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视域下产业的哲学诠释

《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视域下产业的哲学诠释》论文发表期刊：《生态经济》；发表周期：2021年06期

《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视域下产业的哲学诠释》论文作者信息：第一作者简介 ：靳媛媛，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产业哲学。 通讯作者简介 ：彭福扬，硕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与实践。

　　摘要：产业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产业的本质是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的辩证统一。工业经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失和。克服生态危机不是靠限制产业发展规模就能实现的，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蕴含在人与自然辩证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桥梁，也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标志。人们需要通过绿色科技创新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和谐互适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哲学;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Industry is the object activity and product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industry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of man's activity and nature's stipulati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era is essentially the un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s object. Overcom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nnot be achieved by limiting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ustry is the bridge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ymbol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eopl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obi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and mutual adaptation of the 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y; philosophy;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产业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重要标志，是哲学研究的活水源头。一场新冠疫情再次警示人类 ：不要试图征服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改变着人。人要成为自然的朋友，和谐地互动调节，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起因和影响都离不开产业的参与，正是人类日久的社会生产活动造成了自然界的深刻变化，是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新冠疫情则是这种失衡的外在表现。新冠疫情给人类生命和生产造成的沉重打击清晰表明 ：没有自然就没有产业，产业需要与自然结成和谐关系，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人与自然和谐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原理和实现路径是什么呢?文章深入探析了产业、人、自然的深刻内在关系，对产业做出哲学诠释，辨析产业本质，尝试梳理产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道路。

　　1 产业本质：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辩证统一

　　1.1 产业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1。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也意味着人不是消极地依赖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现成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过自我意识主导的实践去变革自然对象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人也需要不断增强能动性以提高人适应环境和改造自然对象的能力，以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环境和满足人的发展不断增长的新需求。自然与人在实践的过程中互为对象，互相约束、互相确证对方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对方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客观而必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实践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自然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实践得以显现。

　　产业是人的实践的基本形式和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产业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的实践的基本形式。产业是自然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是人在劳动过程中，以自然客体为对象进行专门生产而形成的具有同类属性的集合体，内含着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然对人的生存的意义。一定时期的产业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的能动性发挥的水平，是这一时期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同时，产业也表征了自然的存在，是人以自然为对象的人化自然。

　　产业不是通过单一的、个别人的劳动，而是通过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形成的。产业具有扩张性，产业的扩张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这些认识又促进了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产业技术的运用和产品的消费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产业成为人与自然关系拓展、深化和新关系生成的掘进机。产业具有社会性，产业的社会性加速了新技术的应用，并催生形成新的社会需要，新的产业诞生。旧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被置换，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孕育生成，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变化发展。

　　1.2产业、人、自然的内在关系-产业是人的能动性的物化，是自然规定性的外化产业的主体是人，人主要通过能动意识和活动来改造环境为我所用。人的能动性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目的性，一是创造性。第一，产业是人的能动意识的物化。

　　从古至今，产业都是在人的能动意识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发展过程就是把自在自然转化为内涵了人的能动意识的社会化的人工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的意识物化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建立加速和深化了人的能动意识的物化。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人类从此展开了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展现出人更强的能动意识。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的推动和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产业不断飞跃发展，人的能动意识不断地被物化。第二，产业是人的能动活动的现实展现。

　　产业对人的能动活动的现实展现通过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来实现，它反映人作用于对象的方式、深度和广度。一方面，产业改变了自然的物质形态，创造出人工物，同时也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产业通过技术实现人的能动活动，借助机器生产出反映人的能动意愿的产品，满足了人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产业的发展进步，使新的交通工具不断涌现，压缩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也构建起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同时复杂化的社会交往加快了技术的传播，推进了产业扩张，为下一轮新兴产业的诞生和社会交往新形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产业外化了自然规定性。自然规定性也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本源性，它代表了自然对产业的先在性。对产业外化了自然规定性的理解是唯物且辩证的。首先，产业现实展现了自然规定性。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首先，产业现实展现了自然规定性。产业的发展是在尊重“自然过程"“复刻自然过程”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生产过程和产业的产物就是自然规定性的现实展现。尽管人具有主观意识，但人的能动性的展开依然遵循自然规定性的约束，产业无法违背力学原理建造桥梁，科技再发达也不能做到覆水回收，产业仅仅只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和结构。可见，产业的生产发展是人在主观意识主导下的依赖自然规定性并改进自然生产过程的一系列过程。其次，产业对自然规定性的外化是不断发展的。自然规定性不仅是自然的先在性存在，也蕴含在人对自然规定性的认知、把握和利用过程中所创造的自然-人化自然中，产业发展过程是人化自然不断生成的过程。自然规定性外化的过程也是人化自然不断生成的过程。从揭示蒸汽产生动力的原理到发现电磁感应定律，直至当今信息技术的运用，人正是通过认识和把握自然复杂的规定性，才发明、生产出机器和产品，生成了新的人化自然。正如人工智能产业，它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基于人对“人的智能"的机理揭示，它通过模拟人的思维机理，开发具有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使人的能力和人自身的结构得以跃迁式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代表了人对自然认识、开发的新高度，它通过智能化机器延伸了人的自然力，促使生产过程越来越人性化，生成更加人本化的自然。

　　1.3产业本质上是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辩证作用的结果

　　产业现实地展现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然的规定性凝聚于产业中，产业正是统一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而获得了持存和发展。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的变化发展共同发生、互相制约，产业在二者的互动确证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关于对象性关系的思想具有辩证法意蕴，“一方面…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形式。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产业中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也是如此，在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的能动性水平不同，人所认识的自然便不同，人与自然互动方式和深度程度不一，所形成的产业类别、性质就具有差异，而所有不同时期中的产业就构成了产业发展史。但这也更加辩证地凸显了产业、人、自然的内在辩证关系，进一步证明产业本质上是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的辩证统一。

　　2产业发展的藩篱：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失和

　　不同产业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是一直变化发展的，产业也在二者的互动下向前发展。一旦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不能互相适应时，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直至走向失和，产业发展也陷入藩篱。

　　2.1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失和源于人的能动性扩张人的能动性扩张是以主体不断作用于自然客体为前提的。人的主体性意识觉醒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近代，一般主体才转化为自我意识，或自我，特指人的“主体，，"[3]“思维着、认识着的，自我，成了一般主体。它不但能自我为自己奠基，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据…而且还能为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奠基，成为它们的存在依据，把其他存在聚集于自身。”1]对象性的客体自然从一个直观的、实在的自然成了一个人所想掌控的知识化的自然，并以此作为人的主体性建立的依据。自然的知识化意味着近代科学的开端，从此，人的能动性因有了科学知识的支撑而开始爆发。

　　工业发展是人的能动性扩张的必然结果。技术在科学的基础上获得了飞跃发展，提升了人生产“为我之物”

　　的能力。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使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变革能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有能力创造更多的"为我之物”。机器的出现是人的能动性的突出体现，它使社会进入了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中心的工业经济时代，规模化生产成为现实，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多的“为我之物”

　　被创造出来。工业使“为我之物”升华为“为社会之物”和“为发展之物”，发展需要又催生了更多更强的生产“为我之物”的社会组织，使得人逐渐走向对自然的掌控之路。

　　产业与科学、技术相比具有更突出的社会性，科学社会学家默顿[3)指出：“产业并不等同于科学与技术，它比二者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在工业经济时代，大量的新物品被生产出来，人的需要也前所未有的进发。工业不仅满足了社会需要，而且在其基础上不断运用技术创新开发出新的产品，以营销的方式刺激着新需求的产生，如此循环往复，人的需要不断呈现出多样性，产业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强化了人的物欲，而对物的追求又刺激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断扩张。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第一次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日益扩张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约束相矛盾，产业发展面临藩篱。

　　2.2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走向失和，产业发展被质疑产业在社会化、全球化巨浪推动下所向披靡，“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产业的世界。"1日益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刷新了人的能动性的高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伴随着大量出现的对象化产品而日益走向对立。自然无法消解在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系统的平衡被逐渐打破。自然以自己的方式否定了人的能动性。随着人化自然的增加，环境不断恶化，人的生存面临威胁，人与自然和谐的对象性关系渐行渐远。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开始威胁着人的生存。它警示我们，自然不仅仅是“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更是“作为人类活动环境的自然”1.

　　对于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提出对策时，依然对大生产模式心存疑虑，提倡实行限制产业发展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阿格尔因认为，“人们对永远丰裕这一许诺的期望将被刚出现的生态危机无情地粉碎，因为要应付这种危机，工业生产必然会下降。”因此，提出“恒稳”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分散技术，缩小工业规模，降低生产率，节制消费，避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高兹出于生态保护动机，提出建立一种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计划经济下，以尽量少地消耗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努力生产耐用品，生产具有高使用价值的物品，满足人的正常消费需求。萨拉·萨卡认为：“只有收缩的社会主义经济战略，才能克服生态危机，如地方性、小规模生产、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实行劳动密集型技术等。”1这种对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批判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企图通过限制产业发展规模的思路却是不现实的。对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仅从产业规模这一表象上去理解，而不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去探寻，这样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对所有社会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的批判。从这个逻辑上讲，也应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存在质疑。但显然，社会生产是我国整体发展的基石，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经济建设、生产方式变革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必须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实现。因此，必须及时澄清产业面临藩篱的本质原因，才能肯定产业发展的合理性。

　　2.3产业发展的合理性蕴含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中

　　产业发展规模不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缩小产业发展规模并不必然就能解决生态问题，因为贫穷和欠发达也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产业是人与自然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集合体，是人化自然的实现途径。主张用限制产业发展来换取生态修复的主张，割裂了自然生成的历史性，否定产业发展，也就是否定历史，否定自然的人化性和社会性。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对此，福斯特10提出，“当代绿色理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与同时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难以协调致。”他认为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作出的深刻批判，是超越当代的绿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环境问题具有巨大的理论优势，在于他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前提，强调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社会和自然的统一，就是一切发展的根源。否定这种统一，就否定了发展。生态问题是人对自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是产业发展中形成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和自然统一的视角研究产业，研究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变革的高度寻找最终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路径，也是依靠发展来解决的。社会制度的更替，是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引领的，终究是以生产力作为原动力推动产业的发展实现的。因此，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解决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失和的唯一路径。尤其是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必须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桥梁，也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标志。

　　3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互动互适

　　3.1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互动互适

　　马克思指出，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1，这说明自然是属人的，人与自然之间应是统一互适的。因此，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对自我作用于自然的活动产生的后果适时地进行反思，不断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防止人与自然关系的失和，在互动中实现互适。

　　人以自然为对象时，自然也以人为对象，人通过作用于自然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了人的能动性，自然也在人的生产活动过程中展现了自身的规定性。一旦人的能动性超越了自然的规定性，自然就会对人的这种超越做出对抗性反应，从而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人必须调节对自然的这种超越，反思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互动模式，达到人与自然的互适，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2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不断重构

　　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始终在互动中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互适的，重构就在于使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在新的层次上实现动态耦合，达成互适。因此，只有不断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才能使不断提升的人的能动性逐渐适应被不断揭示出来的自然规定性。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互动互适也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不断重构过程。由于人的能动作用，天然自然不断改变，人化自然不断增加，不同于天然自然规定性的人化自然的规定性相继产生，这种不断产生的新的自然规定性，并不一定马上为人所认知，可能会造成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不协调，因此，不断产生的人化自然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重构的要求。现代工业制造过程中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使自然系统内部发生深刻变化，并导致水、大气、洋流、气候等自然环境也发生难以预知的改变，这些改变超越了人对自然已有的认知，甚至成为挑战人的发展的重大难题。而且自然还存在大量的尚未被人们发现但己在悄然进行的变化，这些尚未被认知的自然及其变化，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人的视野或成为被作用的对象，但它实际上已经和人化自然发生了系统性作用，这样的自然，使人的能动性一时无法适应，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失和。正如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沉重打击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也使人类疑惑，在如此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还是无法抵抗变异病毒的侵袭。事实上，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和，它表明自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类目前所能应对的能力。

　　造成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失和的另一种情况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结构的失衡。结构失衡是人为的。即把原本复杂的对象性关系结构人为简单化。马克思指出，

　　“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因此，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关系越全面，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结构就越稳定，反之，如果自然对象性质单一，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结构就不稳固。这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人们仅仅关注自然的经济维度而忽视了生态维度，以及掩盖了自然的伦理，从而，人们只看到自然的经济价值，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其他的价值。而人在这种狭窄的对象性关系中被异化和物化。

　　失和的对象性关系和失衡的对象性关系结构不足以支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不断拓展人的能动性的发展空间，并使人的能动性符合更多、更丰富的自然规定性，才能建构更加稳固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结构。互适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是人的能动性与不断揭示的自然规定性耦合的过程，这也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因此，唯有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不断重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

　　3.3绿色科技创新是实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重构的基本路径

　　首先，依靠绿色科技创新提升人建构和谐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能力。科技是理论化的自然规律的和人对自然的工艺学。而绿色科技创新，则针对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对象性关系和平衡的关系结构，直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能力。

　　其次，依靠绿色科技创新揭示自然的规定性和实现污染降解。第一，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不断揭示自然的规定性，展现出作为“人的生产活动要素的自然”“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和“作为一切存在物总和的自然”的内在规定性，阐释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第二，通过绿色科技创新解析对人不利的人化自然的产生机理，探寻把人化自然变废为宝、变丑为美、变害为益的方法。

　　最后，依靠绿色科技创新实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互动互适。自然规定性的变化要求技术的不断创新，开发出与自然规定性相适应的绿色新技术作用于自然对象。绿色科技创新努力使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达致新层次的耦合，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互动互适。而更重要的是绿色科技创新更是颠覆人类已有世界观的关键。对人类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自然规律的揭示意味着新的世界观的建立，也意味着新的价值观的生成。只有世界观、价值观的重塑才能从根本上催生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如信息革命引发了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大变革)，重塑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结构，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使得产业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面对自然的不断变化，唯有绿色科技创新才能拓展和快速提升人的能动性，揭示丰富的自然规定性，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正如人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做好个人防护之外，最紧迫的是要揭示新冠病毒致病机理和本质原因，研制疫苗，提升人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和水平。展望未来，只有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基础，在稳固丰富的、动态平衡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网络结构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产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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