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论文发表期刊：《名作欣赏》；发表周期：2021年14期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论文作者信息：高菲，在读博士，太原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语笔译、英语演讲与辩论。

　　摘要：随着译者主体地位的提高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译作的频频获奖，近年来学界高度关注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探讨葛浩文如何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主动适应，并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进而发掘其翻译风格。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针对不同文本和语境，通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进行译介，既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和译本的可读性，又要保持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 翻译风格

　　一、引言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是英译中国作家小说最多的译者之一，在“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学进入西方视野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笔耕不辍，在过去的二十年，成功译介了萧红、莫言、苏童等三十多个中国作家的六十多部作品，是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原作、读者、出版商、赞助人、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所在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做相应的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葛浩文英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进行翻译，适应翻译环境，结合具体语境，既表现出能动性，也有受动性。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探讨译者葛浩文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时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及使用的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过程，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翻译即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具有跨学科意义的交叉研究。2“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3。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并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面对复杂的翻译环境，包括要考虑到赞助人、出版商、编辑、读者等各利益群体的要求。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生态理念也适合于翻译生态，无法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或遭淘汰。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尽可能做出各种适应和选择，因此译文就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产物。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野对影响译者选择的种种因素进行研究，对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可以有更宏观的把握。

　　二、译者主体性

　　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使得对于翻译的研究跳出了对于文本本身的局限，扩展到对于文化语境的研究。译者也从幕后，走到了公众的视野，译者的地位得到提升，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译者的感受。同时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理论，让更多学者关注译入语。查明建教授和田雨教授把译者主体性界定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图“很多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传统的文化，这也难以避免。译文是译者对原文在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所以译者要将自己置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当中，不仅局限于语言字词的理解及语言的转换本身，更要进行更加宏观的文化交流和构建。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心，联动着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素主体，为了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协调与平衡，译者便需要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主动地适应，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技巧，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原作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

　　三、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英译作品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及译中翻译策略

　　传统的翻译以翻译原文为中心，使译者陷于“忠诚”与“叛逆”的窘境。当今的翻译活动必须通过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顺利完成。译者译前需要对涉及的文本背景、出版商、译入语环境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主动的积极的了解，这种了解是结合相应翻译环境的，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适的翻译技巧，翻译活动必须通过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顺利完成，并发挥主观能动性，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翻译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归化、异化、增删、改写等都是其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葛浩文有着深厚的双语功底，硕博期间以及从事中国文学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使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翻译特色。葛浩文在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时，以易于目标语读者接受为目标，对小说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充分适应，这包括原作的风格、中西方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接受水平、审美期待等。同时葛浩文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人名、方言、俗语、文化负载词、政治词汇、对原作的叙事结构和节奏调整的过程中，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技巧，展示了其译者主体性特征。

　　(一)语言维

　　1·人名的翻译。葛浩文在翻译时，根据原文的人物特点，灵活地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在译文中充分体现人名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人物特征。

　　2方言及俗语的翻译。葛译作品，对原作当中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充分体现了人物形象。套用英语俗语"sow wild oats"来翻译“花花事儿”让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到原文的内涵意义;用"You're my son，all right?"来翻译：“好样的，是我的种”，使读者真切理解方言的表达意义。将中文“挂彩了吗?"翻译为“Were you hit?"“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为"the monk can run but the temple will never get away"，葛译充分保持了译文和原文意思的对等，如“日本狗"(Japdogs)、“小鳖羔子"(ittle turle egg)等。

　　(二)文化维

　　1，增译补偿文化缺省。例如“省级劳模”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的一个特有词汇，葛

　　浩文将其直译为"a provincial model worker"之后又增译"a shifu..mater worker"作为阐释。再如，“民国二十七年"(in 1938，the twenty-sev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五保"("five guarantees of food，clothing，medical aid，housing，and burial)，"鲁班"(the master carpenter Lu Ban)等。除了在正文中采取增译或意译的方式补偿文化缺省之外，葛浩文还在其多部译作的末尾附上了相关特有词汇的解释，增强了译作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2，省译意识形态相关内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

　　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制约，而为了维持翻译生态圈的平衡与和谐，葛浩文对译入语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修正性适应，从而减少了政治文化冲突。葛浩文在翻译有关社会制度和政党内容时均选择了省略、替换、改写等翻译技巧，避免了因中西方不同政治体制而给读者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冲击与不适。如葛浩文将“我们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改译为“We want you to join the Jiaogao regiment，其中省略“八路军”和“共产党”的翻译，替换为小说中代表中共的“胶高大队”。同样地，葛浩文将“我们都受共产党滨海特委的领导，都受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译为"We all take orders from Bin-hi area special commitet，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息。

　　(三)交际维

　　1，再创作突显原作篇名的形象。在篇名的翻译处理中，葛浩文在深刻理解小说的主题和内容之后，结合读者的审美进行了再创作，凸显原作的深刻内涵。例如毕飞字的《玉米》讲述了1966-1976年间中国东部农村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的命运起伏，据此葛浩文将篇名译为T7hree Sister，而不是对“玉米”进行英译。苏童的《河岸》表现了人物在青春成长过程中寻求精神救赎的孤独与迷失之“痛”，葛浩文将其译为The Bal to Rerdemption译出了书中的核心内容。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的是神秘的藏族风情，而葛译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er 体现了小说的线索“红瞿粟”，又能引发读者对于西藏主题内容的阅读兴趣。

　　2·精简改写冗长内容。中国读者可以欣然接受长篇大段的铺陈、描写、说明等，然而，英语读者却不具备这种“容忍度”，他们更倾向于简洁紧凑、逻辑性强的文学作品。葛浩文在尽量保持原作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对原作中冗长繁复的议论性内容进行了删减和改写。例如在翻译《红高梁家族》时，葛浩文对原作的删减随处可见，其中将一段对“狗吃人尸"近五百字的细节描写删除殆尽，加快故事节奏，同时也避免因残暴血腥的细节描写可能对英语读者造成的不适。

　　3，显示原文的隐含意思。为了准确传达原作人物当中的“言外之意”，葛浩文对原作语境进行了充分的适应，通过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补充了原文的隐含信息，使原作的交际功能得以实现。在《红高梁家族》中两个不同的场景都使用了“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俗语：一个译为"Even if you can't agree，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r"，另一个译为"we can't make deal doesn't mean we're not on the same side"。前者是国名党冷支队长劝余占鳌抗日未果起冲突时，戴凤莲说的话，第二句是共产党江队长想从余占鳌那里买些枪药，未成功怕引起冲突，所说的话，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语境，译法不同。

　　四、结语

　　在文化强国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之下，诸多译者通过他们的作品，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让更多国外读者认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也越发凸显。葛浩文在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时，对小说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充分适应，包括要考虑出版商、赞助商、读者、原作者等利益群体的要求，也要结合具体语境，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几方面进行选择。译者是翻译的中心，应站在翻译生态系统的角度，正确理解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恰当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建立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沟通，但是也要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不可盲目凸显自身的主体性，应与其他生态因素形成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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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胡伟华，郭继荣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探析[]外语电化教学，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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