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学刊之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思想的根源

　　[摘要] 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竞争似乎不复存在。然而，美国社会存在的“美国例外论”以及相关的民族优越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的文化传统都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对此，我们需要做到：正视威胁与理性对待相结合;防范和反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来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兰州学刊,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思想根源

　　“反共产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的特征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和政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就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其价值观、思想体系等都是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作为一种必然的反应，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把反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的目标。这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最典型地体现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则是这种对抗的积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一、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反共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结?普遍的观点是认为随着苏联的垮台，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的下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更多是基于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然而，冷战后的事实表明，意识形态的竞争和较量并没有消失，它或者是作为国家实现利益的手段而发挥作用，或者是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美国一些人甚至认为，随着当前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高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降低了，美国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向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推广自己的民主制度。

　　美国在1989年后极力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人权外交，对中国施加压力。冷战结束后，原本淡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再次凸显出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唐·奥伯多费评价说，美国在处理对华政策时，似乎比日趋务实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加意识形态化，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民主党关注自由、民主和人权;共和党仇视共产党，十分关注宗教信仰自由。总体而言，保守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总体上突出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视为仇敌;维护与台湾的关系;在涉及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态度;强烈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新保守主义在国会和国防部都有势力，意识形态论和“实力论”决定了他们的反共反华立场。对于中美关系前景也是主张以遏制为主，以接触为辅;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亲台”、“保台”主张，对台湾出售平衡大陆军事力量的防御性武器。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制造舆论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劳工组织等各自的出发点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大都主张对华实施强硬政策。人权组织强调中国的人权地位，宗教组织强调中国的宗教信仰和计划生育政策，劳工组织强调劳改产品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强调促进美国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美国依然把同共产党国家进行斗争看作是一个长期目标，把这些国家看作是“非民主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还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造思想舆论，寻找理论根源。比如提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

　　二、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文化与历史根源

　　美国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虽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的反应，却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历史根源。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四类：一是主流意识形态，二是政治文化的影响，三是历史传统，四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记忆。

　　第一种因素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自由主义是美国主义的核心。当代美国主义在外交上表现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尔逊主义时期。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而是美国利益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自由主义从罗斯福到约翰逊一直主导着美国意识形态，到1968年达到巅峰，之后越南战争导致保守主义的兴起。但是，自由主义又衍生出其他的外交思想，如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和全球主义等。自由主义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就是美国以“民主”和“道义”的旗号进行海外干预。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在反驳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已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其基本原则是：自由优于平等，秩序、道德和价值至关重要，宗教信仰受重视。新保守主义则强调要确保美国的自由主义，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在外交思想方面，无论新老保守主义都信奉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保守主义信奉“新帝国论”。这一观点认为，新帝国不同于老帝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用品，而且还在于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主张美国利用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其他国家，以便建立一个美国统治下的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秩序，主要手段是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是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为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警惕、厌恶和忧虑。

　　第二种因素是政治文化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由许多种族、民族组成，因此，文化也是多元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把各个种族、民族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保持一致性的纽带就是政治上的共识，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导致美国一方面允许各种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极端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须的起码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反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属于那种可以破坏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性的“非美因素”，因此，很自然地遭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敌视和反对。同时，美国人反对激进革命。尽管美国经历过独立战争那样的激进革命，但却形成了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最激进的革命。

　　第三种因素是“美国例外论”与民族优越感等历史传统的作用。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的特殊使命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美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思想根源。

　　所谓的“例外论”就是指美国与西欧和北美相比是独特的或者是例外的。它产生于第一批清教移民北美大陆的“新世界”的假设，认为作为清教徒，他们富有特殊的精神和政治使命，将一个新世界改造成为“山巅之城”，成为欧洲所有国家的样板。“例外论”经过美国立国前后的世俗化过程，不仅受到上帝的辩护，而且受过人类理想的辩护。于是，“美国例外论”的神话是，美国不仅是国家的典范，而且将是世界的保护者，控制着其他国家的行为，代表着拯救世界的最终的和最佳的机会。“例外论”表明了美国的独特和与众不同。与欧洲以根植于历史的民族认同不同的是美国依靠的是国家意识形态：自由、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最核心的内容。总之，基督的使命同美国特殊的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国人独特的自我意识：美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例外论”思想的延伸就是“天定命运”说。“天定命运”意味着美国有责任把新教、民主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带到北美以及其他地区，成为19世纪美国对外主张的思想基础。

　　“例外论”表明追求道德主义是美国的目标。“美国人也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和其他社会的关系中以及在那些社会内部倡导他们在美国国内所追求的道德主义目标。”。这种追求目标或者是以傲慢的姿态把美国同欧洲大陆分开;或者是为了实现道义的目标而参加战争，同时也表明美国要成为领导核心与榜样。美国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最高的正义与善良，所以“美国不能允许一个力量中心取代或者分享美国这种地位和影响”。。在美国战略家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构成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第四种因素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记忆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出于对革命的反感及共产党和共产党执政政权的恐惧。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的反共思潮不断抬头。出于对革命的反感，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恐惧和敌视，美国形成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只是在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巨人威胁下美国才暂时淡化了反共意识形态的因素：二战后，美国与苏联开始冷战，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从此打上了冷战的烙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处处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那就是反共。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因素考虑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使中国采取了以“一边倒”为主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对抗，加剧了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一对抗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缓和。中美双方都出于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需要而淡化了意识形态在双方关系中的作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但是，意识形态始终是美国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即使是在尼克松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时期，也强调通过贸易的接触推动“东方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造成了一些美国人希望通过改革推动中国向美国模式转变的错觉。人的思维总是被历史的惯性所裹挟，美国为赢得冷战而沾沾自喜，却反而难以走出冷战。“冷战与越南的遗产似乎已被人多数美国人吸收进他们的对外政策和信念中。”鹰派人物认为中国是美国一个“不可避免的敌手”，这显然是有深刻历史印记的对峙观念的作用。

　　此外，宗教价值观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根源。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宗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源泉和内容。宗教价值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表现为：首先，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天然对立。马克思主义属于无神论，而且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招致宗教信徒的对抗情绪。因此，许多在推行反共产主义政策上起关键作用的人物都是宗教信徒。

　　总之，上述所说的各个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从美国的民族特性、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看，美国始终对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无论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内政局发生怎样的更迭，美国对其安全因素、战略目标、国家利益界定的思维逻辑都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家理念和民族认同是建立在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威胁到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是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始终认为，只有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世界才会更加美好和安全。无论这种倾向在哪个层面上反映出来，不管是以思想理论还足社会实践的方式体现出来，都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影响着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战略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因此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存在及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上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中美意识形态差距的客观性与长期性。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反共因素，如何建立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正视威胁与理性对待相结合。一方面，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是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要在全球推广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因此，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相背离的。而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意识形态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国情所决定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伟大作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生命力，放弃这一主张意味着国家要遭受苏联解体那样的命运和灾难。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因素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会以各种特殊的方式显示出来。其实，国家实力越强大，道德诉求就越突出，美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反共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在理论根源、价值取向还是在根本原则上都是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较量将会更加激烈。因此，忽视反共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作用是错误的，误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会放弃对其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追求也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理性看待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影响着其他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相对于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主权利益和经济利益而言，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单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的情形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正确看待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助于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理性看待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我们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分歧的前提。世界上存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是普遍现象，这是文化差异的一部分。即使是实行同样意识形态的国家，其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追求目标也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政党执政也会带来意识形态的差异。　　其次，防范和反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国家之间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因此，意识形态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的土壤。其中，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在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意识形态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因此，维护一种意识形态的安全需要文化的力量。培育什么样的文化会深刻地影响着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根基。最为关键的是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其完备的科学体系和信仰体系，主要在于现实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反共意识形态的种种思想和理论。

　　美国反共意识形态虽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和层面上进入美国的外交领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受到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影响，还受到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影响。在一些现实的领域中，比如在台海局势、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美国的外交战略更为复杂和现实，从而最有可能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战略，意识形态的对峙会退居其后。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较量的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错综复杂，不同党派、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之间的较量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

　　最后，中美意识形态的分歧突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否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建构主义更好地从理论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宽阔的视角。建构主义认为，要合理解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除了基于权力和国际制度的考虑外，国家的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的定位都是可以建构的。“既然国家理性和基于国家理性的利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经验建构，它就可以通过国家在国际进程中的互动活动中被解构、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这一思路启发我们，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共处与共存的。意识形态是否影响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主要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取决于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未必注定走向冲突，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友好或者敌对关系是可以建构的，而不是天然地、经验地敌对。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社会会逐渐远离霍布斯式敌对的无政府文化，从洛克式竞争的无政府文化走向康德式和平的共同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