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背景下文化双体系融合发展的策略建构

　　摘要：基于当前国内社会语境，逐步实现文化产业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双体系融合发展十分必要。其策略建构基于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消费和文化治理建设等的赋能场景和迫切需求，以分析文化双体系融合发展策略涉及的四方面内生逻辑：文化消费、创意经济、文化治理创新和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及以基层文化机构为核心的横向纵向创意耦合体系，提出围绕政策、资本、技术、法人、转化、参与等六方面进行文化双体系融合发展的双体系融合发展实施路径。

　　关键词：技术赋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

　　文化方向论文范文：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强调道德建设的文明大国，对于道德建设的探索从未停止，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公民道德建设的质量、也为了激发群众文化的活跃与发展，有必要对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从群众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大局出发，详细地分析了群众文化特征、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等，而后又分别从多个角度同时论述了群众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希望能够为推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明确指出：“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催生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并以“提升文化科技水平”为核心，要求深化文化发展各方面的科技应用水平。[1]随着《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2017)、《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2017)和《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等政策的出台，文化发展进入以数字技术赋能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技术赋能不仅助力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两大任务，更为探索文化双体系融合发展提供必要基础。著名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Towse)认为，“过去十年中，与盈利与非盈利组织供给相关的文化政策由对赞助艺术的特殊关注向更广阔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视域的转变显而易见”[2]。西尔维娅·赛迪塔(SilviaR.Sedita)也指出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艺术学院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3]中国的双体系融合发展兼具历史渊源、基础定位、动力需求与现实可能。[4]其直接服务于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建设、现代文化治理与公众文化参与等在内的文化现代化建设，致力于实现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历史使命。

　　一、策略提出：技术赋能与实践需求

　　基于当前社会发展情景，与文化场域相关的先进技术体系可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体系核心的先进计算技术，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的运用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特点，但其核心运用在于参与创意生产而实现“机器创意”，从而实现文化生产场域的根本性变革。二是计算服务技术，主要表现为云计算，旨在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能。三是高水平信息技术，主要表现为5G和物联网技术，旨在倍增传输效率，拓展数字空间。四是展示体验技术，主要表现为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全息投影技术等，旨在塑造拟真体验，服务文化传播。五是先进生产技术，如3D打印技术、高精度复制技术等，旨在促进多元生产、提升产品品质。先进技术体系的具体应用虽然在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略有差异，但均赋能于各文化建设次场域中，既是双体系融合发展的要求，又为其提供基础。在文化创意企业领域，先进技术赋能于创意生产场景。“科技能有效提升创意的产品转化率，让创意落地。”[5]

　　一方面，技术演进背景下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创意生产的消费者参与，初步构建文化产品的创意闭环体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机器创意”也直接或间接提升创意生产效率。同时，先进技术也赋能于业态创新场景。先进技术的有效应用催生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其本质在于基于技术演进建构的新兴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和产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文化资源转化的价值。这既体现于传统文创业态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特别是文创产品体系的提质增效，更通过拓展可管理创意的应用方式实现新兴文化行业的永续建构。这种业态裂变和跨界融合深刻推动了文化创新和社会变革。[6]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先进技术赋能于文化服务场景。一方面，先进技术可直接提升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效能，不仅通过技术升级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也通过技术创新供给新兴公共文化产品。技术应用程度与效果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部分。

　　以“摩尔定律”为代表的技术成本降低趋势，不仅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技术应用增量，也提升技术融合的质量以推动公共文化产品升级，最终实现跨时空情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另一方面，先进技术可直接促进公共文化机构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在技术赋能场景下，数字化建设不再是单一性文化资源数字化转移，而是基于保存、展示、教育、创造等多维度的数字化转化与活化应用，最终将其融入文化创意生产的在地网络。此举最大限度提升了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有助于构建公共文化机构与特定文化资源的品牌效应。在公众文化参与领域，先进技术赋能于需求满足场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公众选择和公众行为呈强正相关关系，且文化消费是影响家庭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7]双体系融合背景下的公众实现文化参与者与文化消费者双重身份的统一建构，还原公众以“文化人”的社会学假定。由于技术平台的发展，“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形成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大众性创造、民主性消费方式”[8]。

　　在此背景下，公众的文化参与呈现主体化、数字化、碎片化、跨时空等特点，具有社交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特征。技术赋能下的文化参与不仅满足公众娱乐、审美、学习等基本文化需求，更满足其自我表达、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等进阶文化需求。同时，先进技术下的文化参与具备即时性，并由于生产数据可追踪分析而具备价值属性。文化需求在其生产与满足的再生性过程中，实现社会性质的边际效益递增，而文化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益递增速率与文化产品生产效能的递增速率差随技术演进而递减。先进技术赋能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同时也使诸多问题凸显，既由于文化生产效能跃升导致传统文化生产场域矛盾激化，又表现为技术赋能情境下文化生产场域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

　　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问题最为显著且迫切。首先，私人文化产品供给依然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虽然技术赋能使文化产品数量增加、种类丰富，但其质量堪忧，文化精品难以涌现。关键之一在于文化资源开发与转化低效、无序且缺乏科学管理。[9]一方面，文化资源转化中单一主体性消弭文化资源转化的多维利益诉求，从而降低转化成果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文化资源转化主体的创意生产、创意管理和创意应用水平低下，导致文化资源转化脱节于时代、市场、产业、场域。其次，特色文化产品同质化、生产机械化等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下的资本逐利性，在区域文化产业资源集聚有限的情境下，特色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地方创生性的缺失。在此情境下，特色文化产业“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化担当和普及文化价值认同的天然责任”[10]。

　　再次，文化产业双效失衡，社会效益难以有效实现。与经济效益相比，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且难以有效评估。在技术话语的虚伪参与下，具备逐利性与周期性的资本在高度复杂的文化产业场域中一旦丧失理性，极易导致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忽视与损失，进而失去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问题也亟待解决。首先，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悖论形成的客观阻碍依然明显。该悖论指以“政府失灵”为主要表现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者、供给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与产品浪费。

　　公众的公共文化参与意愿除受时空限制外，也受文化产品质量影响，原因在于公共文化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情境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公众文化参与的时空限制和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与消费意愿的强正向关系，需要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范式的有效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处于事业体系到服务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实现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尚需时间。[11]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建设存在问题。一方面，各区域及各行政级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建设，因特定社会情境差异而处于较长时期的博弈进程之中，缺乏横纵向标准化合作的内生动力。

　　二、策略设计：内生逻辑与核心构成

　　结合上述分析，顺应技术赋能下的场域变革，构建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的“双体系融合发展”十分必要。此举符合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趋势，在最大化技术文化赋能效果的同时，助力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场域升级。基于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治理等的现代社会文化体系由政府、公众、公共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等为核心主体所建构，并随着技术赋能实现其网络化互动，进而成为文化建设动力机制。基于文化科学的理论视角，实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具备坚实的内生逻辑。

　　三、策略实施：融合发展的体系路径

　　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融合发展的实现需要特定体系结构的支撑，关键在于政策体系、融资体系、技术体系、创意体系、转化体系与参与体系。各体系依托文化治理主体产生效能并实现融合发展的有效整合。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是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政策体系与文化创意的关系，文化经济学家弗雷(FreyBruon)否定了既定体系对文化创意的绝对性阻碍，认为“损害创意的体系或许在其他方面间接促进了艺术创新”[17]。因此，融合发展需要对既定体系进行改革而非颠覆，即政策体系建构应内嵌于十三五时期的文化行政框架。首先，政策体系应基于县域核心实现精准服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的核心在基层，需进行县市级区域文化行政的革新。

　　基层文化行政部门在弱化与摒除“行政消解治理”过程中实现融合发展体系的在地化、精准化与高效化。[18]其次，政策体系要求基于公共资源统筹项目管理。融合发展的政策落实必然要求文化行政部门成立专门机构统筹管理与服务。项目管理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实现项目的全过程管理，重点在于项目开展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批及效果评估审核。评估与审核机制应重质轻量，完善周期性项目的退出机制。再次，政策体系应通过并行政策优惠，激发双向动力。为促进融合发展进行的政策优惠应针对双体系并行实施，但需根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体系的规律进行政策激励。双向动力的激发应结合区域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境通过微观政策调整进行配比。

　　第二，构建灵活创新的资本体系是融合发展的必然前提。首先，应立足项目实现双性质资本的合理配置。文化双体系融合发展必然涉及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有机整合，私人资本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资本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破除阻碍的关键在于明确公私资本的边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应立足核心项目并实现流程化、标准化和系统化，最终形成公私资本的合理配置。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项目设计中，可有效满足私人资本合理诉求，但必须确保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次，应鼓励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建设。专业的基金会可以实现资金管理的专业化、合理化和透明化。基金会作为社会资本代理机构参与双体系融合发展实现资本性质的有效补充，既通过拓展灵活性为多样化的项目运作提供资金保障，又通过专业管理实现有效融聚。最后，应建构开放、健康、自由的资源要素流通体系，最大限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以避免市场垄断;应不断完善文化领域招投标机制，通过建设高级别的信息平台鼓励双体系内各主体跨地域、跨行业展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