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摘要】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是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二者分别侧重社会和国家作为主导性力量来推动整体性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构成了现代主流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主脉络。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前两种范式的解释力遇到了挑战。一种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先由体制外产生的政党通过构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与期望体系，实现新式权力结构革新，进而助推国家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逐步登场，并彰显了极具潜力的理论和道路力量。

　　【关键词】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

　　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有两种基本主导范式，一是以早发内生型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强调社会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强调弱国家、强社会，注重社会或市场的自主性1;另一种是以后发外生型国家为代表，即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威权社会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能动性，以国家权力为集聚社会资源以通向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这两种范式在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进程中，均彰显了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随着社会复杂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尤其是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两种理论的适应性均出现了不足。另一种范式理论，即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政党中心主义”应时而生，蕴含着更大的解释力，这一理论尤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具有巨大的前景性。

　　一、“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的内涵

　　从宏观历史视野看现代化的主流道路，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以国家主导或社会先行为主要演进范式。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其文明由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这种转型路径呈现出两种类型，一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一是以德国、俄国与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

　　(一)“社会中心主义”范式的动力机制近代英美两国的兴起，是“社会力量、商业集团的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2，这是一种围绕社会或市场为中心展开发展之路的模式。当然，社会中心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也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它起源并兴盛于英国，并且不断演化发展，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是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发展模式之一。从发展演变来看，“由最初着眼于政治自由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内，由最初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主张国家干预;当国家职能越来越多、难以保障全社会的自由时，又主张为政府减负，重提自由市场经济主张”1。

　　这种发展模式的优点是显著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使得这一模式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对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层面的个性解放及生产力的极大推动，使得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创新，是社会本位、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的体现。这样全部经济关系都是以个人为核心构筑起来，社会财产所有权结构中个人占据较大比重。“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必须严格地保证个人财产的独立性和转移自由，即政府创造一个政策环境，使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2政府在这里主要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它服从于社会力量的根本性安排，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然这一模式也是存在弊端的，主要是社会自发性与国家整体性及长期性利益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容易导致国家必要干预的作用下降，以及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

　　正如拉斯基所言：“在经济领域，国家变成了商业的附庸，国家的习惯也被商业所要求的新环境所改变。甚至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为了市场，为了权力，也就是为了间接地增加国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3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拉斯基进一步分析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以权力和财富为追逐目标，并且极力反对权威的干涉。“经济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知识。但是人们探索知识与其说是处于无用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处于强烈的信念，即相信知识是通往权力的钥匙。”

　　4这样知识分子就走向了国家的对立面，因为“限制人们探索知识，就是限制人们获得权力，而权力可以带来财富和荣耀”5。可以看出这一范式在潜在层次上对思想价值的冲击，以及对政治权力结构异化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社会中心主义经济制度所建立的“阶级关系使分配能力无法赶上生产能力”，尤其是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社会分配矛盾的激化。以至于产生了为追求高利润而出现的“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进而出现了一系列后来的战争危机，使得自由主义“成为自身目标的囚徒”。

　　(二)“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强势效应

　　国家中心主义以德日为代表，实际上在欧洲大陆，例如俄国、法国也是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导作用。19世纪的德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尤以外交危机为甚。“由于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孱弱，德国内部政治革命的压力远不及西欧工业化的经济压力”6，国家建构由此成为德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意志国家主义，代表了一种与启蒙运动对立的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后发展政治理论。德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道路，表征着一种发展型国家的滥觞。”

　　7贾恩弗朗哥·波齐总结了早期普鲁士国家机构的三个特征：军事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广泛重叠、政权偏向于从同一个特权等级即容克中任命行政人员、偏向于行政单位由多个人实施操作。8这种“发达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体系模式”使得德国后来居上迅速崛起，但是“终因牺牲自由的专制主义而走向毁灭”。德国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产生的强势效应，使得人们对国家能力产生了多维度的深度思考。国家中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自主性”，斯考切波将其定义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9。

　　在国家中心主义语境下，政治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社会的目标由国家确立，社会的控制和秩序由国家实施。进一步而言，在外在形式上是“组织凝聚力很强的国家官僚集体，尤其是与当前主流社会经济利益相对独立的职业官僚集团”10通过公共政策的确定实现国家自主性的能动。国家自主性的能动作用以国家能力为支撑，这种能力是“国家从社会积聚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可资运用的力量，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整体效能”1。

　　从对内对外两方面可分为六种能力，对应前者的是资源积聚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经济管理与社会服务能力;对应后者的是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能力、参与创建国际机制的能力、国家力量提升能力。类似地，王绍光认为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有七种基础性能力，即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2这样国家就成为了“一套集中关注于积聚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有着自己的特定利益，自主性地、有时是决定性地影响国家自己的安排和政策”3。

　　(三)两种经典范式解释力的根本性局限

　　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作为历史变迁进程中产生的理论范式，必然受到一定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两种理论范式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对社会或国家两种政治行为主体一方的偏重，而忽略了社会整体性利益的表达，即缺乏有机连接二者的力量，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对“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而言，社会的创造性与自发性的张力，构成了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和多层次性，弥合其与国家权力的制度化张力是这一范式的重要关切。对于“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而言，它容易产生国家权力的官僚化，国家权力在社会结构上起到牵引性作用，社会的创造力会淹没在权力结构的强制力中，是一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

　　在后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出现了阶级群体与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确保国家的有序和社会的进步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因此，政党作为整合和表达的工具的制度化力量出现了，并逐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逐渐从整合的角色走向了引领的角色。在这里，以社会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显然对政党作为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力量新范式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充分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二、“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出场及其价值彰显

　　有学者指出“重整社会”是晚近百年中国问题的重要内涵，社会的衰弱无法为政治确立基础，国家建构更无从谈起。自传统自然经济格局所形成的“一盘散沙”转型为现代社会与经济形态，“非得经由生产方式的重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换，进而引发社会变革，造成新型社会形态，继而提炼出新型政治形态不可”4。这里牵涉到了几组核心概念，即国家秩序的稳定、规范与期望体系的确立以及权威等级的沟通有效。

　　只有基于此，中国社会与经济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基本逻辑进路。建构这样一套体系化的秩序形态和制度框架，还需要一个贯穿其中的主体性力量，这种政治力量需要有使命的自觉性和行动的有效性，它充当的是整合力量、表达利益和塑造政治共同体的中介性角色。回溯近代民主潮流，只有政党能置于这一角色上。

　　相对于早发现代国家内生型政党的产生不同，后发型国家面临的是国家的重组和失序的治理，政党的产生在政权建立之前，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例如苏联国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力量博弈也是以政党为主导的。从清末革命党人到军阀混战时期的多元政党，再到国共两党角逐，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边缘性的政治力量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权力和组织中轴，中国现代化的阶段也可分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以党兴国三个基本阶段。这个进程也即是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出场和发展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价值理念宣扬、整体性的社会动员以及逐步的制度供给，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任务转换，再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角色的时代赋予。中国的现代化逻辑和党自身的现代化逻辑是高度契合的，党的功能不仅具有自身现代化的使命，也具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必然属性。

　　三、新型主导范式的超越与文明多样化的价值通约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现代化主体力量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从历史和制度两个维度构成了对“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超越。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学说，强调社会矛盾与阶级作用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在方法论层面上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中的社会中心取向，其经典代表是统一战线理论，其严重异化的形式即是列宁强调的“尾巴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以社会为中心的行动方法论，强调大兴群众性的罢工运动，有时是极端化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行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也有以国家中心主义的阶段化倾向意识，这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有所表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单纯地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充足的政治权威性与强大的执政能力。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利益可以做尽可能多的权力让渡，相信两党合作可以建立起规范化的国家政权制度和权力运行体系，自己可以在制度化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发挥本党的主体作用，这就导致了后期理想革命的憧憬在现实中被国民党这一有着列宁主义外在形式的“弱势独裁政党”1所击溃。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片面强调统一战线作用而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同样是对政党主体能力的不自信与不自觉，在后来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下才使革命形势扭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国家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国共两党都有表现，中国共产党从减少战争的危害程度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大义立场发出“联合政府”的倡议，只是一开始国民党政权抱有军事幻想而拒绝了这一政治倡议。在战争形势于国民党极度不利时，国民党后来的政权诉求都已为时已晚。

　　所以，指导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在路径依赖的“锁定”情势下，依然是政党中心的政权建设路线，并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从制度分野的角度来看，中西方在主导现代化力量的范式上因其制度的起源模式与权力互动机制的不同，三种范式取向都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都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支持性资源”2。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党政干部学刊》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马列理论素养和实际能力，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

　　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人”或“理性人”假设，还有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人”假设，以至政党中心主义的“党性人”3假设都可以获得文明多样化的价值通约。然而，在前两者出现治理和领导有效性式微的情景下，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汇现代政府治理体制与党兴国体制于一境的新型政府治理形态图景的全面展现”4，就用实践证明了这一范式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实际的契合性。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情境下的政党中心论，并不完全同国家中心论相对，而是国家中心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扩展和修正，更与社会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相一致。

　　因为，中国共产党可以看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追求整体的利益，同时也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政党中心论关注到中国政治情境下的政党对政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与引导，显然超越了国家中心论的范畴。”5这一范式构成了与前两种范式在全球文明视野下的竞争性并立，共同推动全球政治文明的发展，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索、印证与比较生存。

　　作者：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