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逻辑进程

　　摘要：英国伯明翰学派是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其文化观经历了三个显著的发展阶段：早期学派意在从文化维度反对阶级消亡论，视文化为主体意识的直接表达;中期借由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强调文化建构于主体意识和社会结构的矛盾冲突之上;20世纪80年代后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下，指认文化是主体借助商品消费抵抗意识形态的具体展现。考察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逻辑进程及其理论价值和缺陷，可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源。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文化观;意识;意识形态

　　文学方向评职知识：发表文学论文的普刊

　　《文史博览》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月刊)曾用刊名：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湖南文史资料;湖南文史，1960年创刊，是湖南省政协主办，全省唯一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部级学术性刊物，湖南省一级期刊。为办好刊物，我们需要一切致力于理论研究和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们的支持和帮助。热忱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踊跃投稿。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伯明翰学派，以1964年建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ofBirmingham)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以下简称CCCS)为大本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从阶级、种族、性别等维度深入考察文化问题。学界普遍认为，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是从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文化的一项学术工程。尽管该说法点明了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突出特征，但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一定程度上既掩盖了伯明翰文化观依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变迁语境，也将其文化观的价值和不足单向化、静态化了。

　　笔者认为，我们更应当关注伯明翰学派文化观不断变更的聚焦点，而非简单强调哪一点足以概括其整体特色，正如其核心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所说：“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构型。”[1]本文试图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置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生的理论背景中，视其为一个“移动的谱系”，考察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代际变迁和整体面貌，并尝试分析其意义、价值和不足。

　　一、文化作为主体意识的再现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E.P.汤普森(E.P.Thompson)、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共同拉开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大幕。以他们为核心的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美国社会学“民族志”方法、利维斯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对文化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将个人经验置于优先探寻的地位，相信主体具有的自由理性能力，视文化为主体意识的直接展现。该文化观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色。其一，打破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从文化形式看，F.R.利维斯(F.R.Levis)等人通过设定价值标准，将工人阶级文化贬低到毫无价值的地步，激起了广大英国群众的不满。在反抗洪流中，霍加特扛起工人阶级反击战大旗，宣称“不要从不同艺术类型(高雅的、中等的、低级的或其他)的先验划分开始，而应从每个时代的起点开始”[2]。

　　他强调要从现实经验出发理解文化。威廉斯则通过“文化”概念发展史的考察，驳斥了长期以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将文化概念狭隘化的做法，指出根本不存在大众，只有看待大众的方式，令普通人的文化重新回归“文化”概念。总之，早期伯明翰学派普遍坚信，文化不应当被先验地预设价值判断，它只有形式不同而无地位高低。但与之相悖的是，不少研究者分析具体文化形式时，却常常重复利维斯主义，“接受了经典文本比当代的大众文化更能深化和拓展人的经验的观点”[3]。例如，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1957)一书中，一边大力颂扬二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一边却遗憾甚至愤怒地指责如今工人阶级青年的“棉花糖式”(candyfloss)文化。霍尔在《流行艺术》(PopularArts,1964)中也指出，青少年虽然能够自发地利用流行文化表达意识，但还是应当去学习“更优秀”的文化。种种迹象表明，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的明显断裂。

　　从文化内容看，早期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内容的琐碎性、日常性和平凡性，而较少甚至有意避开文化蕴含的政治内容。这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伯明翰学派形成于英国快速步入消费主义的阶段。如果说先前社会财富的巨大鸿沟使工人阶级极易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那么现在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语境则令工人阶级沉湎于物质生活而在精神上日趋迷茫。其次，该学派出场于苏共二十大等重大事件爆发不久，这使他们急于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那种将文化视为直接经济产物的教条观点。再次，利维斯主义对于文化不应涉及政治的基本立场也深刻影响了早期研究者。但汤普森不满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将政治与文化分离的做法，高呼文化应作为整体性的斗争方式而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就实际情况而言，汤普森倡导的文化立场在当时学派内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其二，强调文化的阶级性。早期伯明翰学派抨击了之前将工人阶级视为静态被压迫实体的观点，宣称“工人阶级拥有一种强大的自然能力，该能力使他们通过适应或同化新的文化形式，使自己想要的东西留存下来”[4]。例如，在《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2)中，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通过分析嬉皮士(hippie)等文化，肯定了工人阶级青年团体在文化生产中的强大力量，突出其颠覆资本主义文化的潜在意义。在此前提下，早期伯明翰学派将建构一种新型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旨归，正如霍加特所说：“把人只培养到掌握这些基本知识所需的水平，那你只是生产了一个能够受愚弄的社会，不鼓励人们具有批判意识，不给予人们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知识。”[5]因此，不论是早期成员积极参与成人教育工作，还是其整体的理论面貌，都展现出努力将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机制“为我所有”，帮助工人阶级建立反抗资本主义新型文化的政治诉求。

　　其三，强调文化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回应。这种视角一方面来源于直观经验主义方法论，一方面是受到了包括汤普森、约翰·萨维尔(JohnSaville)、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Samuel)等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下而上”历史观的影响。他们一改之前“英雄历史”的书写方式，运用史料力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此视角下，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基本特点便是相信文化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肯定了工人阶级创造自己文化的能力，认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创造着带有自身特质的文化形式。汤普森则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重点指出：“人们并非仅仅被动‘反映’经历，他们也思考经历，他们的思索会对行为产生影响，思考是人类创造性的一面。”[6]

　　早期伯明翰学派肯定了阶级主体和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并将文化看作维护工人阶级内聚力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观既改变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为代表的较机械地理解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做法，也扭转了弥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浓厚的悲观主义文化观，奠定了伯明翰学派的学术底色，时至今日仍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但同时，早期学派并没有看到文化不仅是个人的创造，更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过于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独立性，浪漫化了英国工人阶级，以至于使工人阶级似乎已经成为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存在，或者借用伯明翰学派后起之秀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的话说，这种文化观可能一直有意无意地在“鼓吹一种大众主义”[7]62。

　　同时，现实经验毕竟具有个体性、偶然性和局限性等，过于相信经验必然走向“见木不见林”的地步。虽然以上特点勾勒了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基本面貌，但绝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比如威利斯在《什么是新闻》(WhatIsNews,1968)中就以发生在伯明翰大学的学生静坐事件为例，指认新闻为了支持统治阶级世界观捏造事件，从而强调了媒介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显著作用。威廉斯也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规训作用：“这种体制虽然会否认它对人的控制，但它的确是顽固僵化的。首先，它很隐蔽，很难辨别;其次，正是通过其结构和意识形态，它似乎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自由感。”[8]这些零星的观点，已经孕育了伯明翰学派文化观转变的萌芽。

　　二、文化作为意识和意识形态的交锋

　　1968年，伯明翰学派的核心人物霍加特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任职，霍尔接替CCCS主任的职位，扛起文化研究大旗。尽管霍尔此前的研究基本采纳了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但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际转换，霍尔迅速接受了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开始带领伯明翰学派进行范式转向。

　　三、文化作为对抗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

　　20世纪80年代伯明翰学派作大规模葛兰西转向后，新的时代大潮接踵而至。政治领域，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重新执政，令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遭受重创;经济领域，保守党通过一系列措施成功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颓势，使英国经济步入稳定增长轨道;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英国社会科学的冲击与日俱增，这些都推动了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再次转型。

　　拉克劳、墨菲等人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依托，坚信当前反对总体性、普遍性的必要性，创建了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对阿尔都塞的个体身份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主体身份并不如阿尔都塞所说是固定的，而是流动不居的。这样一来，阿尔都塞的构建被统治阶级常识的“意识形态”粉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立场和话语。继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被消解了，多元化的社会斗争(种族、年龄、性别等)顺理成章地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历史根本力量的阶级斗争。

　　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影响到伯明翰学派的各项研究工作，带来了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开始从理论上相信工人阶级文化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异质性，纠正之前过于偏执的文化总体性研究理路已经刻不容缓;二是抛弃了之前普遍以阶级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文化研究方法。他们相信，既然阶级成员可以因时因地自由流动，那么阶级身份也不再是其固定身份。也就是说，学派开始否认文化主体的实在性，代之以文化主体的流动性和破碎性。

　　在此基础上，学派逐步建构将文化与意识形态重新对立的文化观。这虽然表面上与第一阶段相似，但从本质看完全不同：首先，这种文化观沿袭了上一阶段对文化的政治介入性的理论成果，突出了文化的政治性内涵，认为大众文化是有意与统治阶级对抗的一种文化，而不再像早期简单无视或盲目排斥文化的政治性内容。其次，这种文化观也不再像早期将文化视为工人阶级生产的文化产品，而是将大众文化理解为建立在由统治阶级生产的消费产品的基础上，就是说，文化问题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

　　结语

　　在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历程中，其文化观大致经历了将文化视为主体意识的再现，到将文化视为主体意识和意识形态交锋，再到将文化视为对抗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的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建立于经验主义传统之上，以对英国工人阶级日常文化经验的深度分析作为立论基点，突出了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力量，将文化视为不同阶级获得身份认同的基本渠道。

　　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实践着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2]的重要论述。他们指出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虽然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为底色，却依旧带有主体自发的创造性，而这种文化创造虽然是为了抵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最终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收编”。至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已经流露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它以文化消费论替换了之前的文化生产论，意在指认文化的流动性、差异性和无序性，倾向于分析大众如何通过改造资本主义的消费品来表达抵抗情绪，并相信此种情绪不仅“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18]53，而且也不断推动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总体看，伯明翰学派文化观的变迁反映了学派对如何理解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探索的过程。

　　针对斯大林主义那种以“经济决定论”理解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做法，他们从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指认文化在消费主义社会绝非只是精神性的活动，而是社会的物质性力量。从威廉斯将文化视作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到霍尔认为文化是以“社会群体在其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14]78，再到菲斯克定义文化是大众的反抗意识“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14]2，可以看到，文化在伯明翰学派的理解和运用中从来都不是被“基础”单向度决定的“上层建筑”，而是与社会其他构成要素间有着深层次的互动。

　　在此视域下，学派一方面深刻阐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维护和再生产统治秩序，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一直没有爆发大规模工人革命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也指明了当代语境中不同阶级间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另一方面则有力扭转了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弥漫的精英主义文化观。虽然学派在不同阶段对主体和结构间的关系看法不同，但他们始终相信，“在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内部也不只有一种趋势在起作用。那些并不处在权力顶峰的群体和阶级，仍然会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寻找表达和认识他们的从属地位和经验的方法”[23]。

　　但是，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存在的重大不足也值得深思。尽管学派理论上承认经济对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纵观各个阶段的研究实践，都甚少谈及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而是始终局限于探究上层建筑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藩篱之内，这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分析文化现象不平等的根源，落入了文化决定论的窠臼。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派内外质疑声的不断扩大，当代伯明翰学派的继承者们已经开始认真反思研究路径的重大不足，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研究慢慢展露出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