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摘 要：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居民消费升级将发挥关键效用。文章首先从居民消费升级内涵及历程出发，明确居民消费升级特征呈现出消费个性化、消费便捷化、消费颜值化、消费绿色化。在此基础上，从塑造服务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结构、联动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贸易水平四个维度切入，探究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机制。但不可忽视的是，现如今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运行中依然面临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引致的供需约束、收入分配环节不畅引致的消费约束、技术引进创新缺失引致的产业约束、企业营商环境弱化引致的资源约束、短期消费复苏过热引致的管制约束等挑战。故此，本文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异化促就业保民生、强化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效益型企业营商环境建设、规范和发展消费信贷等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居民消费;消费升级;消费结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商环境建设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全球化消费市场的有效支撑。一方面，我国通过引进众多发达国家产业与技术转移，实现产业类型大规模转变的同时，提升了产品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面对供给和需求相对平衡的国际大循环，我国已由“初级开放小国”转变为大规模国际消费市场和强大内需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胡浩，2020)。但随着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国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全球消费格局开始大幅调整。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重全球经济市场的“病情”。全球消费开始陷入低谷，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间歇性中断迫使国际供需出现相对疲软态势(夏斌，2020)。此情形下，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垄断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随之席卷而来。全球贸易形势受到严重冲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幅度高达4.3%。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以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来看，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重点打通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进而通过扩大内需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尤其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顺利达成后，居民消费升级与内循环格局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机制。这促使诸多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脱颖而出，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参与度与发展地位的同时，也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创新发展动能。此外，2022年全国两会也提到，保持居民消费平稳升级，能够强化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与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消费内需战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积极形成内外需兼容互补的‘双循环’格局”。对此，基于居民消费升级促进内需扩大背景，深入认识居民消费升级与双循环发展关系，是全面铺设“十四五”时期内外需体系的根本之策。

　　一、居民消费升级内涵及历程

　　(一)居民消费升级内涵

　　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直接反应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向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阶段迈进，居民消费需求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从注重物质转向注重服务、从注重生存转向注重享受。这一角度来看消费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遵循“生存—发展—享受”的逻辑关系，追求的是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进一步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居民消费升级可理解为“满足居民物质需求”和“满足居民物质需求的形式”。前者重在强调居民各种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结构改变与层次提升，直接反应居民消费发展趋势与水平，映照了消费结构的变迁;后者则强调满足居民物质需求的形式，是一类过程性的消费体验，映照了消费品质的提升。所以，居民消费升级不仅是整体消费水平与质量方面的提升，还是经济平稳运行的最直观体现。其反映的是投资和消费的有效结合，是供给端与需求端高水平动态平衡后社会生产与生活结构的持续改善。鉴于此，本文基于双循环新格局认为，居民消费升级本质是居民消费意识与消费形式发生转变，继而通过催生新型消费热点，持续增强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最终实现消费结构与消费品质提升的一个过程。且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消费升级会同步调整并革新新消费业态，扩大内需助力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格局。

　　(二)居民消费升级历程

　　1.第一次居民消费升级：1978—1983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战略。由此，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的时代悄然来临。这一转变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得社会生产环节与要素发生颠覆性改变。尤其此前强调追求重工业发展的理念得以改变，发展轻工业与农业呼声愈演愈烈(计金标等，2020)。此背景下，满足社会民众不同物质发展需求，成为社会经济重要发展导向。1979—1984年，农村统分融合经营模式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改革重点，引领居民消费向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升级。

　　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全面升级。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1978—198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43元涨至653元，农村民众人均收入从133.4元涨至355.4元。一定程度表明，轻工业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丰富供给开始具备需求空间，并使得消费者开始具备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农轻重三业基本协调促动消费升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以往“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政策，并将社会居民消费提升到国民经济重要发展地位。可以说，此次会议彻底打破过往配给式供应，转由寻求自主式消费，并注重发挥市场经济效益，协调农轻重三业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到1984年我国农轻重三业比例达到34∶31.7∶34.3这一较为平衡的发展状态，基本可确保居民自主式物质生活追求，成为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基石。

　　2.第二次居民消费升级：1984—2009年。

　　1984年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资金信贷、经营范围、市场准入等逐步放宽。这一背景下，个体经济、集体经济等均获得大力支持，促使多种经济方式蓬勃发展，极大改善了居民消费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作为改革重点，在金融、外贸、财政等多角度全面引进市场主导机制，拓宽居民消费渠道的同时，使得消费市场开始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何雄伟，2020)。1992年，国家为深层次放活消费市场，先后设立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经营的零售企业，以进一步激活居民消费热情。据统计，1992—2009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051元上涨至9226元。居民对于粮油、食品等基本保障性消费支出下降明显，教育、娱乐等消费支出则上涨明显。

　　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空调、大屏高清彩电等高端消费受到居民青睐。这一阶段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0.5以上阶段降低到0.4—0.5阶段，居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更有能力提出舒适型需求，并享受高质量的消费生活。可以肯定的是，居民享受型消费在此时期开始突显，但消费方式仍然以发展型为主导。换言之，虽然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能够支撑居民进行高质高量型消费，但主流消费依然是家具、电器等日常用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此阶段我国传统四大件产品(手表、电风扇、收音机与缝纫机)与新型四大件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所占据的市场销售额比例依然超过60%。但也不可否认，此时期居民个性化、高端化消费趋势所聚焦的享受型消费开始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

　　3. 第三次居民消费升级：2010 年至今。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开始发生重大改变。

　　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自2010年，我国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促使通信、医疗、教育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金额由9226元陡然上升至24100元。其中，享受服务型消费支出于2021年达到10645元，占消费总支出44.2%。据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告》，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升态势超过出口、投资拉动作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引擎。一是消费新业态持续涌现。现代技术不断发展下，我国消费业态向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新消费业态领域积极扩展。例如，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从21世纪初的4.23%增至9.79%;文化教育的消费支出占比也从10.32%增至15.34%。

　　二是消费品质持续增强。多数居民已不再满足于生存发展型消费，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型品质消费，如绿色消费、数字消费。三是消费意识持续升级。《2020 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超70%消费者具备可持续的消费意识，并愿意为此类产品溢价进行付费。可以预见，在国内制造业不断精细化背景下，消费意识持续升级倒逼众多可持续产品出现，促使产业链环节快速向绿色生产、绿色销售等转变，夯实我国双循环新格局构建地基。但也不可否认，我国服务消费领域仍然具有较大增长空间。《2020中国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服务消费仅占 GDP 的54.5%，相较世界67%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与发展潜力。

　　二、居民消费升级的特征国家统计局

　　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经济增长5.3%。显而易见，居民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近些年，随着高新技术与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逐步由满足基本温饱转变为满足精神享受。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促使居民消费预期也持续增强，表现在居民消费升级方面即是物质消费需求增速渐缓、服务消费需求全面增长，且占消费支出比重持续增大。

　　此情形下，新型消费市场得以快速形成，赋予了居民消费升级全新特征，成为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关键动力。消费个性化。传统以产定销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作为单一个体的消费者大多缺乏表达自身消费需求的机会。因此，企业工厂多数情况下是依据消费市场整体需求，宏观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而在服务型消费全面发展下，传统单一性、盲目性的以产定销消费体系被逐步打破，衍生出更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消费者希冀通过购买个性化、定制化产品表达内心消费意识，而非单纯满足自身消费欲望。可以说，个性化消费对居民消费升级有着长效拉动效应(罗朝能、吴怡，2020)。

　　并且，大数据、物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居民更加层次化与个性化消费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全方位推动商家与消费者跨界融合，实现市场经济循环流转与产业互联互通，持续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情绪需求。消费便捷化。居民消费升级本质是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快速联结供需双方，提高生产与流通效率(张晓群等，2020)。在创新生产层面，高科技技术通过升级采购、生产、销售、物流、售后等环节，以最大化实现供需流通动态平衡，提高居民消费便利化。在服务消费层面，以旅游、娱乐、教育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型消费开始由线下服务转变为线上服务，有效节约沟通成本的同时，极大提升了消费者购物体验并为扩大内需提供基本保障。

　　例如，盒马、饿了么、小红书、美团等生活服务类APP，通过搭建集合美食挑选、线上点餐、无接触送达、售后评价等一体化服务渠道，极大方便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总体来说，消费便捷化背后充分反映出消费技术的革新程度，并通过数量和质量极大拓展了居民消费升级空间，为扩大内需提供坚实基础。此类多功能信息化消费平台的出现打破原有时空固化限制，将许多不可贸易产品转变为可贸易产品，极大提高服务供给种类与质量，便捷消费流程。且随着消费渠道不断拓展，更多新型居民消费场景被不断创造，从而提高消费便捷程度，为双循环新格局构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消费颜值化。

　　消费颜值化发展凸显出居民消费需求不只是一味追求价格低廉产品(傅文怡，2020)。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加强了消费者间的沟通与联系，还促使颜值消费成为一种新消费理念。此背景下，以颜值消费为热点的新商业模式迅速发展，对于促进消费市场经济内循环极具增速提档效用。追求美观、高品质产品是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集中表现，改变居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全新价值观念与消费意识。据百度营销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快消人群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洞察报告》)，到2021年底颜值消费的四大热门赛道(医美、化妆品、美发、健身)十年来得到逾1.3亿元的融资。这表明消费颜值化已成为消费热点，并带动资本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

　　其一，从社会消费结构层面来看，消费颜值化的形成主要由于以“95后”为代表的新一代消费群体(简称Z世代)广泛崛起。据《洞察报告》数据，2021年我国Z世代人数量已接近3亿，撬动的消费支出超5万亿元。

　　其二，从消费群体层面来看，女性消费者是消费颜值化形成的另一群体。据京东大数据研究院2020年发布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6—35岁女性消费者作为颜值消费的主力群体，消费占比高达47%;尤其是在首饰、化妆品、美容等消费领域，女性消费指数高于男性群体7倍。消费绿色化。在社会经济迅速由高速向高质转换的时代背景，消费绿色化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也是国家极力提倡的新消费取向。就消费绿色化的表现来看，其较为注重环保、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崇尚勤俭节约的消费意识。照应到实际居民生活消费中，智能化、低碳化、健康化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新潮流(张国政等，202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全国累计建设绿色购物中心逾 500 家。据外卖电商平台统计，2021年前三季度的外卖消费选择不用提供餐具的绿色消费倡导者已超 1 亿人次。

　　这表明，绿色消费意识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重视。同时，居民绿色消费对供给生产向绿色低碳转型、提升我国消费市场吸引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国家发改委 2021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2021年总体达到352.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占我国新车销售总额的比重跃升至13.4%，同比增长8个百分点。且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机构测算，截至2021年底，现有的新能源汽车每年在使用时期能够减少约1500万吨的碳排放。总体来看，居民消费持续向绿色化方向发展，不仅使得绿色消费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也为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夯实底层逻辑，进而持续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动力。

　　三、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机制分析

　　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是国内市场稳定和强大的根源。长远来讲，双循环新格局体系构建的最终目的是以促进均衡发展、全面保障民生为落脚点和出发点，聚焦居民群体未被满足的各类需求和亟待开发的潜在需求(辛本禄、刘燕琪，2020)。对此，促进居民消费持续升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深层次畅通国内大循环显然成为“十四五”时期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战略基础。

　　(一)居民消费升级

　　通过塑造服务消费业态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居民消费升级促使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推进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提速发展。这一过程中，居民消费升级亦反哺“物联网+智能生产”“大数据+云计算”“AI+5G”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并通过重塑服务型消费业态助力国内消费结构发生变革。细致来说，居民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强大内需拉动下，服务消费有了发挥海量经济效益的空间。借助经济产业化、数字化手段，服务消费业态得到创新，并结合规模化市场产生了叠加经济效应。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基建投资金额将达10.6万亿元。

　　“十四五”战略规划开局之际，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征程，要求新基建成为刺激国内经济恢复新增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可以预见，未来新基建投资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带动效应不可忽视。进一步参照以往国际经验，居民消费升级将逐步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市场型服务消费渐次取代传统商品消费;二是以娱乐为主的享乐型服务消费需求持续上升。某种程度上，服务消费是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下的产物(白萍、伊成山，2019)。居民消费升级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切实可行。

　　这一形势下，服务消费随新消费业态得到培育和发展。2021年我国服务类产业在国家经济整体占比为55.48%，比第二产业高19.07个百分点。同时，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金额占总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4.2%，并且未来可能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高效发展。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居民消费升级也助力服务消费实现同步变化，以最大化发挥我国大规模市场优势与释放内需消费，提升经济循环潜力。与此同时，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2020新消费洞察报告》点明，2020—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升级预计将推动数字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数字经济附加值3.3万亿元。保守估计，此附加价值影响下，到 2035 年我国新增累计服务消费将达293.1万亿元，这对于双循环新格局要求的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本身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由此可见，居民消费升级筑牢新消费业态的同时，也奠定了双循环新格局中扩大内需的基础性条件。(二)居民消费升级通过优化消费结构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重要支撑，需要通过消费结构升级，稳步实现内需扩大的战略基点。对此，“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是居民消费升级的根本途径。是以，着力发挥居民消费升级对于双循环新格局的赋能作用，关键是要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继而基于公平效率的分配格局优化居民消费结构、释放内需潜力，疏通国内大循环堵点。

　　四、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面临的现实挑战

　　虽然我国居民消费体系升级以来，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稳定了社会经济格局，但不可否认，居民消费升级助力双循环新格局中还存在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分配环节运行不畅、技术引进创新缺失、企业营商环境弱化与短期消费复苏过热等问题。全面分析这些问题有利于稳步推进双循环新格局，建设长期稳定的国际国内循环型经济市场。

　　(一)消费市场供需失衡引致的供需持续错位约束

　　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主要凭借低成本劳动力打入国际经济格局，不断接收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项目;再加上相关产业发展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致使国内进出口消费市场产业层级持续走低。据中国财经信息网统计，截至 2020 年末，我国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贸易占整体生产贸易的1/4。此情况下，居民消费升级所引发的消费需求显然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以致有效供需出现错位现象。

　　一方面，消费产品对外依赖程度过高。从消费品进口类型来看，我国消费市场对中高端消费品的对外依赖度较高。有鉴于我国产品生产环节中面临中高端研发技术不足等问题，居民中高端消费需求多数依赖进口。从生产品进口类型来看，部分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还较高。据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现阶段我国大宗商品种类的65%需要借助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如铁矿、原油对外进口程度更分别高达84%、74%。作为农业与工业生产必需品，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高导致我国消费生产环节极易遭受外部产品冲击，降低供应链、生产链的安全与稳定性，进而致使我国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外部风险持续升高。另一方面，偏低的居民最终消费率致使消费市场的经济拉动效用弱化。据世界银行及商务部公布数据，2019年中美两国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分别为41.2万亿元、42.9万亿元①。规模上看，我国消费市场在不断扩大，但从居民最终消费率占名义GDP来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见表2)，不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亦导致扩大内需为主战略的双循环新格局构建出现迟滞。

　　(二)收入分配环节不畅引致的消费阶层化约束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共同构成我国收入分配环节的主要内容。收入分配环节市场运行的稳定程度对居民消费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进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产生重要作用。但现阶段我国在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之间仍旧存在许多运行堵点亟待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性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持续降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长期以来，我国凭借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优势，接受发达国家外包项目并进行基础生产加工。如此，不断引进目的性较强的资本经济致使我国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环节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据中国财经信息网公布数据，1999—2021年，我国引进外资、生产设备添置及引进模仿发展模式的指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而劳动报酬在GDP所占比重不断下滑。居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整体表现出“资本强、劳动弱”的发展格局。究其原因，早前我国主要采用单一引进模仿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劳动力数量优势并不突显，相应劳动报酬也难以增长，表现在再分配与三次分配进程中出现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陈健，2020)，导致居民消费出现阶层化，这显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全面构建具有一定阻碍作用。

　　近年来，由于行业发展差距、制度差距、城乡经济差距等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且缺乏有效的改善方式。据《世界概况》调查，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465，远超过国家关于收入分配的警戒线范围。此外，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大部分来源于高收入群体，我国现有个人所得税大部分则来自众多工薪群体，缺少对高收入群体如遗产税、房产税等层面的税负内容。此种现象不加以控制或改善，终会致使国家分配体系出现结构性失衡局面，固化或阶层化居民消费的同时，也弱化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能力，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程。

　　(三)技术引进创新缺失引致的产业结构失衡约束产品技术引进与创新发展必须以市场消费需求为导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消费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只有在居民消费升级正确引导下，才能确保消费产业结构实现最佳配置，促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全面构建。但现阶段居民消费升级一度被认为是“供给创造需求”，这造成新时代技术引进、产品创新被误认为仅仅是简单缩短转变周期的现象，并不以实际居民消费需求为导向(彭小兵、韦冬萍，2020)。而在此过程中，居民实际消费需求往往与生产需求出现不匹配情况。看似居民消费升级，但事实上技术引进创新缺失引致的产业结构失衡约束，无形中一直影响扩大内需的实际要求。

　　具体来看，第一，技术引进产业领域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主要以引进式技术创新为主。虽然这使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但受制于核心技术难引进现状，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日渐凸显。据中国经济网公布数据，目前我国技术引进重点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领域，约占总引进金额的75%。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对应需求领域主要为教育、娱乐、医疗、旅游等服务行业，两方生产与消费契合度方面还存有一定不适配性。

　　第二，核心技术引进与消化不足。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研发重点由提高产品生产效率与消费质量转变为新产品技术研发。据悉，现如今我国对引进技术深层次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仅占总投入的1/3，而日本则达3至4倍之多。日本在1950—1970年间，仅依靠36亿美元，就深度引进价值达2000亿美元的创新技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耗资2000多亿美元深度引进先进技术，但最终成功转为创新技术的仅为250多亿美元，核心技术引进与消化不足问题较突出，导致国内消费升级很难上升到中高端产业层面。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引进需求重点与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不相匹配，最终加剧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中高端环节消费堵点，进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造成了相应阻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短期疫情冲击和消费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对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至关重要，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发展市场通过促创新、惠民生、扩内需等手段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基础作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升级为新消费模式、新消费业态、新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动力。就助力机制而言，居民消费升级可通过塑造服务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结构、联动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贸易水平推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就其面临挑战而言，居民消费升级下的有效供给不足引致的供需持续错位约束、收入分配环节不畅引致的消费阶层化约束、技术引进创新缺失引致的产业结构失衡约束、企业营商环境弱化引致的资源供给约束，以及短期消费复苏过热引致的管制放松约束等问题均是今后居民消费升级中应解决的矛盾。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六点针对性建议：

　　(一)加强消费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消费产业链完整性

　　通过以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验可知，居民消费升级促使制造业快速发展，这亦成为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优势。据中国银联公布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国制造业附加值已高达271355亿元，约占GDP的28.35%。此数据充分显示出，过往国家实施以制造业为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手段，能够极大提升产业供应链完整性。由此，借助居民消费升级当不断加强和深化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产销供应结构，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新格局增添动力。

　　第一，升级消费产业供应链。国家方面需大力提升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降低产业供应链条各环节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持续完善基础的国内大循环发展环境。同时，积极培育大型高端科技设备、新清洁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新科技等新型产业，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等产业，加快供给产业链端的结构升级。第二，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大力疏通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阻碍，增加对符合消费市场需求、未来发展前景良好的新产业、新业态的金融投资，提升消费市场供应链、产业链发展水平，借此促进中高端产品供给产量增量，最终助力新发展格局快速构建。第三，提高服务产业供给水平。积极推进旅游休闲、体育项目、健康养生等领域的服务消费供给。推进服务产业向社会化、新型化方向发展。同时，优化和完善服务产业相关服务标准，加强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技能培训，促进服务消费供给长期健康发展。

　　(二)差异化促就业保民生，持续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与能力积极实施就业政策，始终以保就业稳就业为优先准则，持续深化和完善收入分配环节，通过激发内需动力强化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一方面，促就业，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政府方面需以“守重点、拓渠道、稳岗位”为关键点，引导重点人群、行业稳定就业预期，借力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针对高校毕业群体，不断强化就业帮扶力度。引导专业性较强社会企业增强吸纳人才力度，并通过扩大社会服务等就业岗位的招聘规模，吸收广大高校毕业群体。针对工人群体，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力度。引导社会企业定期开展规模化技能培训，通过持续提升工人群体就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其快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针对农村劳动力群体，拓宽就业渠道和强化稳岗补助力度。积极借助地方化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吸纳农村劳动力，着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三)强化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技术转移与成果贸易高新技术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转移与科研成果转换，技术已然成为深化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发力点。对此，以创新驱动战略为出发点，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为驱动力，强调核心技术攻关与技术成果转移，助力双循环新格局快速成型。

　　(四)加快效益型企业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服务贸易格局良好的营商环境治理体系是“透明化、法治化、公正化、预期化、有效化”不可分割的“五化一体”建设基石。对于我国来说，效益型企业环境建设是借助分类高效指导，通过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借此，服务消费市场大规模发展优势和经济潜力得以充分释放，进而能够在开放合作的国际格局中持续优化服务贸易新格局。

　　(五)规范发展消费信贷，优化居民消费体系机制一直以来，我国都坚持消费信贷的长期主义，强调居民消费升级规范发展。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规范性消费信贷开始出现长期主义与短期主义不匹配情况。例如，为快速实现经济复苏出台的一系列短期消费刺激措施，虽然短期内有助于实现消费上涨，但也可能引发下一轮消费不畅情形，继而引致消费节奏变化，影响已成型的消费结构。对此，政府方面在促进消费信贷发展的同时，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时刻监管居民消费杠杆率上升情况。一是强化传统居民消费业务监管。

　　例如，在日常消费贷款方面，金融机构需要积极了解贷款真实用途，并对贷款去向进行实时跟踪;在信用卡申领方面，需要了解办理信用卡人的真实资产，仔细审查，坚决杜绝“以卡还卡”的循环套卡行为，整体上净化信用卡环境。二是强化互联网消费监管。现如今，消费信贷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信用率低、还款能力较差消费群体的不合理消费业务，不仅提升了居民消费信贷风险，而且一定程度上滋生众多社会风险问题。应在鼓励互联网市场创新发展的同时，从现实出发规定监管底线，确保互联网市场的业务发展与市场资金流动、风险性管理相匹配。对于新型消费环境，我国需要通过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新型消费升级。通过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开展规范的消费信贷业务，通过强化对消费信贷的监管，有效发挥其对消费升级的积极效用，进而更好助力双循环新格局构建。

　　(六)发挥政府推动效能，加强硬设施软服务建设一是强化基础硬件设施。政府方面需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并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优先全面覆盖核心消费商圈、重点生产园区及现代物流发展体系。政府方面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对社区的全方位覆盖率，保障居民公共消费环境升级。切实支持和引导市场主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助力双循环经济新格局构建。二是强化数字硬件科技。政府方面可通过大力完善科技设施建设，提升其科创力度。在此过程中，还可推动互联网科技创新全方面覆盖商圈、物流中心、科技园区等，为新消费习惯提供更优发展空间。例如，针对当前社会企业互联网、5G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可由政府进行统一标准配套，并给予一定政策支持，逐渐形成规模化发展，快速推进社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三是强化消费环境服务水平。国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居民消费流程，打造良好居民消费市场环境。同时，出台相关消费环境评价机制、制定消费评价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将机制通过互联网推广到公众平台，收集公众评价，并及时进行修正，进而对政府及企业产生相应补充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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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