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

《新时期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发表期刊：《高教探索》；发表周期：2021年06期

《新时期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作者信息：沈黎勇，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公室主任、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在读博士生; 汪平，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公室职员，硕士; 林成华，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高校教育基金会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身处全球治理的大变局时代，提升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顺应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双一流”的重要体现。文章从政策保障、主观意识、投资机制、队伍建设、风险控制等五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 高校教育基金会; 财务管理; 治理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高等教育募捐制度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竞争性及外部性等准公共物品属性逐渐增强，决定了“高等教育必须构建政府、受教育者以及社会 三位一体的财政体制与经费筹措机制"。学者的研究诸如美国教育经济家约斯通(D.Bruce Johnstone)

　　的成本分担理论等为国外高等教育资金政策提供了制定依据，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则“通过发起和强化私人募捐来应对”[。在此背景下，耶鲁大学于1890年设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为接受和管理校友捐赠的教育基金会，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募捐制度确立。实践和研究表明，高校教育基金会可以增加高校财政的稳定性，“使高校减少对政府拨款和学费、运营收入等的依赖，增强高校自治能力"1：可以“支持师资队伍发展、增加对学生的奖励与资助，为前沿创新研究提供资金，支撑校园基础设施和技术更新，维护图书馆、实验室等其他校园资产"t;还可以“通过交流传递、认同筛选、参与规划及激发约束等机制来构架高校与外部利益相关体之间联系与合作的桥梁，促成"政府一市场一学术，的权力均衡，优化大学治理结构”[]。长期以来，教育基金会已成为美国高校经费的关键来源，尤其是私立大学，其财政经费占比一度达到45.9%回，而一流大学的平均预算占比约25~56%切。

　　回溯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由高校发起并登记注册在民政部门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亦旨在汇聚社会资源、吸引民间资本，合力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兴起至今，其己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和设施建设、科研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诸方面的重要保障。尤其近年来，国内高校支出总量逐年增加趋势明显、财政拨款收入比重降低回，高校教育基金会的作用愈加引起重视。新时代，深化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本文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出发点，对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梳理成因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一、概念界定

　　一般意义上，财务管理泛指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是基于一定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

　　(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现代财务管理发轫于19世纪末，而相应规范化的理论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以筹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财务理论、以财务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财务理论、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标志的现代财务理论三个阶段回。国外财务管理理论多数以财务活动本身为研究对象，着力研究资金筹集、市场投资行为和股利分配等财务管理实务。国内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则主要针对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财务概念，侧重于上层建筑。王化成等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基于财务管理假设、以财务管理目标作导向，将财务管理理论分为基础理论

　　(基本范畴、财务管理原则、财务与会计的关系、财务管理方法、价值观念、市场效率和治理结构等)、通用业务理论(筹资、投资、营运资本管理、分配)、特殊业务理论(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企业并购财务管理、国际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破产财务管理)和其他理论。李心合指出，传统财务管理在新古典的数理框架内演变，形成数理财务理论体系，涵盖了一个目标函数(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投资决策、融资决策、股利决策、营运资本管理)，以及一个财务工具箱(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传统数理财务学的现实偏离性、学科断裂性以及环境滞后性均愈加显著，因而需要不断开拓研究视角与领域，向制度财务学、利益相关者财务学等延伸。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是指非营利组织处理与政府、资源提供者、债权人等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财务管理活动。不同于营利组织的利润最大化和每股盈余最大化，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社会贡献[10。王秀华等认为，为达到这一目标，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应保证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资本结构的合理性、资金配置期限的匹配性，以及财务活动的代际公平性等。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高校以募集教育资金为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其财务管理指的是围绕这一基本性质并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而开展的一系列专项管理与资金运作、监督、维护等经济活动过程，既符合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一般共性又存在着所有权形式特殊、以校友捐赠为关键资金来源等特性。徐剑等认为，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目标有二，一是可持续地对捐赠人负责，获取含捐赠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信任，树立良好形象，和谐社会再分配过程;二是有效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项目、资金价值最大化，这与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社会贡献"的理念一致。

　　二、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财务是高校教育基金会日常治理的核心环节，财务管理关系到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成本和资金使用效率，与高校及教育基金会的声誉密切相关，是高校及其教育基金会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因而，加强新时期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是顺应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构成。具体而言，财务管理对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收支管理与保值增值两方面。

　　(一)收支管理：提升资金效用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收支管理是针对捐赠、投资收益等各项收入以及公益事业、行政办公、工资福利等各项支出的管理，主要是规范收支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等，其重点在于项目资金的管理。基金会根据捐赠项目性质单独立项和建账，由项目负责人管理资金的具体使用。就此而言，一方面，应重视申请流程的规范性，就每个项目成立管理委员会、制定周密计划书和详细预算，通过分级授权等形式明确资金审批权限，实现“财务负责人一支笔，责权利相当"11。另一方面，也应注重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就每个项目做好独立核算、决算与审计，要求项目负责人定期报告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明细，并及时向捐赠人披露，公开透明。

　　(二)保值增值：驱动内生发展正如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对市场投资行为的青睐，合法、安全、有效地实现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是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要务。国外高校教育基金会经验表明，一方面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捐赠收入增长会逐渐达到瓶颈，难以持续满足高校日益扩张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卓有成效的投资可以显著分担高校支出压力。譬如，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投资委员会下设立投资办公室，通过精选管理人来进行市场化配置投资组合。2019财年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为303亿美元，过去20年投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1.4%，为学校发展创造了286亿美元收益。再如，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成立哈佛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独立运作。2019财年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为409亿美元，1974年至今，投资平均年化收益率超11%，覆盖了学校三分之一的运行开支。探究两者投资模式，其代表了世界一流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典型范式，即通过设立专业机构或管理公司分散化、多元化配置资产，涵盖债券、股票、私募股权、绝对收益(对冲基金)、房地产、自然资源等，侧重于国内外股票及私募股权(含杠杆收购及风险投资)等权益类资产。耶鲁投资办公室在私募股权投资的配置比例更是年均维持在三成以上，注重长期回报。2019财年耶鲁投资办公室与哈佛管理公司的最新配置组合如图1和图2所示，二者固定收益类占比均为7%，权益类占比分别为54.5%与46%，绝对收益(对冲基金)占比分别为23%与33%，房地产、自然资源等实物资产占比分别为15.5%与14%。

　　三、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当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财务管理相较而言发展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优化。本文从政策保障、主观意识、投资机制、队伍建设、风险控制等五方面着手，研究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现状。

　　(一)税收优惠和配比激励有待提升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和保障，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和配比激励上。一方面，高校教育基金会在获得公益性社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后，企业对其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享受税前抵扣，超出部分可向后结转3年：个人对其捐赠支出在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享受税前抵扣。另一方面，自中央财政设立捐赠配比专项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后，浙江、北京、深圳等省市也相应推出配比政策。税收优惠与配比激励有效助力了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壮大，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待提升。譬如，当前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收益并未纳入税收优惠范围，而投资收益作为高校教育基金会重要收入，若能给予税收减免，势必将进一步激发基金会活力，促进基金会运作良性循环。再者，在美国，个人对高校捐赠后享受的免税额度可达当年收入的50%，超出部分可向后结转5年，相比之下，我国这方面政策仍存在优化空间。此外，虽然国内已有省市参照中央政策对地方高校施行捐赠配比，但尚未实现全覆盖，相应补助比例也可以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提高。

　　(二)主观治理意识有待增强

　　当前多数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治理的主观意识，尤其是投资的主观意识有待增强。多数高校教育基金会出于防风险需求，投资理念较为保守，仅满足和局限于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投资品种相对单一。当然，这和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整体规模相对较小、承担高校支出比例较低有一定关系。数据显示，2017年底，美国在册的854家高校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合计约5540亿美元，而同期我国549家高校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合计仅约400亿元人民币，对比显著。2018年末，我国注册登记于民政部的19所高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合计约200.26亿元，慈善支出占2019年高校预算的平均比例仅约1.08%，[2 2013-2018年末19所注册登记于民政部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情况如图3所示。

　　(三)投资制度、架构和团队有待健全国内多数高校教育基金会当下尚无规范的投资制度、专业的组织架构和执行团队来市场化配置捐赠资金。少数高校譬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其教育基金会在理事会下设置投资委员会，监督和指导专业团队多元化打理资产。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由资金运作部及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责，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由首席投资官带领投资事业部运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则由财务部投资团队执行。鉴于注册登记在民政部的高校教育基金会整体运作更具规范性，信息披露也更具透明性和完整性，本文以注册登记在民政部的19所高校教育基金会为例，于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获取公开信息进行统计，管中窥豹，以反映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现状。由图4、图5可知：尽管近五年19所高校教育基金会整体投资收益逐年增加，且剔除通货膨胀

　　(CPI)影响后整体投资收益率年均在3%左右，但是分化效应显著，投资收益(率)

　　主要为头部几所拉动，其余10余所表现不尽人意，甚至于仍有4所至今未开展投资活动。19所“模范生”尚且如此，其他500余所在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高校基金会投资活跃程度则更低。总体而言，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活动仍在起步和规范阶段，投资制度、组织架构、执行团队等有待健全。

　　(四)队伍建设有待加速适应市场规律财务管理队伍的分工体系、业务水平、人事建设等方面有待加速适应市场规律。其一，部分高校教育基金会在会计、出纳、投资等岗位的人员配备上存在兼职现象，专业化分工体系有待深入健全。其二，日常业务上的“规范性”与“灵活性”有待继续提升。譬如，基金会会计核算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须进一步明晰和保证。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会计制度应使用权责发生制，这区别于高校财务一般所使用的收付实现制，两者不可相混淆，以便更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基金会财务运行信息。其三，多数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在人员的考核、激励、淘汰、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培训等人事建设上，亦有待加强，以便更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打造更加专业、更高效率团队。

　　( 五) 财务风险控制体系有待成熟

　　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尤其是对捐赠资金入口的审核、项目支出的督察，以及投资风险的管理有待成熟。一方面，对捐赠方及其资金来源有待全面和深入地加强研究与审核以保证其安全性，目前仍存在着个别因捐赠方违法违规经营等因素导致捐赠资金被冻结或无法到账等现象;另一方面，项目资金支出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评估和动态调整有待强化，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也有待提高。此外，投资业务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关于投资品种的集中度、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产品的预警和止损等准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和细化。

　　四、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完善建议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需顺应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及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为根本，坚持创新、协调、开放、包容、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审慎控制风险基础上，实现财务管理更深层次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保障“双一流”建设，更有力地回应党中央、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期许。为了优化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上述现状，本文从三个角度提出建议。

　　(一)激发活力、增强意识：创新政策体制、深化筹资机制

　　一方面，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治理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推动，应维系和加大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改善和协调外部环境。譬如，适当提高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及投资相关税收的减免力度，提升财政配比广度和深度，及时完备和创新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政策等，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引导社会风气，营造更浓厚的教育慈善氛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促进高校教育基金会及其财务管理现代化。另一方面，以包容理念改进管理体制不容小觑。业务上可以通过劳务派遣等形式增加配备各岗位专职人员，做到术业有专攻、各尽其能，深层适应市场经济;管理上可以减少对业务拓展思路、渠道、开销等的束缚，提升沟通与执行效率，加强宣传力和影响力，厘清人员的考核、晋升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增加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训，打造高效团队。

　　再者，就高校教育基金会而言，筹资亦是财务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化筹资机制，积极筹措捐赠资金，扩大捐赠资产规模并增加慈善支出在高校预算中的分担比例，可以提升管理层对财务管理的重视度，增强治理意识。具体而言，筹资机制可就以下两点进行深化。第一，加强校友工作。校友捐赠是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的重要构成，通过建立和完善校友信息库，组建和活跃全球各地校友会，增进与校友的日常联络，维系与校友的情感，构建校友共同体，可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打造良好铺垫。第二，重视项目设计。通过分别针对捐赠群体以及院系等展开深入调研，一方面了解和掌握外部捐赠者的偏好，另一方面熟稳校内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需求，在有效匹配的基础上主动设计出优质捐赠项目，特别是在同企业的捐赠合作中，实现高校与企业间的资源优势互补[1，创造共赢，打造“品牌效应”。例如，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恒逸国际交流基金一文菜项目”，既很好地服务了国家东盟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又实现了企业和高校的互利共赢，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有利于基金会规模的持续扩大并强化管理层对财务管理的重视。

　　(二)促进多元、追求稳健：开放投资理念、健全投资机制

　　投资作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其本身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风险与收益正相关，开放投资理念、承担相应风险是前提。譬如，受金融危机影响，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2009财年投资收益率为-24.6%，当期资产大幅缩水。可见，其出色的长期投资业绩背后亦承担着短期波动的风险和亏损的压力。在此基础上，投资机制的健全可以从四个维度着手。第一，要完善组织架构。建议一方面适当增选具有金融经济和投资背景的理事，以增强理事会投资决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理事会下设立投资委员会，监督和指导专业团队日常运作。投资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既做到“校内与校外结合"，又实现

　　“行政、学术与业界结合”。理事会对投资委员会的授权应充分，尤其在投资项目决策上，可采取分级授权制。除重大投资事项外均由投资委员会审批，以提升投资时效性，而投资结果应依照《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

　　向理事会汇报。第二，要改进投资方式。建议采取以精选外部专业金融机构管理为主，结合少部分直接投资的方式。世界顶尖高校捐赠基金经验表明，这种方式更为灵活，可调整性更高，且能使内部团队更专注于从全局角度研究和配置大类资产，从而提高基金会投资效率。譬如，哈佛管理公司近年来已逐步剥离内部各细分类别资产的自营团队，向以委托外部管理为主转型。第三，要丰富投资策略。建议秉持“分散化、多元化”原则，全球范围内构建债券、股票、大宗商品等各类资产组合，在满足短期现金流基础上适度拉长投资周期，分散和对冲不同类别及不同国家、地域资产的风险，熨平组合短期波动：同时要增加对私募股权、房地产、自然资源等另类资产的研究、配置和管理。耶鲁投资办公室数据披露显示，过去20年内，私募股权投资中杠杆收购为其带来约12.6%的年均收益，风险投资为其贡献约241.3%的年均收益，房地产与自然资源投资年均收益则分别约为9.0%和14.7%，成效斐然。本文选取国内定期存款、债券、A股、房地产以及国外美股、黄金、原油作为公开市场主要大类资产3，分别将国内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企债指数(000013.H)、沪深300指数、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标普500指数、COMEX黄金价格及WTI原油价格作为指标，用国内通货膨胀(CPI同比)为比较基准，以近15年公开市场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发现各类资产剔除通货膨胀后的年均收益率 ( E) 与波动率 ( 标准差，σ)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近 15 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剔除每年国内通货膨胀后，主要大类资产中年均收益率最高的是 A 股，最低的是一年期定期存款 ( 年均收益率不及通货膨胀) ; 波动率最大、风险最高是 A股，最低的是一年期定期存款; 而收益与风险比最高的是国内房地产 ( 每承担 1 份风险可获取 0. 93 份收益) ，最低的也是一年期定期存款。由此可知作为高校教育基金会，将捐赠资金全部配置于银行定期存款以求低风险、全部配置于股票以图高收益，亦或全部配置于房地产以期最简便等单一资产配置策略均欠妥当，应通过赋予各大类资产不同权重，构建多元化组合来实现在整体风险最小的基础上收益最大化。

　　最后，要充分利用依托于高校的天然优势，开拓合作与共享。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投资与捐赠联动、基金会与校友会联动、基金会与地方合作联动等机制。譬如，金融机构将超预期的投资业绩报酬返捐给基金会，形成长期共赢的优良模式; 再如，基金会可与校友企业或政府引导基金在定向增发、产业并购等金融资本运作和投资项目上加强资源对接与携手合作等等。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对校内院系等科研技术培育和成果转化的关注，通过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基金等形式对优质项目给予支持，获取潜在股权投资收益亦或股权捐赠回报等。

　　(三)加强规范、提升效率：优化收支管理、细化风险控制

　　优化收支管理和细化风险控制是高校教育基金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本文认为，收支管理的优化可以从会计核算、项目资金管理、数据平台建设等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制定一套完整会计细则，单独核算，有别于高校财务部门一般所适用的收付实现制，更准确地反映基金会会计信息。其次，要优化项目资金管理。应精细化管理项目资金的具体使用，尤其须明确各类项目资金审批权限并简化审批流程，促进财务开支与报销过程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互补融通，实现“最多跑一次”，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再者，要促进数据平台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创新。譬如，通过升级和优化账务、报销、项目及票据等管理系统，实现数据自动化录入、推送、共享以及线上审批等，进而提升财务管理效率，有效减轻日常管理负担。

　　风险控制上，一方面要加强对捐赠方及其资金来源的研究和审核，规避因捐赠方违法违规经营等因素而导致捐赠资金被冻结或不能到账的情形;另一方面，要强化项目资金支出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评估和动态调整，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增加财务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可持续地对捐赠人负责，树立良好声誉，形成良性循环;再者，要完善投资风险控制体系，规范投资流程，细化投资品种的集中度、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产品的预警和止损等准则，审慎控制投资风险，稳中求进。五、小结

　　某种意义上，高校教育基金会是政府以及包含校友等在内的外部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彰显和强化民族使命感与群体归属感的桥梁。一流的教育基金会已成为一流大学的标志。高校教育基金会应主动担当起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排头兵的重任，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将有利于更好地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也将更扎实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助力中华民族在全球格局重塑中以更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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