄今为止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生殖特征明显、具有完整人像特征的生殖神灵。 [47]

　　参考文献：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定远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J].考古学报,2019(1).

　　[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张正明,等.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A].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4]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8(1).

　　[5]汤文兴.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中原文物,1989(1).

　　[6]洛阳市偃师县高崖遗址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96(4).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J].考古学报,1991(1).

　　[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90(2).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1(11).

　　[11]许永生.黄帝铸鼎原与中华文明起源[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